「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159期通訊，2009年2月26日。
各位朋友好，
一本新書，很難得，介紹如後：
敲打天堂的門，古巴
288頁／定價350元／全彩平裝 3月9日 出版（台北：大家出版公司）
【作者來台座談會】
3/14（六）15:00-16:00 誠品台大店B1文學書區
3/15（日）15:00-16:00 誠品台南店B1書區舞台
免費入場，歡迎參加 ★古巴革命成功五十周年紀念★
梁文道、張翠容、張鐵志、郭力昕、馮建三、褚士瑩…強力推薦
作者：美玲（香港人，現居古巴，長期為NGO開拓資源）
芳子（香港人，擔任香港和中國非政府組織的顧問）
「到過古巴的人，准會愛上它，但你會慶幸，你不用住在古巴。」
古巴，一個努力實現理想國之夢的國度，物質完全匱乏，精神卻驚人地豐饒。
古巴半世紀遭受全球禁運之苦，卻在石油危機中發展出了有機農業、社區互助；古巴人民所擁有的物資極少，但識字率、醫療服務卻是全球一流水準；古巴文化大放異彩，他們用黑色幽默，用音樂、舞蹈、藝術創作，將生活變奏，也用這些來愛古巴、恨古巴。
古巴人在這場理想國的實驗中嘗遍酸甜苦辣，談起生活種種，他們對自己，也對別人說：「死不了，我們不但死不了，還活著，活得好好的。」
透過兩個在香港長大、接受西方教育、受過資本主義洗禮，跑過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女子的視角，希望能為大家打開另一道進入古巴的門，即便是一道不起眼的小門。
【作者的話】 為何古巴？
因為我那無數的疑問，例如小小的古巴如何抗衡近在比鄰虎視眈眈的霸權、古巴人如何在極度的物質匱乏中找到平安喜樂、人們如何活出社會主義或人類最原始的理想價值、為什麼他們笑得那麼開懷、為什麼他們舞得那麼忘情……──作者 芳子
他們一方面活得那麼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那麼活潑幽默，不畏自我解嘲地面對生活的種種試探和挑戰。古巴人原來是百分百追求快樂的機會主義者，而他們會用相等勁力，踏實地去追求人類的理想主義。
──作者 美玲
【推薦人的話】
不是格拉瑪號，不是卡斯楚、切或勞爾，不是旗幟和口號，而是別樣的價值，別樣豐滿的生存。兩個香港／亞洲的女人，以她們聰慧而幽默的凝視和文字，為我們勾畫一幅不同的古巴風情。同是，也是今日世界的不同路徑。──推薦人 戴錦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
【討論焦點】關於本書 關於古巴
* 孿生陌生人？──古巴，其實肖似台灣？
這個對我們來說很陌生的國家，其實與台灣在命運上有著相似處：同樣是島嶼國家，同樣緊鄰世界強權，同樣在國際地位上，充滿困境。從歷史到經驗，古巴還有太多故事，值得我們反思與探索。
* 沒有LV、沒有漢堡可樂，古巴人一樣很快樂！
古巴的物資匱乏舉世皆知，但古巴人仍讓自己活得很開心，這大概沒多少人知道。
古巴人擁有值得驕傲的一流醫療服務、周全的兒童教育、動人的音樂與藝術創作，
古巴人或許不富有，卻都活得很有尊嚴、很快樂──而且，從不放棄夢想。
* 用創意迎戰現實艱困，而且贏得漂亮！
古巴半世紀以來深受全球禁運、經濟封鎖、外交制裁之苦。但古巴人透過發展有機農業、永續環保、社區自助等方式度過難關。古巴沒被美國打倒，他們站了起來，而且成為許多國家取經的對象！
* 生態農耕，匱乏中逆勢走出的幸福之路
古巴遭逢經濟危機時，以發展在地農業替代吸引外資，施用有機肥、蓋起自己的小實驗室，重建人與土地的關係，自立更生式的農業轉型，反而帶來意想不到的轉機。
* 別說不可能 V.S. 人類(台灣)社會的另一種可能
在古巴，小孩與孕婦最重要，教育與醫療都是免費的社會服務，人民雖然不免為生活愁苦，但言談間仍然以重要的社會責任自豪。在西方經驗與資本主義之外，我們是否有別的可能、別的選擇？
* 勇氣、熱情、正義感 兩個東方女子的古巴追尋
美玲與芳子兩人，都在香港長大、接受西方教育、跑過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
美玲曾遠赴中南美洲、非洲擔任義工，在城市農場工作，替無政府組織（NGO）開拓資源；芳子則因工作與個人興趣，去過歐洲、東南亞、大陸等等許多地方。
透過書中影像與文字，我們不僅看見（部份）真實的古巴，也看見兩個與眾不同、散發光芒的生命。
古巴直擊之二 中國人在古巴
中國人的足跡，早在全球化波及世界各地之前，已經遍佈各國，在古巴亦不例外。但活在古巴的中國人，卻有一段與別國不同的際遇。
追溯歷史，第一批華工遠在1847 年時已抵達古巴，距今已逾160年。十九世紀中葉時滿清政府的腐敗，以及鴉片戰爭帶來的貧困，令廣東省沿岸的華人不惜遠道而來求生，並陸續成為當地勞動人口的重要一員，在西班牙殖民者的甘蔗莊園裏，他們更取代了黑奴，成為主要的勞動力，到了古巴人挑戰西班牙人的統治，爭取獨立的戰爭時，華人亦起重要的貢獻。不少華人更與當地人結婚，誕下混血兒的後代，開枝散葉。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古巴的僑社堪稱全美洲最大，愈漸富裕的華人早就脫離華工行列，成為農莊主之外，更多人選擇在首都夏灣拿經營南北行或者其他生意。他們只意想不到，在他鄉追求安穩生活的美夢，卻因為1959年時古巴革命取得勝利而劃上句號。卡斯特羅上台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府陸續將私人產業國有化，雖然其時不少華人選擇離開古巴，但因為經濟或其他各種理由而離不開的，卻大有人在。來到2009，這樣的中國人只剩下二百多個，且大部分年紀在七十開外。命運彷彿跟他們開了一個最大的玩笑，結果是進退失據，只好靠回味往昔度日但同時垂垂老去。
中國人遠走他鄉去追求理想生活的故事，一直在世界各地不斷重演又重演。當我們在夏灣拿碰見這批逐漸被遺忘的「中國人」時，卻也遇上了厭倦資本主義社會運作方式的香港人，特意前來這個「吃大鑊飯」的社會主義國家，追尋生活裏另一種可能性。他們之間興許不同，但他們之間卻又何其相似，分別只在於有人可以選擇，有人卻不……
Martha Isabel Cepero Chang是一個混了黑人血統的「中國人」。她的母親姓Cepero，父姓則沿用祖父的 ── 祖父陳瑞生來自廣東南海，在1926年來到夏灣拿，並娶妻生子，所以母親一代已是混血兒。祖父於79歲時在古巴去世，當時母親只有八歲。
我愛白鳳丸
「母親有時會和我講中國話，都是與食物有關的。」她一邊說，一邊嘗試覆述母親的中國話，但我們怎麼都猜不到話中的意思，語言的聯繫就這樣隨時日輾轉相傳而最終失落。三年前，她曾經沿祖父留下的地址，前往古巴的中國領事館求助，然後寫信到南海聯絡祖父的姐妹，但信件都被退回，也不知親戚們是移居了香港，搬到別處，還是都去世了。
尋親沒有結果，但Martha Isabel卻沒有就此斷絕她與中國之間微薄的聯繫。母親曾在古巴華人會館註冊了戶籍，又是唐人街裏陳氏宗親會的會員，她在年前也申請成為會員，經常到那裏去買點吃的用的。會費只收12古巴比索的宗親會，每年10月1日還會慶祝中國國慶，每月為會員搞生日會等等，有時也會分發一些食物。當Martha Isabel取出一紅色小罐由宗親會商店買回來的中國清涼油（性質類似萬金油），又翻出某個中國客人送她的一盒天壇牌烏雞白鳳丸，並告訴我們她十分喜歡中國藥物時，我們頓時生出一種錯綜複雜的感覺，文化混雜的氣息一如她身後的牆上的擺設一樣複雜：中國的「福祿壽」，古巴黑人公仔，還有天主教的基督像，都同時出現在同一時空。
小生意求存
日常生活，Martha Isabel靠的是出售自家製作的手工布藝維生。十八年前她曾在船廠當美工，但後來船廠與另一家合併，裁去部分員工，她也失去了工作，但當時的法例對勞工有百分百保障，在裁員初的兩年，仍然照發全數薪水，其後三年則發六成。期間她便上工藝學校去學習縫紉、編織和刺繡等手藝，希望謀個生計。現在，每星期她都會將自己在家中手工縫製的披肩、牀罩或者衣服，拿到夏灣拿舊城中心最熱鬧的大街Obispo的手工市集向遊人出售，每月約能賺265C UC，算是很不錯的收入。
在計劃經濟下，國家逾七成的商業活動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價格也由政府決定。雖然政府在非常時期開始發出牌照，准許小規模的商業活動，或出售手工藝品，或開辦一些最多僅可容納12人的私人小餐館Palladare，或者將家居變成Casa Particulars，以廉宜的租金把房間當旅館租給外國遊客。但政府對於私人商業活動的態度始終步步為營，時鬆時緊，一直沒有全盤放任。某個晚上，當我們光顧市內一家Palladare時，負責人便向我們表示，這些Palladare的數量已由高峰期的1,000多間下降到現在的100間左右，政府很少發出新牌照之餘，對於領有牌照者又諸多限制，陸陸續續便撐不下去，落得今日的光景。古巴距離開放自由市場，還有很遠很遠的路要走。
一份報紙，二百零八個中國人
在古巴人或者當地華人眼中，Martha Isabel已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要尋找地道的中國人，唯有到Barrio
