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期通訊，20年月日。
高雄市議員吳益政發行10年特色月曆，明年的主題是「2013 Free Cuba自由古巴」。（圖／記者何沛霖攝）
自由古巴」搶手2012年12月20日 自由時報
高雄市議員吳益政發行10年特色月曆，明年的主題是「2013 Free Cuba自由古巴」。（圖／記者何沛霖攝）
記者何沛霖／高市報導
吳益政，是個很特別的高雄市議員。除了問政認真、犀利之外，最膾炙人口的莫過於「吳益政特色月曆」，吳益政當選市議員10年，「吳益政特色月曆」也發行了10年。每逢歲末年終，很多人都會問吳益政：「月曆好了嗎？」
2013年「吳益政特色月曆」循例要送給大家100份，主題是「2013
Free Cuba自由古巴」。為何選擇古巴？吳益政承繼10年前最原始的初衷，將考察的成果，和民眾分享；為何選擇古巴？因為去了古巴！十載的歲月，十載的歷練，十載的感知，都在此份「2013 Free Cuba自由古巴」。
吳益政說，2012年初，市議會偕同市政府前往古巴考察有機農業，當今，古巴是全世界有機農業的朝聖國家，由於美國禁止古巴國外貿易政策下，促使古巴不得不發展天然抗蟲害的有機栽種農業，幾十年過去了，危機反成轉機，在世界面對氣候議題、環境議題、能源短缺的問題下，古巴的生存方式，反是先進。
何謂「先進」？從古巴凍結在六零年代的街景、車子，還有質樸的民眾，絕對看不出來，但古巴樂觀的個性、維護環境的生存方式，不畏懼強權敵伺、政治壓迫，悠然的生活態度，卻成了先進國家的嚮往境地，更是取經之材。
吳益政的構思，十二個月份中，在每一個月份，從已開發國家的角度，看待這處桃花源，一種反省一種反思，盼每位民眾能在這不景氣，充滿挑戰的生活環境中，能被古巴鼓勵，帶著希望邁向2013年。
電影「樂生浮士錄」中，古巴歌手伊布拉印飛列說：「我們習慣拒絕，因為我們堅強」。 熱情，與生俱來的熱情，溶解各種危機。吳益政考察的心得是，古巴興起了人類另一種革命，一個「現代原始化的環境革命」， 人心「反璞歸真」的人性革命。
吳益政指出，古巴以實現崇高社會主義為核心，在種種限制下， 樹立「普及教育」、「免費醫療」，創造了世界識字率最高、高醫療品質的國家。 遙遙無期的石油危機，反成就了世界最成功的有機農業國家，及再生能源低耗能環境；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進行的”Living Planet Report”研究報告指出， 古巴是全球唯一實現社會、環境、經濟多方永續發展的國家。
吳益政說，我們以為古巴封閉了，事實上卻給了他一個叫「自由」靈魂，一股古巴模式，給予被貪婪吞噬靈魂的資本主義，嶄新的契機。隨勢逐流，妥協接受，從未成為古巴生存的選項。 看似不方便，未開發的環境，卻擁有世界上最熱情、自由的人心。
十年了，三千多個身為民意代表的日子，吳益政每刻感受對城市的理想，急著想和民眾共同討論，從最初只是分享考察相片原點，自己籌錢印刷，之後得到朋友們的喜愛和共鳴，自第二年開始，朋友相挺助印，直到現在，每年接近年底時刻，總會詢問：月曆好了嗎？簡單一句話，是構成月曆成品最大的動力。
到了此刻，吳益政認為拍照也不再只是具象式的抓取影象，而是每一瞬從內心和景像的對話，和民眾的對話，所做的詮釋。攝影是我和這個社會的對話，論技巧、論構圖，並未及專業，也並非所長，但一心建構理想城市的理念，是永遠的初衷。
吳益政說，「2013 Free Cuba自由古巴」有別於以往，在維持原本掛曆外，更特別推出桌曆形式，現在，吳益政要送100份給民眾，歡迎民眾來服務處領取。
紐約時報網路中文版 2012年談古巴四篇，一種說法
古巴市場自由化改革邁出重要一步2012/12/19
報道 2012年12月19日
墨西哥城——周二，古巴政府批准了多種行業的合作社，允許工人集體經營新的企業，或是收購現有的建築業、運輸業和其他行業的國有企業。
