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178期通訊，2009年4月16日。
古巴直擊2：中國人在古巴
作者：三三[1]
中國人的足跡，早在全球化波及世界各地之前，已經遍佈各國，在古巴亦不例外。但活在古巴的中國人，卻有一段與別國不同的際遇。
追溯歷史，第一批華工遠在1847 年時已抵達古巴，距今已逾160年。十九世紀中葉時滿清政府的腐敗，以及鴉片戰爭帶來的貧困，令廣東省沿岸的華人不惜遠道而來求生，並陸續成為當地勞動人口的重要一員，在西班牙殖民者的甘蔗莊園裏，他們更取代了黑奴，成為主要的勞動力，到了古巴人挑戰西班牙人的統治，爭取獨立的戰爭時，華人亦起重要的貢獻。不少華人更與當地人結婚，誕下混血兒的後代，開枝散葉。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古巴的僑社堪稱全美洲最大，愈漸富裕的華人早就脫離華工行列，成為農莊主之外，更多人選擇在首都夏灣拿經營南北行或者其他生意。他們只意想不到，在他鄉追求安穩生活的美夢，卻因為1959年時古巴革命取得勝利而劃上句號。卡斯特羅上台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府陸續將私人產業國有化，雖然其時不少華人選擇離開古巴，但因為經濟或其他各種理由而離不開的，卻大有人在。來到2009，這樣的中國人只剩下二百多個，且大部分年紀在七十開外。命運彷彿跟他們開了一個最大的玩笑，結果是進退失據，只好靠回味往昔度日但同時垂垂老去。
中國人遠走他鄉去追求理想生活的故事，一直在世界各地不斷重演又重演。當我們在夏灣拿碰見這批逐漸被遺忘的「中國人」時，卻也遇上了厭倦資本主義社會運作方式的香港人，特意前來這個「吃大鑊飯」的社會主義國家，追尋生活裏另一種可能性。他們之間興許不同，但他們之間卻又何其相似，分別只在於有人可以選擇，有人卻不……
Martha Isabel Cepero Chang是一個混了黑人血統的「中國人」。她的母親姓Cepero，父姓則沿用祖父的 ── 祖父陳瑞生來自廣東南海，在1926年來到夏灣拿，並娶妻生子，所以母親一代已是混血兒。祖父於79歲時在古巴去世，當時母親只有八歲。
我愛白鳳丸
「母親有時會和我講中國話，都是與食物有關的。」她一邊說，一邊嘗試覆述母親的中國話，但我們怎麼都猜不到話中的意思，語言的聯繫就這樣隨時日輾轉相傳而最終失落。三年前，她曾經沿祖父留下的地址，前往古巴的中國領事館求助，然後寫信到南海聯絡祖父的姐妹，但信件都被退回，也不知親戚們是移居了香港，搬到別處，還是都去世了。
尋親沒有結果，但Martha Isabel卻沒有就此斷絕她與中國之間微薄的聯繫。母親曾在古巴華人會館註冊了戶籍，又是唐人街裏陳氏宗親會的會員，她在年前也申請成為會員，經常到那裏去買點吃的用的。會費只收12古巴比索的宗親會，每年10月1日還會慶祝中國國慶，每月為會員搞生日會等等，有時也會分發一些食物。當Martha Isabel取出一紅色小罐由宗親會商店買回來的中國清涼油（性質類似萬金油），又翻出某個中國客人送她的一盒天壇牌烏雞白鳳丸，並告訴我們她十分喜歡中國藥物時，我們頓時生出一種錯綜複雜的感覺，文化混雜的氣息一如她身後的牆上的擺設一樣複雜：中國的「福祿壽」，古巴黑人公仔，還有天主教的基督像，都同時出現在同一時空。
小生意求存