Chino唐人街去。夏灣拿唐人街主要集中在Dragones、Salud、Reina、Zanja、San
Nicholas和Amistad等多個街區。這裏曾經居住了五萬華人，是全美洲規模最大的唐人街。除了中華會館，還有中國銀行、電影院、茶樓以及大量的南北貨店。由不同姓氏組成的會館或宗親會，數目更是美洲之冠，其繁盛可想而知。當年的華人，
有的被 「賣豬仔」到了古巴，或因淘金熱來到美國，再輾轉到鄰近的古巴；有的則在四、五十年代為逃避國內的戰亂而遠走古巴謀生。其中大部分都來自廣東地區，所以粵語是最通行的語言，大家動輒都會自動報上籍貫，南海、三水、台山、鶴山、四邑、新會、開平……籍貫便是認同與歸屬的象徵。
報社的黃昏
但現在的唐人街，這樣的中國人卻只剩下265個，另一個說法則是208個。數目雖有出入，但總不出三百之數，而他們的平均年齡是79歲，可謂死一個便少一個。革命後，古巴政府將私人財產國有化，不少富裕的華人都在那時移居美國或加拿大，隨後就鮮有後輩華人為謀生計到來。這些華人的下一代，也陸續離開古巴，只剩下老人家在此留守。雖然目前夏灣拿有中國留學生二千人，但後來的年輕一代跟這一羣在古巴生活了逾半世紀的華人，卻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我們到訪的《光華報》社，最能反映出古巴華人社區自五、六十年代以來由盛轉衰一路萎縮的一頁。在最繁華風光時，夏灣拿一共出版四份中文報紙（《文星日報》、《開明公報》、《華文商報》及《光華報》），但迄今只剩下一份革命前已支持左派的《光華報》。《光華報》在八十年前創刊，每周出版，印量二至三千份，後來則變成每兩至三周才出版一次，印數只有500份，資金主要由中華會館多年來累積的基金支援。
報社裏，外間是一個既簡陋又窄小的辦公室，無論是總編輯、
記者、校對或是其他人，一起出現時卻也不嫌擠迫，蓋因報社現在只有八個人上班，老人家們通常身兼數職，兩三雙手便將從當地中國領事館收集得來的中國報章，再加上近日的本地消息以及港報連載的武俠小說，拼湊成一份四版紙的報章，最後一版更使用西班牙文。來到裏面，除了一排排密密匝匝的鉛字，後面便是一台歷史逾百年的古老印刷機 ── 在當時，這可是最新式的活字印刷機！曾經有法國人想向他們買入這台古董印刷機，他們卻拒絕了，因為要賣也只想賣給中國人。空氣和光線在這個昏暗的空間裏彷彿凝固不動，沉靜的機器見證了這批華人的老去和報業的蕭條。
兩個月前，因為負責撿字的師傅抱恙，報紙不得不暫時停刊。
普通話熱潮
分別年屆84和75歲的負責人蔣氏兄弟對我們說，「過得一天便是一天。有留學生想來幫忙，但我們哪會有錢請？連我們的薪水都不過夠吃一天兩頓，差不多是義務性質啦！」黯然的光景，跟我們後來造訪的傳統藝術館形成了有趣的對比。位於Salud街上的傳統藝術館，開在一幢有兩百年歷史的西班牙式房子裏，從前曾經是煙草工廠。十二年前成立的傳統藝術館旨在推廣中國文化，但在貧困的夏灣拿，這裏並沒有顯得特別堂皇豐盛，大門右邊一個陳列「中國藝術品」的房間，雖然有木製中式圓拱門點綴，但裏面卻只有兩三個零星的玻璃櫃，陳列再普通不過的中式茶具或擺設，房間和飾櫃空蕩蕩的，令人有些尷尬。
老師鄧美洲以彆扭的廣東話向我們解釋箇中內情。也難怪她，雖說祖籍廣州，但在古巴出生，接觸中國話的機會並不多，因此她的中文裏夾更多的西班牙語。這裏的學生和 老師也不多，學生有25人，每星期三天來這裏上每節兩小時的課，其中有小學生，也有六十多歲的老人家，一起擠在一個課室裏。兩個老師則是在當地出生的古巴裔年輕人，普通話發音雖然還算過得去，但音調卻時有浮動不穩的狀況，不過他們都為自己的普通話而自豪，更特意邀請我們觀看他們上課的情況。近年來全世界都掀起了學習普通話的熱潮，想不到在夏灣拿這遺世獨立的一隅也不例外。
在《光華報》社不遠處的龍崗會館，則結聚了劉、關、張、趙四姓的華人。在吃不飽穿不暖的特別時期，也促成了龍崗會館老人中心Casa de Abilelo的成立，為同鄉的老人家們提供免費三餐。
主管龍崗老人中心的趙仲鵬，頭上永遠戴一頂棒球帽，臉孔曬得黝黑，瘦削的身材，總是穿牛仔褲，但原來他今年已經79歲，一如中心內其他老人家，他的樣貌要比實際年齡看起來年輕。一見面，趙 先生便把我們帶到會館的三樓，穿過沙塵滾滾正在裝修的房間，來到房子最末端去參觀一座百年前由中國遠道運來的中式祭壇。高聳的紫檀木祭壇仍然堅固無比，只是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塵垢。
老人中心
雖然有政府資助，但資源畢竟有限，所以免費供應的飯菜不外是一塊小小的肉，一小盆以黃豆或黑豆熬成的湯汁，有時稠有時稀，再加一小堆有點乾硬的白米飯，且每天如是，雖然說不上美味，但依然吸引數十名老人家來這裏排隊輪候，堂食之外，還往往自備餐盒打包帶回家去，留待下一頓再吃。這數十年由盛而衰的經歷，令他們深切地體會到挨餓受窮的滋味。政府供應的糧票每月只包含六至七斤米、五斤糖、半斤油，還有一片肥皂，當然捱不到一個月，每天都得擔心下一頓還有什麼可以吃，又怎會講究吃些什麼？得悉了這些，縱使飯菜冷冷的，我們吃進口裏時還是小心翼翼地把它吃光，不敢浪費一丁一點。
理想與幻滅
如果夏灣拿真的只剩下208個華人，他們的故事是那麼接近，際遇卻又那樣不同。當年他們都為了追求更理想的生活，而由貧困的中國南方不遠萬里跑到繁華的夏灣拿，結果卻同樣被困在一個凝住的時空裏，進退失據。來自鶴山的老婆婆Ofelia，本姓鍾，由廣東嫁到夏灣拿，而當時的夏灣拿，中式海味雜貨店林立，要享用家鄉的鮑參翅肚並非難事。古巴人吃慣的黃豆黑豆她始終吃不慣，還是懷念從前的腐竹冬菇蠔豉海味。早期不少華人受同鄉叔伯慫恿來到古巴，大都在這些雜貨店裏打工，唐人街內還有廣東茶樓和四家電影院，假期時人人都上茶樓「一盅兩件」。但在革命政府上台後，電影院和茶樓統統都關掉了。政府在1962年正式推行、並一直維持到今天的糧票計劃，可以說為最低下層的一羣提供了一個安全網，但在物資短缺的情況下，糧票所能保障供應的東西也比八十年代時要緊絀得多，Ofelia雖然不喜歡很快便被蟲蛀的配給米，但白米的黑市價卻要3.5C UC一斤，比政府配給的0.2C UC貴上十幾倍。她小聲地對我說：「有本事才有好吃的。還是早日的政府好呀。」
90歲的馬先生是我們遇到年紀最大的一個，當年曾經參與過抗日部隊，後因避戰而來到古巴，距今已六十年。多年來，他好幾次想離開，但因為各種原因而不果，最初是沒有錢，到後來向中國領事館六次求助，卻因為他早加入了古巴華籍而無法取得移居資格。命運好像跟他們開了一個大玩笑：因為華人若不入籍，在當時根本無法獲得工作的機會，也就是無以維生，但反過將他困在這裏的，竟然也正是這個古巴華籍的身分。
混血兒的鄉情
除了這些在中國出生的華人，前來龍崗領取免費餐的，還有不少是混血華人，有些更完全不懂得說／聽中國話。69歲的Josefina，父親來自南海，她只說西班牙語，甚至要我們教她念她的中文名字：吳射芬。雖然不懂中文，但這些混血華人對中國親人的掛念卻溢於言表。Josefina的父親1972年在夏灣拿過世，但她仍然保存兩位叔伯及嬸母當年寄給父親的照片，並主動將自己二十歲時的照片拿給我們看 ── 照片中的她更像外國人，梳當時流行的髮型，衣裙包裹豐滿的身材，竟然有點電影明星的風範。對照今天近七十歲的她，中國人的神韻竟然隨時日而增添了幾分。這些混血中國人對隔絕數十載的親人的懷念，不能簡單地用「思鄉」之類去籠統概括，因為那是一個他們從未曾踏足過的「故鄉」，那是一些他們可能從未曾見過的親人。他們的中國夢，夾雜一份複雜的情感：貧乏拮据的生活讓他們儼如逃不出樊籠的鳥，更寧願把情感寄託在一個遙遠又朦朧的國度；而年紀愈來愈大，對異鄉的疏離與陌生愈發濃烈，也使得這個中國夢縈繞不去……
某天早上，再來到龍崗，不見了趙 先生，後來才發現他伏在桌子上打瞌睡。當他睡眼惺忪地抬起頭來，我發現摘下了棒球帽的他，樣子比平日要衰老得多，畢竟已是79歲的人了，只是他總要比其他人表現得更有活力，否則如何來主持大局？看見他，再看看他身後老人中心已故創辦人趙 先生的照片和靈位，一代又一代，就這樣子來了又去。將來會由誰來繼承呢？當這208個中國人都悉數過世之後，這個地方是否也會隨歷史而被湮沒？
第三世界裏的城市農場
往後幾天，龍崗老人家的遭遇依然深深地縈繞我，叫我反覆去思索古巴這個國度對於那些希望追求理想生活的人的意義。在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人來到這裏，尋找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來自香港的友人Mayling在古巴生活了超過三年，在夏灣拿農業大學念書並結識了同在大學裏教書的Eduardo。現在，她與 Eduardo及其母親一起居住在夏灣拿市的邊緣地區，她形容為「第三世界」的San
Miguel裏。
有機混耕
這是一幢政府在六十年代時為平民興建的樓房，約五、六層高，格局規模，儼如香港六十年代的公屋，乃是Eduardo的母親在46年前將原來位於Vedado
的房子與別人交換來的（房子不可買賣，但人們可以置換，在電台廣播裏常常會聽到這些消息）。由San Miguel前往夏灣拿市中心，車程大約要一小時，但這裏卻有一片仍在實驗階段的都市農場。農場的前身是座荒廢了的火車站，旁邊則是繁忙的公路，後面是貨櫃碼頭。跟從前單一種甘蔗田不同，這裏種的是中國白菜、豆角，還有紅菜頭、胡蘿蔔和茄子等等。田間還有一個培育幼苖的溫室，但在上一次颱風中被吹翻後，現在只有用簡陋的半透明膠簾覆蓋，仍未有資源將其重建。