周二頒佈的新法律是古巴緩慢、斷斷續續的市場自由化進程中最新的一個步驟。最新的公告提出，要建立200多家合作社，作為試點計劃的一部分。分析人士稱，如果這一計劃能夠實現，那麼這次嘗試能夠為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發展帶來更多動力，將超過在早期允許個體經營或進行農業改革的努力。
分析人士認為，獨立於政府的合作社將使古巴經濟的一大部分擺脫政府管理的社會主義體制，轉向自由市場競爭，將不同於早期國有農場內部的合作社。
“合作社的潛力是巨大的，”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理乍得·E·范伯格(Richard E. Feinberg)說。“古巴正在尋找一種模式，介乎老式的國有企業和純自由市場經濟之間。合作社可算一個答案。所以展望未來，這些合作社將起到重要作用。”
對一些古巴人來說，新法律只不過是讓早已在地下悄悄進行的商業行為合法化了而已。但政府似乎也對鼓勵小企業家之間的合并感興趣。新法律對合作社徵收的稅率要低於個人從業者。這意味着現在進行個人從業的理髮師、漁民或木匠，將更希望加入合作社，這類公司中的每名工人都有自己的投票權。
新法律中還說，合作社最少可以由三個人構成，此外，除了可以把國有企業轉變為合作社（企業固有職工享有優先權），合作社還可以租憑閑置的政府財產。
這些合作社“在管理體制上，將不隸屬於任何政府機構”，古巴政府在國有報紙《格拉瑪》(Granma)中關於新法律的一篇簡介中說。但政府在決定誰有權開辦公司的問題上，將發揮重大作用。希望創辦合作社的人，必須向地方政府辦公室提交申請，這些申請會被交給部長會議以接受批准，其成員包括勞爾·卡斯特羅主席(Raúl Castro)。
目前尚不清楚，較高技術的職業，例如建築師或醫生，能否組建合作社。無黨派研究團體列剋星敦研究所(Lexington Institute)的古巴問題專家菲利普·彼得斯(Philip Peters)說，首先，合作社將彌補基本公共服務的不足，例如農產品的運輸。他估計合作社非常有可能減少損公肥私的現象。
“人們會去占國家的便宜，如果公司有自己的一份，他們就不會這麼做，”他說。但他和其他專家表示，合作社能否發揮出全部潛力，取決於政府將如何與它們進行互動。
“合作社並沒有一夜之間從古巴的體制環境中被解放出來，”克林頓政府時期的顧問范伯格教授說，“它們如何獲得貸款信用？如何獲得人力物力的投入？從業者怎樣得到妥善培訓？如何合理培訓管理層？這都是突出的問題。”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12月12日 。
DAMIEN CAVE 報道 2012年12月13日
The New York Times
在離哈瓦那不遠的生產區圭拉-德梅萊納，人們正在種植馬鈴薯。由於缺乏機械，古巴許多農業生產的技術含量仍然很低。
哈瓦那——每天晚上，古巴最富生機的資本主義實驗都會在首都哈瓦那邊上的一塊泥地上演，杜魯門時代的卡車拖着新鮮農產品和數百名手握大把現鈔的買家在這裡碰頭，他們身下的二輪貨車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
“這個地方養活整個哈瓦那，”在這個城市擁有三家小食品店的37歲的米薩埃爾·托萊多(Misael Toledo)說道。“以前，你只能在菲德爾的市場上進行買賣。”
去年，古巴政府通過法令，讓更多的小本生意合法化，之後，農產品交易開始形成，這一現象生動地表明了古巴所經歷的巨大變化，也顯示了仍阻礙其發展的所有的政治和現實束縛。
試圖改造這個國家的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已將農業發展放在首要位置。2007年，在其當選總統後的第一次重要講話中，卡斯特羅着重談了農業生產，說雜草長滿了休耕的土地，我們需要確保“每個需要牛奶的人都能喝上一杯”。