日常生活，Martha Isabel靠的是出售自家製作的手工布藝維生。十八年前她曾在船廠當美工，但後來船廠與另一家合併，裁去部分員工，她也失去了工作，但當時的法例對勞工有百分百保障，在裁員初的兩年，仍然照發全數薪水，其後三年則發六成。期間她便上工藝學校去學習縫紉、編織和刺繡等手藝，希望謀個生計。現在，每星期她都會將自己在家中手工縫製的披肩、牀罩或者衣服，拿到夏灣拿舊城中心最熱鬧的大街Obispo的手工市集向遊人出售，每月約能賺265C UC，算是很不錯的收入。
在計劃經濟下，國家逾七成的商業活動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價格也由政府決定。雖然政府在非常時期開始發出牌照，准許小規模的商業活動，或出售手工藝品，或開辦一些最多僅可容納12人的私人小餐館Palladare，或者將家居變成Casa Particulars，以廉宜的租金把房間當旅館租給外國遊客。但政府對於私人商業活動的態度始終步步為營，時鬆時緊，一直沒有全盤放任。某個晚上，當我們光顧市內一家Palladare時，負責人便向我們表示，這些Palladare的數量已由高峰期的1,000多間下降到現在的100間左右，政府很少發出新牌照之餘，對於領有牌照者又諸多限制，陸陸續續便撐不下去，落得今日的光景。古巴距離開放自由市場，還有很遠很遠的路要走。
一份報紙，二百零八個中國人
在古巴人或者當地華人眼中，Martha Isabel已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要尋找地道的中國人，唯有到Barrio
Chino唐人街去。夏灣拿唐人街主要集中在Dragones、Salud、Reina、Zanja、San
Nicholas和Amistad等多個街區。這裏曾經居住了五萬華人，是全美洲規模最大的唐人街。除了中華會館，還有中國銀行、電影院、茶樓以及大量的南北貨店。由不同姓氏組成的會館或宗親會，數目更是美洲之冠，其繁盛可想而知。當年的華人，
有的被 「賣豬仔」到了古巴，或因淘金熱來到美國，再輾轉到鄰近的古巴；有的則在四、五十年代為逃避國內的戰亂而遠走古巴謀生。其中大部分都來自廣東地區，所以粵語是最通行的語言，大家動輒都會自動報上籍貫，南海、三水、台山、鶴山、四邑、新會、開平……籍貫便是認同與歸屬的象徵。
報社的黃昏
但現在的唐人街，這樣的中國人卻只剩下265個，另一個說法則是208個。數目雖有出入，但總不出三百之數，而他們的平均年齡是79歲，可謂死一個便少一個。革命後，古巴政府將私人財產國有化，不少富裕的華人都在那時移居美國或加拿大，隨後就鮮有後輩華人為謀生計到來。這些華人的下一代，也陸續離開古巴，只剩下老人家在此留守。雖然目前夏灣拿有中國留學生二千人，但後來的年輕一代跟這一羣在古巴生活了逾半世紀的華人，卻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我們到訪的《光華報》社，最能反映出古巴華人社區自五、六十年代以來由盛轉衰一路萎縮的一頁。在最繁華風光時，夏灣拿一共出版四份中文報紙（《文星日報》、《開明公報》、《華文商報》及《光華報》），但迄今只剩下一份革命前已支持左派的《光華報》。《光華報》在八十年前創刊，每周出版，印量二至三千份，後來則變成每兩至三周才出版一次，印數只有500份，資金主要由中華會館多年來累積的基金支援。
報社裏，外間是一個既簡陋又窄小的辦公室，無論是總編輯、