「有一段時間，古巴擁有的機器數量比美國加州還要多，但農作物的產量卻很少，機械農業在古巴從來都不可行。都市農場就始於那個特別時期，因為蘇聯不再供應肥料，從前依靠機器和化肥的大型農耕方式突然好像癱瘓了，於是就開始轉向小片小片的混耕方式。」結合了農、林和畜牧的混耕方式，恰恰是目前在先進國家愈來愈受到推崇重視的可持續生態農業。在古巴被曬到皮膚黝黑的Mayling，雖然沒有參與農耕工作，卻為一些非政府組織從事古巴農業政策發展的研究調查，與曾經到過俄羅斯和巴西等地學習農業的Eduardo興趣接近。「以前，蘇聯為古巴供應了七成的糧食，又購入大量古巴出口的蔗糖
── 古巴的農業，傳統上都是單一種植甘蔗，佔出口七成，食物反而種得少，習慣以蔗糖去換食物。一直到八十年代，蔗糖還是一切。後來蔗糖的價格愈來愈低，加上長年種植，泥土變得貧瘠，蔗糖出口也退居到第四位，比煙草還要少，第一位是出口到中國去的鎳。2000年以來，國家關閉了七成的煉糖廠，有計劃地分散經濟發展。有四十萬蔗農需要接受再培訓
── 他們都受聘於國有企業，國家提供再培訓計劃，讓他們學習新的技術。他們有的被派去其他合作社工作，學種別的農作品，有的則搬到城市去謀生。近幾年，蔗糖價格雖然回升，但因為國內產量降低，反而要從巴西和哥倫比亞進口。現在，古巴每年蔗糖產量為一百萬噸，其中七十萬噸供應家庭，另外的三十萬噸為工業用途，數量實在不夠。某些經濟學家因而認為，分散發展的方向是正確的，但策略可能要改變。」
Eduardo甚至認為，美國的長期禁運對古巴來說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古巴可以因此更加獨立，不像其他在經濟上依靠美國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在這次金融海嘯下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局部私有化
這一片面積合起來約有兩個足球場大小的城市農場，也體現了政府土地改革政策的變化。土地由當地的合作社借給農民，雖屬國有，但交由農民管理，所得農作物除優先繳付給當地的社區單位如醫院、學校、幼兒所和老人院，再撇除農民自用所需之後，剩餘部分可以直接向該區市民出售。
2006 年以後，政府更是改變了原來同時負責農民合約和價格的農業部門的職權，後者不再有權力主宰價格，農民在出貨後可以持合約單據直接前往銀行提款，杜絕了農業部官員拖欠農民的機會。同年，政府也提高了向農民收購產品的價格，將之與市場價格距離盡量拉近，且每個月都會按需要調節，並讓農民掌握價格的浮動。古巴以農立國，長期卻面對糧食短缺，令政府無法不正視農民的生計問題。
這個城市農場的營運成績算是不俗，因為本身共有八個銷售點。以前，這些農場除了出售自己的農作物，也可以從其他農場買入貨物再進行轉售（價格有上限），間接承認了「私有化有助推動農民的積極性」。「但在九月份的颱風過後，政府推出了多項措施。農場不可再將農作物轉售，只可賣給政府，以紓緩糧食問題。結果是某一些較富庶的城市和地區，都出現了有錢買不到東西的情況，反而邊緣的地區卻不愁貨源。另外為防止炒賣活動，一旦被發現經營黑市，農民的所有設備都會被充公；其三是夏灣拿以外的農場都不可以將產品運到首都去出售，以防人人都將農產品留給城市以圖賣個好價，從而導致鄉間的糧食短缺。」
糧食問題形同國家安全
為了解決災後資源不足，種種措施都可能是臨時性的。Mayling說，勞爾上台後在多次演講裏都提及他對農業問題的關注，並強調要改變整個結構。在全球糧食價格高企的形勢下，糧食問題就形同國家安全問題。從前牛奶都先由農民交到收集中心，再運到工廠變成奶粉，之後轉送到國營銷售點以低價發售，過程勞民傷財，市民亦無法享用到新鮮牛奶，只能被迫接受難喝的奶粉，但現在農民可以直接將牛奶出售。「有人說勞爾比哥哥卡斯特羅開放，其實他也沒有辦法不做這樣的選擇，因為在1993年後，古巴的可耕地下降了33%之多。農民現在每月的收入約為500C UP，比一般人高。收入更好的，更可以月入一至二千CUP，最好的方式當然不是有地一齊耕。」雖說如此，政府又在今年八月推出另一次土改政策，規定所有農民都要歸入合作社，措施仍然旨在限制農民的買賣活動，雖有彈性，但仍不鼓勵百分百的私有個體。另外，由國企掌控的種子供應或者灌溉問題，也仍然沒有得到紓緩。
Mayling 指出，勞爾曾表示過CUC將會在四年內消失，換言之，將不會再有如此懸殊的兩種貨幣。「人們其實對此仍然誠惶誠恐，如果糧票也要取消的話，有些人更不知如何是好。人們雖然投訴不能自由買房賣房，但這樣卻保障了農民的土地不被投機買賣侵佔。
」現在的古巴跟八十年代的中國何等相似：「究竟怎樣的改變才能在刺激農民積極性的同時，又保持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簡單的快樂
在自家後院的一小片土地裏，在香港曾經當過「周末農夫」的Mayling也在實驗他們的生態農業：種了十多種香草和果樹，從Eduardo母親那裏學習草藥的用法，又效法正式農場，飼養蚯蚓翻土，令泥土變得更有活力；附近的鄰居甚至還有人養雞養豬。收成的時候，鄰居們還會互相饋贈自家的農作物。 Mayling形容這個「第三世界」就是一個住了一千人可以自給自足的互助社區。雖然物資供應仍不穩定，就算買一個簡陋的儲水用塑膠水箱，也要花上 70C UC，且在黑市才有售。
應付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是Mayling都要面對的問題。但同時間，當地豐盛而又便宜的文化和音樂，卻也令她的生活充實起來。我們逗留夏灣拿期間，適逢拉丁美洲電影節，無論是在夏灣拿中城或者Vedado的電影院，從早到晚都有人在排隊輪候電影票，在Habana Libre酒店旁邊的Yara電影院看罷電影，不少人更會湧到街對面的Coppelia排隊去吃冰淇淋 —— 冰淇淋店的建築物儼如一隻巨型飛碟，內裏各處都擠本地人，稱心滿足地吃香滑的冰淇淋，那熱鬧的情景可以用蔚為奇觀去形容，令我們也看呆了眼：不過是一碗簡單的冰淇淋，他們卻將之弄得像隆而重之的大事，而且百分百的投入享受。看見這一幕，教我更多一點明白了古巴人的簡樸與天真。
Mayling 還推介我們到Vedado區內一個名叫Palenque的地方去聽非洲音樂，或者去Callejon de Hammel看當地藝術家Salvador Gonzalez在鄰舍社區裏建立的街頭畫廊。有不少遊客也愛去Palenque聽音樂，聽眾中還有不少當地人，七、八十歲的老婆婆更忍不住聞歌起舞。雖然我們到訪Callejon de Hammel那天下暴雨，看不成畫，但大雨帶來的水窪卻讓住在附近的孩子們樂翻了天，暢快地在雨中玩樂。這種簡單的快樂，也唯有在古巴這個大部分人眼中的「貧窮國家」才會有。
炎熱的八月天。不冷不熱的秋天。忽冷忽暖的冬春交界，是古巴，是香港。
天氣反常，接連兩個大颱風，橫掃整個古巴，弄得人心惶惶，響起糧食荒的警號。
走了大風又來個冷鋒，天氣報告說一個冷鋒將會在早上到達，令極度怕冷的古巴人急忙穿上冬季衣服，那怕只是一、兩天，冷鋒一過，這個小島又回復一貫的熱帶氣候，陽光熾烈的性格。
我想起住在香港坪洲這另一個小島的日子，每逢打風就去碼頭近岸邊觀浪，就是喜歡大海茫茫然般，在灰暗的時空下拍攝白頭浪。我笑古巴人「大陣仗」，對待颱風儼如像反美國霸權鎮壓，誰知看到電視新聞片時，看到浪高百尺，我暗自慶幸好運，避過不必要的危險動作。
住下來的日子
某一個星期一
颱風過後一星期，古巴一夜之間損失近一半的農作物，市場一夜間變得荒涼，只有幾條粟米、幾紮青葱，我四處張羅素菜與新鮮水果；城市農場也欠奉，它們受過量雨水影響，起碼得用上一個月的時間才可以恢復生產。捱不過一個禮拜，我終於忍受不了只吃雪藏肉的日子，走到超市買來一大包價值五個歐羅（大概50元港幣）的雪藏西蘭花！
「食」這個政治問題很弔詭，處身在一個大都市，如我們的香港，用金錢去解決食的問題被視為最正常不過的事情，所以要拚命去搵錢；卻沒有留意到在社區街市經營的小販日漸式微；大財團大超市的壟斷慢慢地改變了我們的消費模式、食的習慣和食物質素。十年後我們將對小孩說食炸雞翼、香腸、即食麵，是香港的地道傳統。
颱風過後的第二、三個星期，古巴的自由菜市場仍然是空空的；有錢都未必買得到所要的東西；反之，在比較偏離富裕中心的周邊社區，那邊的市場開始出現新鮮菜蔬、肉類與水果，而且價格比較便宜，是政府控制有人趁食物荒從中圖利的手段。
在我家附近，出現一批婦女，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七時結集成一個黑市市場，大概到九時許就各自拿餸籃分散到街上，裏面裝有新鮮乳酪、芝士、蜜糖、甜橙、番石榴、青椒、青瓜等等，她們並沒有趁糧食短缺而提高價錢，我不管她們是黑市作業向她們購買，相信中央控制食物分派過於死板，缺乏彈性以致食物因政府沒有到時收購而在田間腐爛，或農民被迫用來餵豬。每一次到這些婦女的地下市集，我都毫不猶豫地雙倍買下，多些補充，深知生活在古巴有兩句格言：今天有的，明天未必有。正在寫這篇文章時，超市已經有一個月沒有衛生紙，我只好埋怨自己為什麼在有時不多買幾包！