一系列針對農民的激勵措施陸續出台，在古巴，沒有哪個行業有享受過如此高度的自由化。而且一直以來，卡斯特羅對他這麼做的原因都直言不諱：提高效率和食品產量，取代古巴每年花幾十億美元進口的農產品，這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然而現在，按大多數標準衡量，這個取代項目已經失敗。由於浪費、管理不善、政策束縛、運輸限制、偷盜以及其他問題，它的整體效率已經下降。實際上，許多古巴人發現，私營市場上的農產品更少了。這還是在增加農民人數以及一些產品的產出提高的前提下。哈瓦那大學(University of Havana)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僅2011年，市場價格就下跌了近20%。而且，食品進口已從2006年的14億美元（約合87.4億元人民幣）增加到去年的約17億美元。
“這是古巴領導人第一次無法兌換諾言，”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國際關係學副教務長豪爾赫·I·多明格斯(Jorge I. Domínguez)說道。“發佈的數據結果真的很令人沮喪。” 多明格斯幼年時離開古巴。
一個主要的原因是：運輸業落後，卡車供應不足，現存的那些老舊的卡車經常拋錨。
2009年，包括西紅柿在內的一些農產品取得了豐收，然而數百噸的西紅柿卻白白爛掉，因為負責送食物至加工中心的政府機構缺少足夠的運輸工具。
“下雨的時候，情況會更糟，”來自阿特米薩省的農民、27歲的哈維爾·岡薩雷斯(Javier González)說，他說他經常看到農作物因為沒被採摘而枯萎、腐爛。
岡薩雷斯的身後是33英畝 肥沃、免租金的土地，2008年，卡斯特羅推行了一個項目，鼓勵農村居民參與農耕，岡薩雷斯通過該項目獲得了這些土地。他說，自己清理了這塊地，種上了多種農作物，去年，他掙的錢比自己當醫生的父親還多。
但是古巴的效率低下還是讓他十分苦惱。聰明、強壯、野心勃勃的他，即使在手裡握着一個扳手時，也不忘心中的計劃。他正在修理拖拉機上用來平整土地的部件。它又壞了。
岡薩雷斯是從另外一位農民那裡買到的這台20世紀80年代出的蘇聯款拖拉機。當時，這差不多是能在古巴找到的最好的拖拉機了。古巴政府仍對任何新產品的銷售施行壟斷，所有的物資都匱乏，無法滿足需要，化肥不夠、有的時候甚至連彎刀也不夠。
政府的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很清楚。古巴全國經濟學家協會(Cuba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conomists)的華金·因方特(Joaquin
Infante)說，“如果給了人們土地，卻不給他們物資，土地作何用途就無關緊要了。”
但卡斯特羅拒絕允許人們自己進口所需物資，在許多農民和專家眼中，這是解決運輸工具及設備不足問題的一個顯而易見的方法。弗吉尼亞州列剋星敦研究所(Lexington Institute)的古巴專家菲利普·彼得斯(Philip Peters)說，“這事關管控。”
對於許多農民來說，上述觀點解釋了為什麼土地契約一般為10年，有一次續約的機會，而不是無限期的，或者像給外國開發商的99年的使用期。這也是許多農民表示他們不會在所租的土地上建房的原因，儘管政府今年做出讓步，允許他們這麼做。
古巴人還表示，該國混雜國有、私營成分的農業，情況複雜，他們擔心掌管這一行業的官僚們缺乏應有的知識來有效管理這個行業。例如，秋天的時候，哈瓦那到處都是一堆堆腐爛的香蕉。農民們表示，政府沒有意識到，由於種植香蕉的投入較少，而生長季節較短，農民們會過度種植，從而制定了過高的保護價。
近期我去哈瓦那機場附近的市場時，清楚地看到了人們的沮喪、希望以及擔憂。當成群的購買者蜂擁而至時，晒黑的農民腳穿黑膠鞋站在已該退休的老舊卡車的後車廂里，把洋蔥、生菜以及其他貨物扔給同伴，後者負責稱重賣貨。每來一輛卡車，人們都會立即將其包圍，人群中多數是年輕男子，他們會一邊大叫，一邊用肘部推開別人靠近卡車。
這種情況說明需求仍然大於供給，在急着大批量進貨的人群里，似乎不是每個人都確信，自由市場是最好的出路。謹慎的政府巡視員會監督在官方規定時間下午6點前開始的任何商品銷售行為。40歲的農民聯盟成員喬斯·拉蒙·穆爾加多(Jose Ramón Murgado)表示，政府給這個行業製造了太多的混亂。