記者、校對或是其他人，一起出現時卻也不嫌擠迫，蓋因報社現在只有八個人上班，老人家們通常身兼數職，兩三雙手便將從當地中國領事館收集得來的中國報章，再加上近日的本地消息以及港報連載的武俠小說，拼湊成一份四版紙的報章，最後一版更使用西班牙文。來到裏面，除了一排排密密匝匝的鉛字，後面便是一台歷史逾百年的古老印刷機 ── 在當時，這可是最新式的活字印刷機！曾經有法國人想向他們買入這台古董印刷機，他們卻拒絕了，因為要賣也只想賣給中國人。空氣和光線在這個昏暗的空間裏彷彿凝固不動，沉靜的機器見證了這批華人的老去和報業的蕭條。
兩個月前，因為負責撿字的師傅抱恙，報紙不得不暫時停刊。
普通話熱潮
分別年屆84和75歲的負責人蔣氏兄弟對我們說，「過得一天便是一天。有留學生想來幫忙，但我們哪會有錢請？連我們的薪水都不過夠吃一天兩頓，差不多是義務性質啦！」黯然的光景，跟我們後來造訪的傳統藝術館形成了有趣的對比。位於Salud街上的傳統藝術館，開在一幢有兩百年歷史的西班牙式房子裏，從前曾經是煙草工廠。十二年前成立的傳統藝術館旨在推廣中國文化，但在貧困的夏灣拿，這裏並沒有顯得特別堂皇豐盛，大門右邊一個陳列「中國藝術品」的房間，雖然有木製中式圓拱門點綴，但裏面卻只有兩三個零星的玻璃櫃，陳列再普通不過的中式茶具或擺設，房間和飾櫃空蕩蕩的，令人有些尷尬。
老師鄧美洲以彆扭的廣東話向我們解釋箇中內情。也難怪她，雖說祖籍廣州，但在古巴出生，接觸中國話的機會並不多，因此她的中文裏夾更多的西班牙語。這裏的學生和 老師也不多，學生有25人，每星期三天來這裏上每節兩小時的課，其中有小學生，也有六十多歲的老人家，一起擠在一個課室裏。兩個老師則是在當地出生的古巴裔年輕人，普通話發音雖然還算過得去，但音調卻時有浮動不穩的狀況，不過他們都為自己的普通話而自豪，更特意邀請我們觀看他們上課的情況。近年來全世界都掀起了學習普通話的熱潮，想不到在夏灣拿這遺世獨立的一隅也不例外。
在《光華報》社不遠處的龍崗會館，則結聚了劉、關、張、趙四姓的華人。在吃不飽穿不暖的特別時期，也促成了龍崗會館老人中心Casa de Abilelo的成立，為同鄉的老人家們提供免費三餐。
主管龍崗老人中心的趙仲鵬，頭上永遠戴一頂棒球帽，臉孔曬得黝黑，瘦削的身材，總是穿牛仔褲，但原來他今年已經79歲，一如中心內其他老人家，他的樣貌要比實際年齡看起來年輕。一見面，趙 先生便把我們帶到會館的三樓，穿過沙塵滾滾正在裝修的房間，來到房子最末端去參觀一座百年前由中國遠道運來的中式祭壇。高聳的紫檀木祭壇仍然堅固無比，只是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塵垢。
老人中心
雖然有政府資助，但資源畢竟有限，所以免費供應的飯菜不外是一塊小小的肉，一小盆以黃豆或黑豆熬成的湯汁，有時稠有時稀，再加一小堆有點乾硬的白米飯，且每天如是，雖然說不上美味，但依然吸引數十名老人家來這裏排隊輪候，堂食之外，還往往自備餐盒打包帶回家去，留待下一頓再吃。這數十年由盛而衰的經歷，令他們深切地體會到挨餓受窮的滋味。政府供應的糧票每月只包含六至七斤米、五斤糖、半斤油，還有一片肥皂，當然捱不到一個月，每天都得擔心下一頓還有什麼可以吃，又怎會講究吃些什麼？得悉了這些，縱使飯菜冷冷的，我們吃進口裏時還是小心翼翼地把它吃光，不敢浪費一丁一點。
理想與幻滅