九份時間工作，一份時間玩
星期二
記得剛來到這國家的頭兩年，我用九份時間休息、逛街、很努力地看電影、跳現代舞、做城市農耕的義工、教瑜伽等等；用一份的時間工作讀書。踏入第三年，生活工作完全相反，有八個月的時間沒有上電影院，
而每日早上四、五點起牀，趁腦筋最清醒最敏銳的時候寫作，終於在十一月中完成國際樂施會在古巴的一個關於農業政策研究。
這個調查從組織一班古巴人開始，到開工作坊交流經驗與分析，以至攝影、設計封面，都是羣體工作，這個工作經驗十分……我覺得好玩，學到很多新的知識、新的體驗，心裏很是感激與我會面的老農婦、農夫，他們給我百分之一百的信任，談天說地，說到作為農夫這個職業，都說十分艱苦，古巴的陽光十分狠，可以曬傷眼睛和皮膚。況且這裏的年輕人有很多選擇機會，當醫生、從事旅遊業出路比務農條件好得多。而對這些老農民來說，生活和工作是分不開的。記得香港朋友Benny曾經到日本做義務農夫，回港後他對我說自己一個人做耕作是很寂寞的，應該以一個家庭為主體，農業才會搞得好，生活才會感覺豐富、舒服、滿足。
胡思亂想
星期三
在一個香港以外的地方住下來，我從不覺得是浪漫，只是每個人的選擇和愛好不盡相同。我選擇過香港以外的生活，主要在於自己沒有「根」的概念，我想住在香港只是一種習慣，正如有些香港人到外地旅行會帶箱「福」即食麵，擺脫不了這個吃味精的習慣。
選擇在外生活，是覺得自己在香港原地踏步，並且開始懷疑自己智商開始有下降迹象，記憶力衰退，於是決定向香港的生活和工作壓力說暫別，重新將自己的生活再拼另一個圖象；又或者索性將生活完全打散，辭掉工作，看看又怎樣。在香港，生活這概念很虛，工作才是實體。在香港生活可以不工作嗎？我的朋友芳子說沒有工作就好像沒有一個身份。這個身份包括很多不同的數碼，沒有它，你還是香港人嗎？
還記得，當自己辭掉工作時，有幾個朋友也是選擇暫時退下來，停一停，在酒吧聊天，我們不約而同地問：「乜嘢係工作？」怎樣才算工作，在特定的時間框框，在固定的工作間出現、發聲、勞碌，就是工作嗎？沒有酬勞的工作是工作嗎？沒有一個職位、一個銜頭是工作嗎？香港的臨牀心理學家建議有受精神情緒困擾的人不要離開工作崗位，說沒有工作反而會胡思亂想，於是有很多香港朋友繼續扮似很勞碌般，避免胡思亂想，甚至不再思想，因為一思想就出現恐懼，我通常會喚他們去相信主，找個水泡，這是宗教的社會功能。
一個外國人的身份
星期四
農業大學的外國人很多，有五百個以上來自拉丁美洲的年輕人，受自己政府資助、或古巴政府給他們獎學金就讀。我是自費的，每年要交上港幣兩萬元的學費，從我的角度看，這個費用是十分經濟的，它包括我日常的文化娛樂消費、交通費、醫療診費樂費等。這些開支是古巴政府資助的，如想看一齣電影，只需八毛港幣，一齣外國劇目或現代舞，只花費4元；一程45分鐘車程的巴士兩毛；醫療診斷免費，一般藥費二元。
關於在大學內的討論，尤其是與政治有關的，我都是多聽少說；作為外國人，總帶好奇心，支援公義平等這些概念，免不了將古巴浪漫化；要多聽就是想知道古巴人說的「古巴不會倒下來，但它不會進步。」究竟我接觸的與現實的差別有多少？
今天在大學內的一個話題觸到我的神經，我不想只是聽，也想說說我的感受。不只在大學，在古巴每一處都有為數不少的管理員（也有保安成分的），而每個機關都要求工作人員輪流當值晚上保安，即是說這些額外的保安人員實際上是多餘的，因為已經有受薪的保安管理員，幹嗎還要大學老師、醫生、機構工作員晚上當值；有人說這是政府想保持人民為國家當義工的美德，製造這些不必要的勞動。
就是在一個大學內部的黨會議上，有人控訴一個年輕教師不願當值晚上保安，這年輕人理直氣壯說不明白當值究竟有什麼意義，當時全場靜下來，似乎誰都不願意表態，最後會議主持說這年輕人的意見有他的道理，如他覺得沒有意思的話是不應勉強的，隨即各人附和。這件小風波突出了政治老一輩的思維方式與現時的年輕人有代溝，不能再以上一代的管治哲學硬放在這些小夥子之上，或者，很多離開古巴的青年，看不到一個個體，如果不集體行動，怎麼可以貢獻自己的一點力量。
好好保重身體
星期五
我以前也是沒有時間可以病。現在我學曉讓自己病，給身體一個抵禦疾病的機會。我曾經在古巴內的第一世界居住，即使館區Miramar一帶，現在它的第三世界區San Miguel de Patron住下來，兩邊的醫療系統同樣專業，區內的人不需要到醫院，就可以社區內進行基本診斷以外的綜合診斷和治療。我有一個家庭醫生，她曾轉介我在區內照X光、看腳專科，運用自然療法與針灸；最近我因為鼻敏感及作哮喘，被轉介到一個耳鼻喉和敏感專科，醫生更囑咐我多喝涼茶。以前因工作關係我也走遍大江南北，古巴醫療人員的細心、專業和敬業樂業的態度是十分普遍，不是個別的例子，我無法找到另一個我更加尊重的重人性化的醫療系統。這些醫生的每月收入同樣很低，究竟是什麼維持他們的職業高水準，只是單靠崇高的社會地位？又或是有機會出外服務其他國家（medical mission）的吸引力？
去年三月回港，循例做40歲過後檢查乳房的動作。由於沒有工作就沒有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需要自己買檢查、住院的保險，香港公立醫院排長龍，如有重病，排期做手術以年計算，這些人所周知。我是第一次買醫療保險，沒想到其中的複雜程度，在做乳房檢查途中，保險經紀朋友囑咐我要依照她的指示，而我做的每一個步驟，填每一份表格都要與她用大哥大通氣，目的是爭取能夠獲得百分百的保險費；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像Michael Moore的Sickel，醫療保險只是一盤生意，設法避免賠保險費。
終於出書
星期五
收到友人芳子的電郵，說出書了。
我一直對Bruce Chatwin的一本書《What Am I Doing Here》（我在這裏幹什麼）的書名感興趣，他遊歷世界各地寫了很多有趣的短篇文字。這個「在這裏」可以是香港，是古巴，是馬里；要問的不是哪個地方，而是我在幹什麼。在我而言，這問題不是為找尋答案而問的，發問本身就有它的意義，我已習慣，不論在哪個地方都經常問我在幹什麼。
我的中文寫作技巧馬馬虎虎，從沒想過出書，與芳子合作是從玩出發，不懂寫作也要寫，用照片作記錄工具；芳子將感覺放在插圖內，她嘗試再做板畫、
用水彩； 我們一起去台灣找出版， 到現在（2009年）三月出書，計劃在大學辦關於古巴的活動，也是希望從玩結束，學習小孩從玩中學習溝通、發白日夢。
古巴拉丁美洲電影節的三十周年
星期六
前兩年的電影節我都看上十多套電影。去年看到中國的《圖雅的婚禮》，除了掉下不少眼淚，還愛上這女子的堅強本質。今年的電影節選了不少巴西片、阿根廷、智利、墨西哥、還有有點意外的委內瑞拉；聽說它的現任總統要用教育、文化去搞革命。這些拉丁美洲電影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十分寫實，道出貧窮社區因社會的種種不公義、缺少資源，年輕人走上歧途、吸毒，參與暴力活動。古巴人看到這種種社會問題，不期然的慶幸自己不是置身其中。
古巴的革命五十周年
星期天
今年外國人來古巴採訪特別多，正因為2009年是古巴革命的五十周年。《明報周刊》的三三給我電郵說快到達古巴做採訪。數月前張翠容也來過，我們還遇到一些北韓人，也是來古巴交流的，一齊到夏灣拿東面的海灘，擠在古巴人與外國遊客之間，感受這小島的熱帶人情。我望這批北韓男子，他們曬得全身紅紅的，吃本國的辛辣小食，我不禁問自己，What am I doing here？
家在夏灣拿的第168個星期
後記
Freedom'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
在夏灣拿，我們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在說，活在這裏哪有人是不「犯法」的？他們的生存邏輯，很容易被外人解讀為貪婪。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剛下飛機，乘車到市內酒店，在機場外安排調度車輛的人一開價便比飛機上播放的官方旅遊資料貴上一倍，而絕大部分計程車司機都不會啟動咪錶，將車費中飽私囊。如果你沒有零錢，也就不必指望司機會找零。Mayling有感而發地跟我說，卡斯特羅說過，如果社會主義道路失敗，乃是因為人類本性裏的貪婪所致。
但這些人卻鮮有大奸大惡，無非升斗小民的貪圖小利而已。就算是被雲溫達斯用電影《樂滿夏灣拿》捧紅了的那群被遺忘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老人樂手們，他們的音樂也絕非驚天動地 ──
當Ibrahim Ferrer幽幽地唱 《Don
Gardenias》的時候，歌詞也不外男歡女愛的陳腔濫調，但只要看他黝黑和鬆弛的臉，就會明白，令這些歌變得動人的，不過就是這些人本身的經歷和故事。他們的音樂裏充滿了人生的悵惘和失落。影片興許浪漫化了他們的坎坷，卻教人意會到人生種種的不足和遺憾，恰恰構成了音樂裏最真摯動人的部分，同時也赤裸地呈現了人性的本質和價值所在。Gain some，loss some，古巴人的所失，莫非同時也造就了其所得?對於古巴，經歷過社會極度豐盛但同時也反被囚禁在物質樊籬裏的我們，是不是有資格來對這種得失妄加評判?