“資本主義意味着更高的價格，”他說。“這正是問題所在。”
但高價格也會促使人們不斷適應，提高效率。一些來自古巴東部的農民表示，他們會囤積大量洋蔥，直到收穫季節過後才會出售，因為這樣一來，他們每磅能多掙些錢。周圍看熱鬧的農民似乎也準備這麼做。洋蔥是製作古巴基本食品sofrito醬的主要原料。
對於卡斯特羅及其政府來說，農業及其他經濟領域改革的成敗可能取決於能夠啟發他人提高生產力的創新者，像托萊多這樣的人，他的三家小商店供應的農產品都來自這個市場。
他在佛羅里達和西班牙開了10年的卡車。一年前，體重增加了幾磅的托萊多帶着積蓄信心滿懷地回到古巴，想要抓住古巴的新機會。
現在，他有了自己的卡車，還雇了六個人到市場上搜羅貨物、砍價。農業增強了他的信心，也給其他已經抓住機遇進行私營農業生產的人帶來信心。但許多古巴人關注的是：卡斯特羅的社會主義政府會允許他們發展到哪一步？
翻譯：谷菁璐、許欣
DAMIEN CAVE 報道 2012年12月04日
這只是個紅色的圓形小招牌，通了電，為家庭手工製作的披薩餅打廣告。若是在紐約或羅馬，沒人會注意到它。但是在哈瓦那呢？它還是有一點讓人驚奇的。
畢竟，古巴數十年來一直被覆蓋一切的反資本主義理念統治着。廣告牌、收音機和電視上宣傳的只有三樣東西：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還有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和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這個懸掛在破舊的殖民地時期建築上的披薩招牌，它所代表的東西正好截然相反——市場營銷，即對私人利潤的公開追求。
而且這個招牌不是隨意地掛的。它與我去年來古巴時，在同一個貧窮社區里看到的用硬紙板做成的招牌不同，這個招牌需要花錢。這是一種投資。它清楚地表明，古巴的一些新企業家正在接受競爭與資本主義的邏輯。兩年前，古巴政府為了挽救這個島國的經濟，情急之下採取了企業經營合法化的措施。
但是，如今的古巴人究竟資本主義化到什麼程度了呢？他們到底是在擁抱還是在抗拒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的“自我組織的自願合作制度”呢?
“這是幾個方面的結合，”古巴政府的前研究員，現在在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 Denver)擔任講師的阿特羅·洛佩斯·利維(Arturo López Levy)說，“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變得更主動、更自信時，其他人不管願不願意，也必須這麼做。他們必須相互競爭。我想這就是眼下的形勢。”
的確，就像伊拉克、俄羅斯、墨西哥和其他國家最終結束了幾十年的獨裁統治的國家一樣，如今的古巴也是一個經受過多年暴虐統治的社會，分崩離析，未來充滿了不確定。過去幾年間，允許個體經營、放寬旅行限制、允許房屋和汽車買賣等改變既令人矚目又非常有限。像招牌這種微不足道的東西在這裡顯得如此重要，是因為每個人都關心古巴的勢頭，而且似乎沒有人知道古巴是否真的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今年3月的文章這樣認為），或者這個島國註定只能按照原來的道路走下去，讓少數人享受有限的資本主義，其他人仍然遵循社會主義。
一直拒絕資本主義的領導人，現在竟然開始鼓勵人們嘗試資本主義，相關爭論由此變得更加複雜。勞爾·卡斯特羅是革命中最出名的忠實共產主義者；如今，作為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他又是自由市場改革的主要倡導者。一方面，古巴共產黨在今年早些時候召開的一次會議中，專門就克服對企業家偏見進行了討論；另一方面，勞爾·卡斯特羅表示，他“決不允許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