如果夏灣拿真的只剩下208個華人，他們的故事是那麼接近，際遇卻又那樣不同。當年他們都為了追求更理想的生活，而由貧困的中國南方不遠萬里跑到繁華的夏灣拿，結果卻同樣被困在一個凝住的時空裏，進退失據。來自鶴山的老婆婆Ofelia，本姓鍾，由廣東嫁到夏灣拿，而當時的夏灣拿，中式海味雜貨店林立，要享用家鄉的鮑參翅肚並非難事。古巴人吃慣的黃豆黑豆她始終吃不慣，還是懷念從前的腐竹冬菇蠔豉海味。早期不少華人受同鄉叔伯慫恿來到古巴，大都在這些雜貨店裏打工，唐人街內還有廣東茶樓和四家電影院，假期時人人都上茶樓「一盅兩件」。但在革命政府上台後，電影院和茶樓統統都關掉了。政府在1962年正式推行、並一直維持到今天的糧票計劃，可以說為最低下層的一羣提供了一個安全網，但在物資短缺的情況下，糧票所能保障供應的東西也比八十年代時要緊絀得多，Ofelia雖然不喜歡很快便被蟲蛀的配給米，但白米的黑市價卻要3.5C UC一斤，比政府配給的0.2C UC貴上十幾倍。她小聲地對我說：「有本事才有好吃的。還是早日的政府好呀。」
90歲的馬先生是我們遇到年紀最大的一個，當年曾經參與過抗日部隊，後因避戰而來到古巴，距今已六十年。多年來，他好幾次想離開，但因為各種原因而不果，最初是沒有錢，到後來向中國領事館六次求助，卻因為他早加入了古巴華籍而無法取得移居資格。命運好像跟他們開了一個大玩笑：因為華人若不入籍，在當時根本無法獲得工作的機會，也就是無以維生，但反過將他困在這裏的，竟然也正是這個古巴華籍的身分。
混血兒的鄉情
除了這些在中國出生的華人，前來龍崗領取免費餐的，還有不少是混血華人，有些更完全不懂得說／聽中國話。69歲的Josefina，父親來自南海，她只說西班牙語，甚至要我們教她念她的中文名字：吳射芬。雖然不懂中文，但這些混血華人對中國親人的掛念卻溢於言表。Josefina的父親1972年在夏灣拿過世，但她仍然保存兩位叔伯及嬸母當年寄給父親的照片，並主動將自己二十歲時的照片拿給我們看 ── 照片中的她更像外國人，梳當時流行的髮型，衣裙包裹豐滿的身材，竟然有點電影明星的風範。對照今天近七十歲的她，中國人的神韻竟然隨時日而增添了幾分。這些混血中國人對隔絕數十載的親人的懷念，不能簡單地用「思鄉」之類去籠統概括，因為那是一個他們從未曾踏足過的「故鄉」，那是一些他們可能從未曾見過的親人。他們的中國夢，夾雜一份複雜的情感：貧乏拮据的生活讓他們儼如逃不出樊籠的鳥，更寧願把情感寄託在一個遙遠又朦朧的國度；而年紀愈來愈大，對異鄉的疏離與陌生愈發濃烈，也使得這個中國夢縈繞不去……
某天早上，再來到龍崗，不見了趙 先生，後來才發現他伏在桌子上打瞌睡。當他睡眼惺忪地抬起頭來，我發現摘下了棒球帽的他，樣子比平日要衰老得多，畢竟已是79歲的人了，只是他總要比其他人表現得更有活力，否則如何來主持大局？看見他，再看看他身後老人中心已故創辦人趙 先生的照片和靈位，一代又一代，就這樣子來了又去。將來會由誰來繼承呢？當這208個中國人都悉數過世之後，這個地方是否也會隨歷史而被湮沒？
第三世界裏的城市農場
往後幾天，龍崗老人家的遭遇依然深深地縈繞我，叫我反覆去思索古巴這個國度對於那些希望追求理想生活的人的意義。在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人來到這裏，尋找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來自香港的友人Mayling在古巴生活了超過三年，在夏灣拿農業大學念書並結識了同在大學裏教書的Eduardo。現在，她與 Eduardo及其母親一起居住在夏灣拿市的邊緣地區，她形容為「第三世界」的San
Miguel裏。
有機混耕
這是一幢政府在六十年代時為平民興建的樓房，約五、六層高，格局規模，儼如香港六十年代的公屋，乃是Eduardo的母親在46年前將原來位於Vedado