Ibrahim於2005年辭世，去世前一年，雖然被頒授格林美音樂大獎，卻被美國政府以「反恐法」拒絕入境領獎，因為在小布殊眼中，古巴跟北韓和伊朗一樣，同樣危險。這是遺憾，又或者不。已故搖滾女歌手Janis Joplin在歌中曾經唱到，"freedom'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擁有太多，令大部分人反而不懂去珍惜；真正的自由，原來可能就是一無所有。 █
古巴直擊：革命勝利五十年後 Cuba Aniversário 50 Revolución
五十年前的這一天，由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帶領的革命軍在之前的除夕夜成功擊潰了獨裁者巴蒂斯塔政府，翌日昂首闊步進佔首都夏灣拿。1月2日 ，以哲古華拉（Che Guevara）為首的一眾戰友亦相繼抵達，並為他們熱切渴望的「古巴人的古巴」揭開了序幕。
五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革命英雄哲古華拉已成為永遠不老的英雄以及最受歡迎的旅遊紀念品主角。卡斯特羅也變老了，老得無法不從國家元首的崗位上退下來，讓位給小他七歲的弟弟勞爾來延續這個與資本主義絕緣、全球獨一無二的蘇式社會主義經濟體系。
卡斯特羅曾經說過：「我知道我會下地獄，但是我會在那裏看到大資本家、竊賊、劊子手和美國總統們。」他對美式資本主義的深惡痛絕可想而知。革命勝利前一度流亡美國的他，曾在華盛頓的林肯像前留影。為哲古華拉拍下那幀經典照片的攝影師Korda，將這一幕比喻為「巨人哥利亞與大衞」的對抗。當時血氣方剛的卡斯特羅可曾想過，這一場與「巨人」美國的對峙，從1959年成立古巴共和國，直到2009年──
他今年八十三歲的時候，一直都未曾止息？
今天的夏灣拿，彷彿被塵封了五十年，時空都凝固不動，破落和窮困從街角蔓延到四周，互聯網革命，全球化風潮，一切都與他們無關。只有少數古巴人才能擁有流動電話或上網，大多數人不能自由出國旅行、私下買賣房產或者其他東西……面對半世紀以來因美國的圍堵以及隨冷戰結束而來的隔絕和貧困，難免對現狀心生懷疑，特別是那些沒有經歷過革命，現在又深感學無所用的年輕一代。他們也期望有參與社會改革的機會。但怎樣的改變才適合古巴？調整原來的政治經濟道路，還是效法別的社會主義國家，走開放改革路線？
物質上，古巴無疑有很多缺乏。但在這裏，我們也看見人們更懂得珍惜資源，不輕易浪費食物，而在九十年代那個機器失修，缺乏進口肥料的特別時期，古巴卻由大規模的機械化農業，轉型為可持續發展的小農混耕經濟系統及都市農場。卡斯特羅政府在革命成功後的首要政策是掃盲，讓所有古巴人唸書識字，古巴人的識字比率達99.8%，高於美國，更毫不下於北歐發達國家。國家更提供免費醫療，政策至今不改，還讓全民享受收費低廉的文娛活動，貧困和年邁，似乎絲毫無損人們對於音樂和舞蹈的投入。只消一曲響起，幾個優雅或活躍的舞步，他們渾身上下就頓時散發出「活」的尊嚴。在灼熱的日光下，人們總是打開門戶，隨意地在街上串鄰居的門子，表情都是從容愉快的，就算緊絀的生活有時令人變得滑頭，不放過任何可以賺取小利的機會，但人與人之間普遍低度設防，更不會有你死我活的互相踐踏。
古巴，在革命勝利五十年之後，你們過得還好嗎？
在街上碰見哲古華拉
在紀念革命勝利五十周年前夕，我們來到了古巴首都夏灣拿。眼前的夏灣拿舊城，跟十年前德國導演雲溫達斯拍攝《樂滿夏灣拿》時並沒有多大的差異—— 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大片建築，雖然長年失修，斑駁剝落之間仍然滲透出鮮艷的粉紅、黛綠、泥黃或者天藍等顏色，曾經的嬌艷，不由令人浮想連翩。長達七公里 的堤岸Malécon，那來自加勒比海的澎湃浪潮日以繼夜衝擊夏灣拿的海岸線，沿岸的建築都被海風海水侵蝕出一派濃重的滄桑感，而這一切，都是構成「夏灣拿風情」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聯合國早已將夏灣拿舊城列為重要歷史遺產，在歐盟資金的資助下，海邊的部分建築物正在進行維修保養，目標是像舊城中心一帶那樣，恢復殖民地時代的光鮮。已被粉飾和未及粉飾的建築，形成了高度反差矛盾景象。而市內的破落建築也給人一種空蕩蕩的異樣感覺—— 都怪我們早已被密密匝匝的宣傳促銷壓得透不過氣來，一時間竟難以適應一個沒有廣告的國度。
社會主義博物館
在夏灣拿街頭，隨時都可以遭遇形形色色的哲古華拉頭像，遊客想避都避不了。1967年，他在玻利維亞遇害，距今已逾四十個年頭，永遠不老的革命英雄，近年來已變成了流行文化的icon，也是最受遊客歡迎的紀念品主角。大部分當地人對遊客的心理似乎暸如指掌，在街上販賣鑄有哲古華拉頭像的硬幣—— 幣值三元的古巴比索（CUP）， 開價是1元 「可兌換比索」（CUC）。哲古華拉曾經當過古巴國家銀行的總裁，主理國家財政，鈔票上曾有過他的簽名。但他應該不會想到，今天的遊客竟然心甘情願地以八倍於實際價格的價錢去換取鑄有他頭像的硬幣以做紀念。他也不會想到，雖然鄰近的美國人仍然被禁足古巴，但每年仍有二百萬遊客由加拿大和歐洲等地遠道而來，旅遊業已取代了傳統的蔗糖業，成為國家最重要收入之一，僅排在鎳、生物科技產品和雪茄之後。
古巴究竟是社會主義的博物館，還是社會主義的實驗室？此事一向聚訟不休。但你不必走進「博物館」，也能看到古巴人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真實生活面貌，因為滿街都是living museum，道路上往來不絕的車輛便是最好的佐證。這些在數十年前產自美國底特律，外形招搖跋扈，色彩強烈任性的古董老爺車，早已是「夏灣拿風情」最典型的一部分，甚至是明信片的主題，雖然它們早就該被請進博物館了。這些老爺車渾身上下已經被修理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內臟還可能是一副被移植過來的舊引擎。一旦發動，必定伴隨一陣陣強烈的汽油味道，但人們依舊若無其事地開它們在街上顛簸地行駛，既是本地人的代步工具（另一個稱呼為大水牛），兼可招徠遊客，拍張照片便換來1個CUC，何樂而不為？在其他地方司空見慣的日本車和德國車，在夏灣拿卻是絕無僅有。這些老爺車的不同「老態」，令乘車也變成了在夏灣拿的另一種旅遊體驗，雖然和東京那種名牌鋼琴般完美無瑕的黑色計程車有天壤之別，卻同樣令人難忘。
人人盜竊？
在機場，一輛外表平實的Lada把我們載到酒店，這種來自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並且在九零年代中後期已被淘汰的小車，大部分都變成了以CUC計算車資的夏灣拿計程車，殘舊，滿身塵埃，並且衣衫襤褸。想找出一輛沒有任何缺陷的都很難，更有司機一開車就給你遞上一個早就掉下來的手柄，為的是讓你在有需要時可用它搖下車窗。司機也鮮有一開車便啟動計價器，因為計價器一旦啟動，收費的一半便得收歸國有，不啟動的話，司機個人便悉數全收了。人人都知道這是一種形同盜竊的行為，卻也像為國營企業工作的人將貨物偷偷地拿到黑市去賣，或者雪茄廠裏的捲煙工人偷偷地向前來參觀的遊客兜售雪茄那樣見怪不怪。政府的管制，長期的與外界隔絕，資源匱乏，結果是人人被迫更慳儉，同時也被迫變得更「聰明」，都在鑽空子尋找牟利的方法。
雙重貨幣，兩樣人生
革命前的古巴曾經是美國遊客的後花園，但那裏充斥賭客、毒品、妓女和黑幫，還有極端的貧富懸殊，當時的統治者一直都有美國政府在背後撐腰。1959年革命之後，美國逐步加強對新古巴的經濟圍堵，令人口只有1,200萬的古巴陷入幾乎與世隔絕的境地。隨「蘇援」在90年代冷戰結束後的引退，古巴人連日常的基本生活都大受影響，從石油以至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極度短缺。連續十年的「特別時期」，令卡斯特羅在九十年代末決定開放旅遊業，讓外國消費者來幫忙解救因長年禁運而帶來的經濟萎縮、物資短缺以及斷電斷糧等困難。