“他們就像得了精神分裂症一樣，”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的古巴問題專家特德·亨肯(Ted Henken)說，“他們一邊說要推行變革，一邊又把改革當作恩賜，而不是權利。”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小規模受到控制的資本主義正在古巴局部興起。特別是在哈瓦那，小商鋪到處可見。包括的士和餐飲在內的整個城市產業體系，都因為一批新入行的人而發生了改變，使消費者、勞動力和原材料等方面的競爭愈加激烈。甚至連那些曾受國家控制的最基本的服務（比如購買食品），都在更大程度被私有體系所控制，可以根據供需狀況來自主定價。
雖然剛開始的那種商業活動激增的勢頭已經放緩，有些專家稱，商業活動的大規模增加顯示出古巴人一直以來是多麼具有資本主義精神。截止2011年末，已有大約35萬人根據新法規被授予了自主經營權，他們當中67%的人都沒有以前的工作關係記錄，這意味着他們很可能曾在暗地裡從事商業活動，只不過後來這些活動變成了合法行為。
一些最成功的企業家樂觀地認為，古巴會更加開放，接受自由市場觀念。39歲的赫克托·伊格拉·馬丁內斯(Héctor Higuera Martínez)是哈瓦那最棒的餐廳之一，Le Chansonnier的老闆（此間的鴨肉基本上是巴黎風味的）。他說，官員們“開始認識到，有理由支持私營企業。”例如，他給人們提供了工作，他還從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外國人手中賺到了硬通貨。
他說，“以前，我們什麼都沒有，現在，我們有了一個機會。”
他在竭盡全力地利用這次機會。當我們某天晚上在餐廳會面時，他已經寫下了幾頁筆記和圖表，來解釋他的企業成長所需的要素，範圍涵蓋了從批發市場，到為農民改善交通運輸，從結束美國的貿易禁運，到古巴稅收法規的變革等等。在他的東拼西湊的簡陋廚房裡，三台爐灶之中只有一台能夠工作。想到需要添置真空包裝，好讓送餐的時候效率更高，都幾乎讓他無比憧憬。
他可以說是個完完全全的企業家。不過，他的想法能夠得到採納嗎？和其他所有人一樣，他面對嚴苛的限制。例如，他不能僱傭20名以上的員工。他無法獲得銀行私人貸款，政府基本無意讓像伊格拉這樣的人獲得大的成功。
相反地，當成功來臨時，政府似乎感到緊張。今年夏天，政府關閉了一家生意興隆的餐館式卡巴萊夜總會，這家夜總會開在一處閑置場所，經營歌舞表演。因為業主徵收2美元的門票，被指控“私自發財致富”。路透社的一篇新聞報道把這家卡巴萊夜總會形容成古巴最大的私營企業。幾天之後，它就消失了，隨之消失的還有130個就業崗位。
卡斯特羅政府也在試圖利用其他方式抑制創新。政府不允許專業人士單幹，比如律師、建築師。過去幾年，政府把政治迫害的手段集中用於對付富於創新的年輕人，後者在公共場合和互聯網上，為民間的話語權尋求空間——像博客作家楊尼·桑切斯(Yoani Sánchez)和獨立項目Estado de Sats的負責人安東尼奧·羅迪萊斯(Antonio Rodiles)這樣的人。後者在今年11月初被捕入獄，他在被監禁了18天之後，於上周獲釋。
所以，目前為止，古巴實施的是受到桎梏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在受到高度管控的競爭性市場上運營低技術含量的小型家族企業。這裡有限的經濟自由，多半也只是讓那些滿足於製作和銷售比薩的人受了益。
這就再次提出了問題：古巴是否真的在走向資本主義？很容易找到持懷疑態度的人。新澤西州民主党參議員羅伯特·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說，“在這個世界上，任何真正發生變化的地方，之所以能變革，都是源於統治政權自身許可了一些重大的開放政策，大門被完全推開。古巴發生的情況不是這樣。”
許多古巴人說，他們對放棄一個可靠的體制感到猶豫不決。這種制度可以用一句笑談來概括：“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付錢給我們。”的士司機告訴洛佩斯·利維，因為競爭加劇，他們幹活更加賣力了，但掙到的錢卻更少了。我在哈瓦那批發市場外見過的一位農民把資本主義和更高的物價划上了等號。他說，政府需要對此進行干預。