的房子與別人交換來的（房子不可買賣，但人們可以置換，在電台廣播裏常常會聽到這些消息）。由San Miguel前往夏灣拿市中心，車程大約要一小時，但這裏卻有一片仍在實驗階段的都市農場。農場的前身是座荒廢了的火車站，旁邊則是繁忙的公路，後面是貨櫃碼頭。跟從前單一種甘蔗田不同，這裏種的是中國白菜、豆角，還有紅菜頭、胡蘿蔔和茄子等等。田間還有一個培育幼苖的溫室，但在上一次颱風中被吹翻後，現在只有用簡陋的半透明膠簾覆蓋，仍未有資源將其重建。
「有一段時間，古巴擁有的機器數量比美國加州還要多，但農作物的產量卻很少，機械農業在古巴從來都不可行。都市農場就始於那個特別時期，因為蘇聯不再供應肥料，從前依靠機器和化肥的大型農耕方式突然好像癱瘓了，於是就開始轉向小片小片的混耕方式。」結合了農、林和畜牧的混耕方式，恰恰是目前在先進國家愈來愈受到推崇重視的可持續生態農業。在古巴被曬到皮膚黝黑的Mayling，雖然沒有參與農耕工作，卻為一些非政府組織從事古巴農業政策發展的研究調查，與曾經到過俄羅斯和巴西等地學習農業的Eduardo興趣接近。「以前，蘇聯為古巴供應了七成的糧食，又購入大量古巴出口的蔗糖
── 古巴的農業，傳統上都是單一種植甘蔗，佔出口七成，食物反而種得少，習慣以蔗糖去換食物。一直到八十年代，蔗糖還是一切。後來蔗糖的價格愈來愈低，加上長年種植，泥土變得貧瘠，蔗糖出口也退居到第四位，比煙草還要少，第一位是出口到中國去的鎳。2000年以來，國家關閉了七成的煉糖廠，有計劃地分散經濟發展。有四十萬蔗農需要接受再培訓
── 他們都受聘於國有企業，國家提供再培訓計劃，讓他們學習新的技術。他們有的被派去其他合作社工作，學種別的農作品，有的則搬到城市去謀生。近幾年，蔗糖價格雖然回升，但因為國內產量降低，反而要從巴西和哥倫比亞進口。現在，古巴每年蔗糖產量為一百萬噸，其中七十萬噸供應家庭，另外的三十萬噸為工業用途，數量實在不夠。某些經濟學家因而認為，分散發展的方向是正確的，但策略可能要改變。」
Eduardo甚至認為，美國的長期禁運對古巴來說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古巴可以因此更加獨立，不像其他在經濟上依靠美國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在這次金融海嘯下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局部私有化
這一片面積合起來約有兩個足球場大小的城市農場，也體現了政府土地改革政策的變化。土地由當地的合作社借給農民，雖屬國有，但交由農民管理，所得農作物除優先繳付給當地的社區單位如醫院、學校、幼兒所和老人院，再撇除農民自用所需之後，剩餘部分可以直接向該區市民出售。
2006 年以後，政府更是改變了原來同時負責農民合約和價格的農業部門的職權，後者不再有權力主宰價格，農民在出貨後可以持合約單據直接前往銀行提款，杜絕了農業部官員拖欠農民的機會。同年，政府也提高了向農民收購產品的價格，將之與市場價格距離盡量拉近，且每個月都會按需要調節，並讓農民掌握價格的浮動。古巴以農立國，長期卻面對糧食短缺，令政府無法不正視農民的生計問題。
這個城市農場的營運成績算是不俗，因為本身共有八個銷售點。以前，這些農場除了出售自己的農作物，也可以從其他農場買入貨物再進行轉售（價格有上限），間接承認了「私有化有助推動農民的積極性」。「但在九月份的颱風過後，政府推出了多項措施。農場不可再將農作物轉售，只可賣給政府，以紓緩糧食問題。結果是某一些較富庶的城市和地區，都出現了有錢買不到東西的情況，反而邊緣的地區卻不愁貨源。另外為防止炒賣活動，一旦被發現經營黑市，農民的所有設備都會被充公；其三是夏灣拿以外的農場都不可以將產品運到首都去出售，以防人人都將農產品留給城市以圖賣個好價，從而導致鄉間的糧食短缺。」