旅遊業的解禁，令長年封閉的古巴人得與外面的世界有了局部的接觸，同時也出現了一種「雙重經濟」—— 本地人使用的古巴比索（CUP）與美元禁止流通，其與用來賺取外匯、性質接近當年中國「外匯券」（FEC）的古巴可兌換比索（CUC）之間，差距是24倍（1元CUC則可兌換約1歐元），兩種貨幣在經濟上形成了一道寬闊的鴻溝：賺取CUC或靠外國親友寄來補助金過活的人，與靠CUP度日的人，似乎完全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
國家每月供應的糧票只夠一般人七至十天的基本膳食，雖然可以吃個半飽，但若有更多的需要，就得用硬貨幣CUC到黑市去購買了。夏灣拿最普遍的說法是，今日有的，明天未必有，哪怕是雞蛋或者生紙，都得未雨綢繆。人人都知道黑市非法，被抓到了要坐牢，但人人都無可選擇。至於那些無緣享受旅遊業成果、或者缺乏外國親友寄來補助金的人，只靠每月300至400塊CUP的標準薪水過活，緊絀程度可想而知。有些人很早就選擇逃離，有的爭取與外國人結婚，有的甚至不惜冒險犯難，以木筏橫渡佛羅里達海峽，投奔美國。這樣的故事，在夏灣拿隨時都可以耳聞目睹。
古巴小檔案
面積：110,860 平方公里
人口：11,423,952人
平均壽命：77.27歲
語言：西班牙語
識字率：99.8%
國民人均生產總值：11,000美元（2007年數字）
教育經費：9.1%（2006年）
軍費：3.8%（2006數字）
投票年齡：16歲或以上（全民投票）
資源：2000年起，鄰國委內瑞拉每天向古巴供應100,000桶石油；古巴則派遣20,000名醫療人員前往委內瑞拉。
無處不在的古巴國父：
何塞・馬蒂
雖然在夏灣拿街頭你隨時會碰上繪或印上哲古華拉頭像，但真正無處不在的「革命英雄」，其實是被古巴人視為國父的何塞・馬蒂（José Martí）——馬蒂的頭像或半身像，以不同的高度及姿態分佈在夏灣拿四周，既有平面更多是立體，既有銅鑄或石膏，甚至以塑膠吸塑出來的版本，令人看得目不暇給。最宏偉的當然是位於革命廣場上那一尊高逾18米 的紀念像，大理石像後面還有身高109米 的石塔，也是夏灣拿的最高點。每趟有重要外賓來訪，必會被邀到這裏參觀。
這位帶領古巴人脫離殖民統治獨立的民族英雄，其實是西班牙移民的後裔。馬蒂於1853年1月28日 在夏灣拿出生，在學生時代已經支持獨立運動，在16歲那年還因叛國罪而被判監，後被驅逐到西班牙去，並在當地完成法律學位。因為支持獨立運動並抨擊殖民政府，馬蒂一直被拒絕返國，唯有轉到墨西哥去，在一份報紙任職記者。在第一次古巴獨立戰爭結束後，因為特赦，馬蒂得以回到夏灣拿，但其獨立言論令他再一次被驅逐到西班牙，他卻輾轉到了紐約，繼續在報紙任職並發表文章爭取外界支持古巴獨立。其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團結古巴移民的力量，對於古巴成功爭取獨立起舉足輕重的作用。除了記者，馬蒂也是詩人和文學家，作品中滲透他對民主自由的理想，在拉美現代文學中佔重要的地位。他撰寫的作品《Verso Sencillos》變成了古巴人最喜歡的歌曲《Guajira
Guantanamera》。
1895年，馬蒂在第二次獨立戰爭中死於西班牙人手中，卻成為古巴心目中不朽的國家英雄。
革命大事紀
雖然趕走了西班牙殖民者，但古巴人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因為打從1902年獨立以來的多任古巴政府，都受到美國的控制，美軍多次以軍事干預古巴，美國公司控制了古巴三分之二的農地及礦產，二、三十年代的旅遊業更完全由黃、賭、毒三者主導，對於人民的反抗，政府均以鎮壓的態度處理，直至巴蒂斯塔這位獨裁者於1952年憑軍事政變奪得政權後亦不例外，從而埋下了古巴革命的因由。
由卡斯特羅帶領古巴人民推翻獨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由1953年7月26日 帶領起義軍攻打東方省聖地牙哥的軍事要塞蒙卡達兵營作為正式起點，56名起義軍被殺，包括卡斯特羅在內的餘下眾人逃往山上，計劃轉戰游擊，最終亦被捕。卡斯特羅滿幸運的，因為將他逮捕的士兵沒有按上級命令將他立刻殺掉，只將他入獄（革命勝利後，卡斯特羅隨即將因為沒有殺他而被巴蒂斯塔收監的士兵釋放），卡斯特羅雖然發表了著名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還是被判監十五年。1955年當巴蒂斯塔贏得總統大選時，特赦所有政治犯，當中包括卡斯特羅，他隨後前往墨西哥，暗中訓練革命軍，策動起義。1956年十二月，他帶領81名同志，當中包括他的弟弟勞爾、卡米洛 · 西恩富戈斯和哲古華拉，乘一艘由遊艇改裝而成的Granma號由東方省進發，卻旋即被巴蒂斯塔的軍隊追捕，最好只好逃到聖地牙哥的Sierra Maestra暫避，並建立游擊隊的基地。
1957年1月，游擊隊取得第一次勝利。同年三月，夏灣拿大學的學生攻入總統府（現在變成革命博物館）欲行刺巴蒂斯塔不果，全部被殺掉。1957年五月，巴蒂斯塔遣派一萬軍隊進入Sierra Maestra，意圖擊潰卡斯特羅的三百人游擊隊伍，反被後者擊退並玃取大量軍備，哲古華拉後來又成功攻佔中部城市St. Clara 。繼續向西推進且節節勝利的游擊隊最終迫令巴蒂斯塔的軍隊在1958年12月31日 投降。1959年1月1日 ，巴蒂斯塔挾帶逾四千萬美元的國家資產，逃亡到多明尼加共和國（他後來流亡西班牙並度過餘生，在1973年才逝世），哲古華拉等人於1月2日 進入夏灣拿。
與美為敵，與蘇友好
在革命勝利後，卡斯特羅曾面對反革命攻擊——由美國支持、來自邁亞密的古巴移民曾經對他策動攻擊，雖然失敗，但不少與他抱不同意見的中產及專業階層紛紛離古巴而去，由1959至1970年間，總共有五十萬古巴人離國。但卡斯特羅的最大敵人還是美國政府。美國一直在古巴擁有龐大利益，擁有大量企業，並主宰各項商業活動。但革命後古巴政府將不少產業國有化，美國對古巴的態度亦由最初的承認轉變為敵對，也促使古巴開始與蘇聯友好。
蘇聯專家打從六十年代起便前赴古巴。1960年，多家古巴的美國煉油公司在美國政府壓力下拒絕提煉蘇聯來的石油，古巴政府隨即將公司國有化，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隨即報復，將古巴蔗糖的限額減去七十萬噸。危難當前，蘇聯答應將蔗糖悉數買入；之後古巴陸續將價值八十億美元的美國資產國有化，開始與共產國家包括中國建立邦交，亦開始了蘇聯對古巴長期的資助。
1961年古巴與美國斷交，美國人不許再踏足古巴，但中央情報局卻多次策動暗殺卡斯特羅的活動，其中包括了著名的豬灣事件。事故後，卡斯特羅正式將古巴革命定性為社會主義革命，美國亦開始對古巴實施禁運，意欲用經濟策略圍堵古巴，相關的政策除了禁止六個月內曾進出古巴的商船進入美國口岸，亦禁止美國公司的外國分部與古巴貿易。因為禁運帶來的嚴重影響，古巴迫得在1993年時將美元合法化，讓古巴人在國內也可持有及使用外匯，並在翌年局部開放農業市場。美國一心以為蘇聯的資助撤走後，可以迫令卡斯特羅下台，於是更進一步施壓，1996年的Helms-Burton法案容許美國投資者在美提出訴訟，控告那些運用他們在古巴被充公的資產的公司，並禁令任何一位美國總統放寬禁運，直至古巴出現另一個臨時過渡政府為止。當上一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1998年訪問古巴時，也曾呼籲美國停止這不公平、道德上亦不能為人接受的禁運措施。
至於移民，美國政府在1966年後對古巴人採取抵壘政策，後來則改而為抽簽派發綠卡，每年名額二萬個，但鮮有達標。911事件之後，小布殊將古巴與北韓和伊拉克並列為邪惡軸心，更進一步禁絕美國人踏足古巴，又驅逐14名在美的古巴外交人員。位於古巴US Interests Section的主管支持異見分子的活動，意圖顛覆卡斯特羅的政權，已是公開的「秘密」。美國政府每年花費約2億6千萬資助電台及電視台進入古巴家庭，但除了電台間中「突襲」成功，電視台頻道從未成功繞過古巴政府的干擾技術，進入古巴人的廳堂。