但這畢竟是一個老朽的體制。依然還有朋友和親戚在古巴政府供職的洛佩斯·利維說，甚至在古巴官僚之中，眾人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如果是這樣的話，古巴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更多的資本主義。因為政府每向一個新企業主頒發執照，古巴就更加遠離社會主義一步，它的特殊性就減少一分，距離那個揮舞拳頭反對美國資本主義的大鬍子叛軍頭目的形象，也又遠一分。在一些古巴人的眼裡，原來的老路已經到頭了。
奧斯卡·埃斯皮諾薩·切普(Óscar
Espinosa Chepe)是一名受過國家正統培訓的經濟學家，在2003年因為批評政府而入獄。他說，“政府已經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失敗了。觀念之戰是最重要的戰役，而他們敗了。”
Damien Cave是《紐約時報》駐墨西哥城記者。
翻譯：陳柳、張薇
VICTORIA BURNETT 報道 2012年07月19日
哈瓦那——古巴政府旨在裁減政府僱員、提振私營企業的全方位經濟改革已開展近兩年，然而其步伐緩慢，許多古巴企業家和知識分子開始對在位已久的領導層產生了懷疑，懷疑他們是否能夠或是否願意改革這個世界上最後的幾個共產主義國家之一，並將國家將近一半的生產轉交給私營業。
上周，期待着政府出台措施，為私營業創造更多機會的人們卻等來了相反的消息：政府做出了一個事先沒有太多宣傳的決定，要向來自邁阿密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非正規進口產品徵收高額關稅，而這些進口是很多新興企業的命脈。
一名在哈瓦那賣珠寶的小販。許多街頭出售的物品來自美國、巴拿馬、西班牙和厄瓜多爾。
“這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位於邁阿密的哈瓦那諮詢集團(Havana Consulting Group)的總裁埃米利奧·
莫拉萊斯(Emilio
Morales)說。他說，古巴的街頭小販正在搶走國有商店的生意。“這表明國家目前還無法和私營部門競爭。”
2010年末，古巴政府開始允許私人經商。政策推行後，在過去20個月里，古巴有25萬人選擇從事個體經營。他們開飯店、小吃店、臨時商鋪、或開的士、修手機。而在20世紀90年代開展的一次私有化運動中，也有很多人抓住了機會。加在一起，目前古巴1100萬人口中共有約38.7萬人從事個體經營。而古巴人也開始買賣房產和汽車，這在50年來還是第一次。
隨着古巴私營業的壯大， 外國商品被裝在手提箱和旅行袋裡，每天如洪水般湧進古巴，它們主要來自巴拿馬、厄瓜多爾、美國和西班牙。因為無法進入批發市場，古巴人便轉向朋友、親戚和所謂的運貨人，購買包括食物、小飾品和iPhone在內的一切產品。莫拉萊斯估計，自從2009年奧巴馬政府開始放鬆對旅行和匯款的限制，這種倒賣貿易的交易額已激增至每年10億美元。
雲伊爾卡·巴里奧斯(Yunilka
Barrios)在一個狹窄、滿是塵土的門口賣太陽鏡、髮帶、指甲油和亮晶晶的內衣帶。非正規進口產品將被徵收100%的稅，這事令她十分擔憂，而政府表示該措施將在9月份生效。
“現在好像開始管得嚴了，”她說。
經濟學家、商人和外交官員認為，由於政府中層官員不願意放棄他們的特權，而保守官員又懼怕經濟自由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影響，面對兩方面的阻力，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主席的改革舉措緩慢而謹慎。