糧食問題形同國家安全
為了解決災後資源不足，種種措施都可能是臨時性的。Mayling說，勞爾上台後在多次演講裏都提及他對農業問題的關注，並強調要改變整個結構。在全球糧食價格高企的形勢下，糧食問題就形同國家安全問題。從前牛奶都先由農民交到收集中心，再運到工廠變成奶粉，之後轉送到國營銷售點以低價發售，過程勞民傷財，市民亦無法享用到新鮮牛奶，只能被迫接受難喝的奶粉，但現在農民可以直接將牛奶出售。「有人說勞爾比哥哥卡斯特羅開放，其實他也沒有辦法不做這樣的選擇，因為在1993年後，古巴的可耕地下降了33%之多。農民現在每月的收入約為500C UP，比一般人高。收入更好的，更可以月入一至二千CUP，最好的方式當然不是有地一齊耕。」雖說如此，政府又在今年八月推出另一次土改政策，規定所有農民都要歸入合作社，措施仍然旨在限制農民的買賣活動，雖有彈性，但仍不鼓勵百分百的私有個體。另外，由國企掌控的種子供應或者灌溉問題，也仍然沒有得到紓緩。
Mayling 指出，勞爾曾表示過CUC將會在四年內消失，換言之，將不會再有如此懸殊的兩種貨幣。「人們其實對此仍然誠惶誠恐，如果糧票也要取消的話，有些人更不知如何是好。人們雖然投訴不能自由買房賣房，但這樣卻保障了農民的土地不被投機買賣侵佔。
」現在的古巴跟八十年代的中國何等相似：「究竟怎樣的改變才能在刺激農民積極性的同時，又保持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簡單的快樂
在自家後院的一小片土地裏，在香港曾經當過「周末農夫」的Mayling也在實驗他們的生態農業：種了十多種香草和果樹，從Eduardo母親那裏學習草藥的用法，又效法正式農場，飼養蚯蚓翻土，令泥土變得更有活力；附近的鄰居甚至還有人養雞養豬。收成的時候，鄰居們還會互相饋贈自家的農作物。 Mayling形容這個「第三世界」就是一個住了一千人可以自給自足的互助社區。雖然物資供應仍不穩定，就算買一個簡陋的儲水用塑膠水箱，也要花上 70C UC，且在黑市才有售。
應付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是Mayling都要面對的問題。但同時間，當地豐盛而又便宜的文化和音樂，卻也令她的生活充實起來。我們逗留夏灣拿期間，適逢拉丁美洲電影節，無論是在夏灣拿中城或者Vedado的電影院，從早到晚都有人在排隊輪候電影票，在Habana Libre酒店旁邊的Yara電影院看罷電影，不少人更會湧到街對面的Coppelia排隊去吃冰淇淋 —— 冰淇淋店的建築物儼如一隻巨型飛碟，內裏各處都擠本地人，稱心滿足地吃香滑的冰淇淋，那熱鬧的情景可以用蔚為奇觀去形容，令我們也看呆了眼：不過是一碗簡單的冰淇淋，他們卻將之弄得像隆而重之的大事，而且百分百的投入享受。看見這一幕，教我更多一點明白了古巴人的簡樸與天真。
Mayling 還推介我們到Vedado區內一個名叫Palenque的地方去聽非洲音樂，或者去Callejon de Hammel看當地藝術家Salvador Gonzalez在鄰舍社區裏建立的街頭畫廊。有不少遊客也愛去Palenque聽音樂，聽眾中還有不少當地人，七、八十歲的老婆婆更忍不住聞歌起舞。雖然我們到訪Callejon de Hammel那天下暴雨，看不成畫，但大雨帶來的水窪卻讓住在附近的孩子們樂翻了天，暢快地在雨中玩樂。這種簡單的快樂，也唯有在古巴這個大部分人眼中的「貧窮國家」才會有。