改變已經來臨？
1997年首次踏足古巴、並從2005年起在夏灣拿住了三年多的朋友Mayling對我說，去年二月上任的總統勞爾在多次公開演講裏承認偷盜公家財產問題的存在。事實上，在勞爾正式上任的兩個月後，影響古巴人生活的一系列措施已相繼出台。以前，他們不能購買手提電話、電腦或其他電器用品，只有外籍人士或者在政府機關任職的人才有權使用手電，即使負擔得起，當地人亦只可以暗中借用外國人的名義申請，Mayling是外國人，她的名下已經申請了三部手機，並且都借給她的當地朋友使用。勞爾主政後，不但將手機的申請啟動費用減半（由原來的110減至65CUC），更將資格放寬至每一個可以付得起錢的古巴人。儘管運營電話網絡的公司預期在未來五年會出售五萬部手機，而那些已經移居到美國的古巴人也紛紛把手機寄回國內供當地親友使用，但對於每月平均薪水只約20CUC的古巴人來說，有能力支付相關費用的還屬少數 —— 除了啟動費， 還有通話費，
致電美國每分鐘收費更超過兩美元。 即使是家裏的固定電話，也不是人人可以享有；若要上網，只能到網吧去輪候。
古巴人也可以享用標誌現代化的手機了—— 這是登上外國傳媒國際新聞版上的消息，儼然是一件大事。與此同時，以前不許本地人進入酒店的禁令亦開始放寬。於是外間都在猜測，勞爾會否帶領古巴走上自由寬鬆的方向……
大學生寧當侍應生
鼓勵人民發言也是勞爾的作風。不久前曾有大學生當他的面質疑為什麼他們不可以上網，不可以出國旅遊，不可以這，不可以那。這一段錄影迅速地在夏灣拿城中流傳，並被人熱烈地談論。經由Mayling介紹，我們認識了Oscar Amador Peña（古巴人的姓氏乃由父母親的姓名共同組成， Amador是父姓， Peña母姓， 男女平等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生於1972年的Oscar對我們說，他有一個在大學主修建築的友人，曾參與海邊一幢豪華大廈的設計建造，到頭來，大廈落成，擁有建築師資格的他，卻只能在這幢大廈裏找到一份維修工作。至於另一位攻讀工程師學位的朋友，畢業後雖然在薄餅店打工，收入卻要比每月只有百多塊CUP薪水的工程師好得多了。「從前我們都想上大學，但後來，大家都寧願去學做侍應生，因為做餐廳或酒吧侍應所收到的小費，比你幹專業本行的收入還多，所以大家都不想再浪費數年時間去唸大學了。」革命成功後，卡斯特羅政府的首要政策之一，是派遣義工隊深入鄉間，教會每一個古巴人讀書識字，並在短時間內便使古巴的識字率超越了美國。可是現在，年輕人寧願當侍應生也不想上大學，因為社會並沒有讓他們找到人人都有發揮所長的機會。Oscar沒有上大學，也沒有找固定工作，寧願以釣魚維生—— 蘇聯的支援撤走令古巴的漁業在九十年初開始衰退，在連找一艘小艇都很艱難的情況下，每次出海釣魚，他總是乘一個用廢舊車輪胎改裝而成的黑色「漁船」，一雙腳套上潛水用的蛙鞋，帶魚竿和魚餌等簡單工具，在海上漂浮大半天。若能幸運地釣到幾尾大魚，私底下「投機倒把」賣給餐廳可以賺到的錢，居然抵得上人家工作一月的平均薪金。
「為了生存，人人都要幹一點犯法的事。我賣魚是犯法，我家也要跟別人私下購買他們從國營商店偷來的奶粉，
奶粉每磅1.2C UC， 比正價的3或4C UC要便宜得多。
因為商店是國有的，國有就是形同無人擁有。而且他們的薪水也很微薄，所以人人都偷，轉手賣錢之後就去購買自己想要的東西。政策也不容許買賣房子，因此我有個朋友因為想要把房子賣給一個女人，居然要先和那個女人結婚，然後才可以將房子轉讓出手。」
奧巴馬帶來希望?
Oscar聰明，反應敏銳，現在正跟Mayling學習普通話。中國與古巴素有邦交貿易，近年來更向古巴供應超過一千部新式「宇通巴士」，取代了從前又老又舊的歐美車輛。在古巴投資貿易的中國人也為數不少，因此，已經出現了一種「雙語需求」。Oscar對人生雖然沒有很明確的計劃，但希望將來可以靠翻譯謀生，因為若能當上傳譯，可以月賺CUC過千元，而在古巴當地人中，同時通曉西班牙語和普通話者畢竟不多，更何況，多得經常從電視上看美國電影和聽歌自學，Oscar英語也說得好，「人們都不相信，以前我們可以輕易地在電視上看到很多美國電影呢！」
政治與民生，往往就是這樣南轅北轍的一回事，雖說美國在經濟和外交上圍堵古巴，但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卻是千絲萬縷，扯不斷，理還亂。就連我們在街上買到那一罐以古巴蔗糖製造的本地可樂，味道都雷同於美式可口可樂。不少古巴人都有親屬在革命成功初年就投奔了美國，也有不少人在後來抵不住窮困而採用各種危險的方式偷渡，美國政府一度對這些經濟難民採取「抵壘政策」，即凡有能力登陸美國者便享有居留權，後來則改為抽籤派發綠卡，並答允每年簽發二萬張，讓古巴人與家人重聚。但小布殊上任之後，美國對於古巴的制裁變本加厲，每年兩萬名的配額從來都沒有達標（在2003年只簽發過500個申請）。奧巴馬能否使美國放寬長期以來的禁令?人們難免有所憧憬。
黃金八十年代
別以為Oscar好吃懶做，只會貪圖眼前的利益，在他的身上，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新一代人對於國家的想法 ─— 希望與幻滅， 既有批判懷疑， 同時又充滿眷戀和憧憬。「在夏灣拿的舊城中，往往幾十人擠在一個狹窄的居住空間裏，但因為有糧票制度，在這裏也沒有人會餓死。反而在巴西和墨西哥這樣巨大的經濟體系中，卻有大量人口在街上露宿乞討。但問題是，我們從來就沒有自己的經濟系統，
一直都在靠別人。」他說得也許不錯，從前的古巴最重要的經濟來源，乃是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甘蔗莊園和煙草葉；在殖民時代結束到革命之前的數十載「共和時代」，大部分財產則控制在美國人手中。革命後，美國人撤出，又來了蘇聯社會主義老大哥，不僅將美國拒絕購買的出口蔗糖照單全收，更向古巴人民提供各式各樣的補貼。Oscar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八十年代，即是他的少年期，是古巴最好的日子。在他向我們展示的童年黑白照片裏，母親梳時髦的長髮，穿泳裝或者短裙，留小鬍子的父親總架太陽鏡，他和哥哥兩個的衣著打扮，跟同齡的美國孩子沒有多大分別。一家人閒時會去當時夏灣拿最高級的飯店 ─— 從前的Havana Hilton現在的Habana Libre， 一度是卡斯特羅革命成功後的政府總部 ─— 去游泳。家中的生日派對上還有美麗的奶油蛋糕和可口可樂助興，一切都是小康家庭的優裕生活剪影。可以想像，九十年代初，當蘇聯的援助在一夜間撤走時，曾經衣食無憂的古巴人是如何的彷徨。
改變是必需的
「在我們這一代，大部分朋友都希望出國，有些想去歐洲，也些想去美國，哪怕是墨西哥都好 ─— 他們認為任何地方都會比古巴好。有人甚至還去了洪都拉斯。就算留在古巴的，心也已經飛到了國外。但是，對於出國，我沒有很大野心。」
「釣魚不是我的選擇，只是偶然為之。我並不需要很多很多的錢，我也不認為古巴應該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改變是必要的。政府尤其應該相信下一代。」
在過去的五十年裏，卡斯特羅以強人的姿態管治古巴，即使現在退了下來，每天仍在黨報上給人民寫下他對時事世情的"reflections"，讓世人知道他仍然健在，依然清醒，對國策仍然有深遠的影響。
「要根治我們的病，在於改變政府的結構以及經濟的模式。對於古巴要怎樣變，我也沒有答案，但我希望看見人民有權參與國家的決策，而不只是被動地聽從命令。」Oscar無奈地說。
革命家庭
下午， Oscar把我們帶回他位於Vedado區內的家—— Vedado這個字， 本意為「護林區」，這一帶，跟密密匝匝的夏灣拿舊城或中城迥然不同，不但街區分佈呈正方形，井然有序，區內更有不少古樹成蔭的公園，