卡斯特羅說過不會採取曾經造成前蘇聯崩潰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ies)”。卡斯特羅在12月份的一次演講中說，政府推進改革“不會操之過急，不會盲目從事。要破除舊的教條式思維，及時改正錯誤。”
然而，對於像葉連娜·洛佩斯·德拉·帕斯(Yelena López de la Paz) 這樣的人來說，改變太過緩慢。由於競爭激烈、缺乏經驗和利潤過低，德拉·帕斯的生意破產了。去年7月，德拉·帕斯在她住的街區開了一個小吃店，賣披薩、用她媽媽自己種的芒果榨的果汁和她住在邁阿密的外祖母寄過來的口香糖，第一個月她賺了100美元。後來，附近又開了另外三家小吃店，德拉·帕斯被迫在11月關門，那時她每天只能賺到1美元。
“我投入了很多時間和金錢，但是什麼也沒賺到，”她沮喪地說。
專家說，由於缺乏進展，政府在4月份做出的將國家40%的的生產在五年內轉移至私營業的承諾變得越來越不可信。
“按照現在的速度，他們不可能達到目標，”出生在古巴的匹茲堡大學名譽教授卡梅洛·梅薩-拉戈(Carmelo Mesa-Lago)說。
按計劃，古巴國民大會將在下周一舉行，預計， 古巴將有更多的合作社，超出現有的農業合作社的範圍。
而另一方面，政府在一些省份正將包括咖啡廳和修錶店在內的小型國有企業轉交給員工經營。政府還取消了政府機構和個人簽署的合同金額不得超過4美元的限制，同時還將一些項目，如建築工程等，轉包給個體運營商。
“這是從20世紀70年代或者80年代以來，國家第一次有了一個規劃，也是第一次有組織地實施這個策略，”來自哈瓦那的經濟學家拉斐爾·貝當古(Rafael Betancourt)說。
即使一些認為變化太慢的人也對改革充滿信心。“旁觀者也許看得有些沮喪，”
位於弗吉尼亞州的列剋星敦研究所(Lexington Institute)的一名古巴專家菲利普·彼得斯(Philip Peters)說，“但這不是五級火警的大火。”
然而一些人稱，這種謹慎和古巴的緊急需求相矛盾。古巴的天主教雜誌Palabra Nueva 的主編奧蘭多·馬克斯·
伊達爾多(Orlando Márquez
Hidalgo)最近說，如果被公共部門解僱的員工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他們的“不滿和挫折感”會增長，隨之，“持反不同政見的人或想離開的人的數量”也會增加。
“時間至關重要，”他說。
政府今年的目標是裁減17萬政府僱員，並在私有部門增加24萬個工作。而在今年的前五個月，只有2.4萬人獲得了個人營業執照，這樣看來，實現目標的難度很大。
古巴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副主席埃斯特萬·拉索·埃爾南德斯(Esteban Lazo Hernández)4月份說，五年內，私營部門的產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將從現在的5%上升至40%到50%之間。
並不是所有的企業家都在掙扎。一些飯館和的士服務在盈利，而古巴裔的美國商人卡洛斯·薩拉德里加斯(Carlos Saladrigas)，在3月到訪哈瓦那時也說，他知道一些人“即使按照美國標準衡量，也是很能賺錢的”。
梅薩-拉戈教授說，改革的一個動力可能是古巴在開發海洋石油儲備上的渺茫前景。在第二口油井枯竭後，西班牙石油巨頭雷普索爾(Repsol) 5月決定離開古巴。其他的一些公司在開發另外的地點，然而枯竭的油井打擊了古巴試圖減少對委內瑞拉依賴的努力。每年，委內瑞拉向古巴提供價值數以億計美元的石油，以換取一系列古巴的服務。
目前，巴里奧斯在門口做生意還算滿意，支付給共用同一個出入口的鄰居2美元後，生意好的話，一天還能賺10到15美元。巴里奧斯降低了商品價格以提高競爭力，然而有傳言說政府將取締擺在走廊和門口的攤位，她對此十分憂慮。
邊說著，她邊把手伸進腰包里找零錢，她說，“我只是希望能堅持下去。”
古巴人在工作系列（2）在海灘賣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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