炎熱的八月天。不冷不熱的秋天。忽冷忽暖的冬春交界，是古巴，是香港。
天氣反常，接連兩個大颱風，橫掃整個古巴，弄得人心惶惶，響起糧食荒的警號。
走了大風又來個冷鋒，天氣報告說一個冷鋒將會在早上到達，令極度怕冷的古巴人急忙穿上冬季衣服，那怕只是一、兩天，冷鋒一過，這個小島又回復一貫的熱帶氣候，陽光熾烈的性格。
我想起住在香港坪洲這另一個小島的日子，每逢打風就去碼頭近岸邊觀浪，就是喜歡大海茫茫然般，在灰暗的時空下拍攝白頭浪。我笑古巴人「大陣仗」，對待颱風儼如像反美國霸權鎮壓，誰知看到電視新聞片時，看到浪高百尺，我暗自慶幸好運，避過不必要的危險動作。
住下來的日子- 某一個星期一
颱風過後一星期，古巴一夜之間損失近一半的農作物，市場一夜間變得荒涼，只有幾條粟米、幾紮青葱，我四處張羅素菜與新鮮水果；城市農場也欠奉，它們受過量雨水影響，起碼得用上一個月的時間才可以恢復生產。捱不過一個禮拜，我終於忍受不了只吃雪藏肉的日子，走到超市買來一大包價值五個歐羅（大概50元港幣）的雪藏西蘭花！
「食」這個政治問題很弔詭，處身在一個大都市，如我們的香港，用金錢去解決食的問題被視為最正常不過的事情，所以要拚命去搵錢；卻沒有留意到在社區街市經營的小販日漸式微；大財團大超市的壟斷慢慢地改變了我們的消費模式、食的習慣和食物質素。十年後我們將對小孩說食炸雞翼、香腸、即食麵，是香港的地道傳統。
颱風過後的第二、三個星期，古巴的自由菜市場仍然是空空的；有錢都未必買得到所要的東西；反之，在比較偏離富裕中心的周邊社區，那邊的市場開始出現新鮮菜蔬、肉類與水果，而且價格比較便宜，是政府控制有人趁食物荒從中圖利的手段。
在我家附近，出現一批婦女，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七時結集成一個黑市市場，大概到九時許就各自拿餸籃分散到街上，裏面裝有新鮮乳酪、芝士、蜜糖、甜橙、番石榴、青椒、青瓜等等，她們並沒有趁糧食短缺而提高價錢，我不管她們是黑市作業向她們購買，相信中央控制食物分派過於死板，缺乏彈性以致食物因政府沒有到時收購而在田間腐爛，或農民被迫用來餵豬。每一次到這些婦女的地下市集，我都毫不猶豫地雙倍買下，多些補充，深知生活在古巴有兩句格言：今天有的，明天未必有。正在寫這篇文章時，超市已經有一個月沒有衛生紙，我只好埋怨自己為什麼在有時不多買幾包！
九份時間工作，一份時間玩- 星期二
記得剛來到這國家的頭兩年，我用九份時間休息、逛街、很努力地看電影、跳現代舞、做城市農耕的義工、教瑜伽等等；用一份的時間工作讀書。踏入第三年，生活工作完全相反，有八個月的時間沒有上電影院，
而每日早上四、五點起牀，趁腦筋最清醒最敏銳的時候寫作，終於在十一月中完成國際樂施會在古巴的一個關於農業政策研究。
這個調查從組織一班古巴人開始，到開工作坊交流經驗與分析，以至攝影、設計封面，都是羣體工作，這個工作經驗十分……我覺得好玩，學到很多新的知識、新的體驗，心裏很是感激與我會面的老農婦、農夫，他們給我百分之一百的信任，談天說地，說到作為農夫這個職業，都說十分艱苦，古巴的陽光十分狠，可以曬傷眼睛和皮膚。況且這裏的年輕人有很多選擇機會，當醫生、從事旅遊業出路比務農條件好得多。而對這些老農民來說，生活和工作是分不開的。記得香港朋友Benny曾經到日本做義務農夫，回港後他對我說自己一個人做耕作是很寂寞的，應該以一個家庭為主體，農業才會搞得好，生活才會感覺豐富、舒服、滿足。