即使日光猛烈， 在街上行走也十分舒適。 Vedado最早期的發展（十九世紀末期）是由美國人資助，在當時，是高級酒店、餐廳、賭場和夜總會的集中地，也是城中大戶人家的「高尚住宅區」，家家戶戶的門前都擁有獨立小庭園，後面都是兩三層高的獨立式房子，看起來就像美國或加拿大的住宅社區。至於Oscar的家，從前亦是講究的大戶之家，家中客廳的佈置和格局，包括那些設計和物料俱稱精良的家具，都暗示出舊時代曾經有過的繁華。但窮困令華麗化為蒼涼，挑高的天花垂吊一盞沒有了燈泡的舊式水晶吊燈，只靠一枝廉價的長形日光燈管照明，青白的燈光下，老舊家具的疲態更是表露無遺，藤織的椅背上還破了一個大洞。Oscar在這裏出生，度過幸福的童年，至今仍與母親同住。
農民起義
Oscar的母親抱兩頭小狗，笑臉相迎。革命成功的那一年，她只有十三歲，家中有六個兄弟姐妹，她是三個姐妹裏最大的一個。生於農村Las Tunas的她，從七、八歲起便在田裏幫忙種植香蕉和其他水果，每天收集雞蛋，還要參與家務。當時，雖然西班牙殖民時代已經結束，但大部分古巴農民都沒有自己的土地，父親耕作的土地也是屬於地主的，辛苦大半生，換來的卻是微薄的報酬。大家都很貧窮，所以大部分人都很支持革命。「當Fidel打進夏灣拿時，他的軍隊中有不少都是農民。」古巴人慣於親切地稱呼卡斯特羅為Fidel，「我的父親當時以家禽為革命軍提供食糧，叔叔更曾與卡斯持羅一起上山打游擊。」革命勝利後，來自鄉間的軍人和他們的家人都留在夏灣拿。Peña一家人也如是，並分配到這一套房子。跟其他年輕的鄉間女孩一樣，她進入夏灣拿的寄宿學校，讀完了小學，後來又被分配了工作。
革命廣場上的邂逅
父母親的相識也與革命有關。他們在1963年7月26日 結識—— 7月26日 是古巴人的起義日，在1953年的這一天，卡斯特羅帶領165名起義軍將士突襲東方省聖地牙哥的蒙卡達兵營，企圖推翻獨裁者巴蒂斯塔政權，行動失敗後，50多人被殺害，殘餘部隊轉戰山區，後來遭到逮捕。律師出身的卡斯特羅被關進監獄， 受審期間， 發表了著名的辯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Oscar那時當水手的父親，還有當裁縫的母親兩人，都加入了革命組織，那一天，他們在革命廣場上舉行的遊行紀念活動上邂逅，並在四年後結婚。
對於革命，母親顯然比兒子有更深的淵源，也有更深的情感。雖然冷戰結束後古巴經濟每況愈下，
但談到革命， 談到卡斯特羅，上一代人總是義無反顧；即使是談到前蘇聯，也是感觸良多：「蘇聯與古巴有密切的關係，就像朋友，我們都受益很深。所以，當蘇聯及其他西方社會主義國家瓦解時，大家感觸良多。但我們還是認為社會主義是人類的未來。」
最艱難的非常時期
回想90年開始的非常時期，母親不諱言那是一生中最艱難的日子，「境況甚至比革命前還要糟糕。」物資缺乏，人們只好用小智慧和常識去補充虛空。Oscar回憶說，那時候，一塊麵包要分開幾頓吃，因為吃不飽，又學懂了把香蕉連皮去煮以及吃炸柚子皮，甚至把街上的流浪貓也捉回來吃。不過，
古巴向來就不算是一個飲食文化豐盛的國家， 食物的選擇偏向單一： 黑豆、米飯、豬肉或魚，構成了飲食中最主要的部分，至今仍未改變，街上的小攤檔都在販賣清一色的「豬仔包」 ── 麵包中夾幾片火腿，再加一杯鮮榨甘蔗汁，便是大多數人的午餐。
「在中國技術專家的幫助下，我們開始在城市裏種植食物，母親工作的工廠又向農場買來多餘的兔子作晚餐。」在家中的後院，Oscar的叔叔飼養了一鴿子、鴨子還有火雞，另一端則種植了無花果、 石榴、 香蕉以及木瓜等。 在糧食短缺的非常時期， 他們還在後園養豬作為補給。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因為沒有人有信心，今天有的明天還會不會有?所以最好還是未雨綢繆。
美式禁運
美國曾經667次策劃暗殺卡斯特羅而未遂，於是逐步加強對古巴的經濟封鎖，更阻撓其他國家與古巴進行貿易，規定貨船凡在六個月內曾經進出古巴港口者，都不能在美國靠岸。而根據美國學者Noam Chomsky的研究顯示，美國財政部轄下專門監管可疑資金轉換事務並且致力反恐活動的「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聘用專事監察違反古巴禁運法例活動的人手，竟然高出用於拉登或薩達姆的六倍。而在1990至2003年間，這個機構曾展開了多達93項與恐怖活動有關的調查，但對涉及古巴禁運的調查，卻是此數的一百倍，而違反古巴禁運法例的罰款更高達八百萬美元，遠遠高於反恐活動所牽涉的9,425美元（資料見Chomsky與Gilbert
Achcar的對話《Perilous Power》,
Penguin）。以上的數字表明，美國要打擊古巴和卡斯特羅的決心是如此強硬堅定，似乎不會因為來自哪一黨的總統上台而改變。
美國人不是敵人?
長年面對美國的打壓孤立，我問Oscar可會討厭美國人製造了古巴的種種苦難：「古巴人其實不恨美國人，反而對美國非常好奇。卡斯特羅經常說，我們的敵人是美國政府，而不是美國人民。」小布殊仇視古巴，但Oscar對新任總統奧巴馬卻懷有期望，預期奧巴馬會放寬美國遊客前來古巴，而他本人也想到美國去，但前提是能夠回到古巴，他和哥哥有不同的選擇。
「如果可以回來，我當然想出去看看。在1994年離開後，哥哥就不能回來了，他在墨西哥要很努力工作才可以生存，又有兩個孩子。每次媽媽跟他通電話都會哭，他也哭。他離開時坐一艘九米 長的船偷渡，但船上擠滿了人，航程中很多人都死掉了，真的很危險。」遠離親人，離鄉背井決不是Oscar哥哥一個人的選擇。告別前，他們向我和攝影師展示了一張全家福，原來的大家庭人數超過二十個，但是現在，有的身在墨西哥，有的移居邁阿密，有的又去了西班牙，家族成員四散海外，似乎已是這一代古巴家庭的家常便飯。
用糧票換糧食
古巴在1962年起推出糧票制度，讓人民憑糧票以低價換取食物及日用品，為社會提供了一個安全網。糧票制度至今仍然運作，據Oscar為我們提供的清單，每月的糧票包含了：
每天1片麵包（0.5古巴比索CUP，幣值下同）；
免治肉和大豆半磅（0.35）；
雞蛋10隻（5.25）；
白米7磅 （頭5磅 0.25；其後兩磅 0.9）；
菜油半磅、蔗糖5磅 （0.15）；
肥皂2片（1片洗澡用，0.25；另一片用作洗衣0.2）；
四人分量的牙膏（0.65）；
咖啡115克 （5）；
香煙四盒；
另外還包括鹽1公斤 （每三個月）；
意大利麵400克 （0.8）；
馬鈴薯1至2磅 ；
餅乾半磅（不常有）；
火柴1盒（0.1）；
雪茄若干（只為年老男性而設）；
醋1瓶（每戶人家）；
牛奶（六歲以下孩子，之後會改為大豆乳酪）；
今日的糧票只包含食物，且數量只夠他們維持7至10天食用。但在蘇聯支援的時期，糧票還包括了衣服鞋物在內。人們在名為Bodegas的國營商店購買這些東西，食物的價格多年來變動不大，但因為糧食短缺，供應不穩，「今天有的，明天未必有」。若要到黑市購買，則要付上20倍以上的價格。
下期預告：
古巴的中國人
若以種族定義，「真正的古巴人」其實不多，因為早在十六世紀西班牙人開始在這裏建立殖民地時，
便將土著印第安人殺得幾近清光，只剩數千人，以致西班牙殖民者後來甚至需要由西非輸入黑奴去擔任莊園的勞工。此舉既使古巴變成當時黑奴買賣的集散中心，也開始了古巴人的混血歷史 —— 古巴人口裏，一半以上混入了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血統。而在十九世紀開始移居到此的華人，亦構成了混血兒的一部分 —— 在西班牙開始停止黑奴買賣後，逾十三萬華工在十九世紀時曾先後被「賣豬仔」到了古巴以填補黑奴，成為甘蔗莊園的主要勞動力，其中當然以男性居多。他們有的在這裏結婚生子，落地生根，開枝散葉。
在夏灣拿，你很容易就會碰見「中國人」，但卻不容易確認他們是
「中國人」， 因為他們看起來完全不像， 甚至連半句中國話都聽不懂。因為上述的歷史，令當地的中國人跟世界其他地方的，有不同的遭遇，也令得夏灣拿的唐人街，異於你在紐約、倫敦、巴黎等等城市所見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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