胡思亂想 =星期三
在一個香港以外的地方住下來，我從不覺得是浪漫，只是每個人的選擇和愛好不盡相同。我選擇過香港以外的生活，主要在於自己沒有「根」的概念，我想住在香港只是一種習慣，正如有些香港人到外地旅行會帶箱「福」即食麵，擺脫不了這個吃味精的習慣。
選擇在外生活，是覺得自己在香港原地踏步，並且開始懷疑自己智商開始有下降迹象，記憶力衰退，於是決定向香港的生活和工作壓力說暫別，重新將自己的生活再拼另一個圖象；又或者索性將生活完全打散，辭掉工作，看看又怎樣。在香港，生活這概念很虛，工作才是實體。在香港生活可以不工作嗎？我的朋友芳子說沒有工作就好像沒有一個身份。這個身份包括很多不同的數碼，沒有它，你還是香港人嗎？
還記得，當自己辭掉工作時，有幾個朋友也是選擇暫時退下來，停一停，在酒吧聊天，我們不約而同地問：「乜嘢係工作？」怎樣才算工作，在特定的時間框框，在固定的工作間出現、發聲、勞碌，就是工作嗎？沒有酬勞的工作是工作嗎？沒有一個職位、一個銜頭是工作嗎？香港的臨牀心理學家建議有受精神情緒困擾的人不要離開工作崗位，說沒有工作反而會胡思亂想，於是有很多香港朋友繼續扮似很勞碌般，避免胡思亂想，甚至不再思想，因為一思想就出現恐懼，我通常會喚他們去相信主，找個水泡，這是宗教的社會功能。
一個外國人的身份
-星期四
農業大學的外國人很多，有五百個以上來自拉丁美洲的年輕人，受自己政府資助、或古巴政府給他們獎學金就讀。我是自費的，每年要交上港幣兩萬元的學費，從我的角度看，這個費用是十分經濟的，它包括我日常的文化娛樂消費、交通費、醫療診費樂費等。這些開支是古巴政府資助的，如想看一齣電影，只需八毛港幣，一齣外國劇目或現代舞，只花費4元；一程45分鐘車程的巴士兩毛；醫療診斷免費，一般藥費二元。
關於在大學內的討論，尤其是與政治有關的，我都是多聽少說；作為外國人，總帶好奇心，支援公義平等這些概念，免不了將古巴浪漫化；要多聽就是想知道古巴人說的「古巴不會倒下來，但它不會進步。」究竟我接觸的與現實的差別有多少？
今天在大學內的一個話題觸到我的神經，我不想只是聽，也想說說我的感受。不只在大學，在古巴每一處都有為數不少的管理員（也有保安成分的），而每個機關都要求工作人員輪流當值晚上保安，即是說這些額外的保安人員實際上是多餘的，因為已經有受薪的保安管理員，幹嗎還要大學老師、醫生、機構工作員晚上當值；有人說這是政府想保持人民為國家當義工的美德，製造這些不必要的勞動。
就是在一個大學內部的黨會議上，有人控訴一個年輕教師不願當值晚上保安，這年輕人理直氣壯說不明白當值究竟有什麼意義，當時全場靜下來，似乎誰都不願意表態，最後會議主持說這年輕人的意見有他的道理，如他覺得沒有意思的話是不應勉強的，隨即各人附和。這件小風波突出了政治老一輩的思維方式與現時的年輕人有代溝，不能再以上一代的管治哲學硬放在這些小夥子之上，或者，很多離開古巴的青年，看不到一個個體，如果不集體行動，怎麼可以貢獻自己的一點力量。
好好保重身體- 星期五
我以前也是沒有時間可以病。現在我學曉讓自己病，給身體一個抵禦疾病的機會。我曾經在古巴內的第一世界居住，即使館區Miramar一帶，現在它的第三世界區San Miguel de Patron住下來，兩邊的醫療系統同樣專業，區內的人不需要到醫院，就可以社區內進行基本診斷以外的綜合診斷和治療。我有一個家庭醫生，她曾轉介我在區內照X光、看腳專科，運用自然療法與針灸；最近我因為鼻敏感及作哮喘，被轉介到一個耳鼻喉和敏感專科，醫生更囑咐我多喝涼茶。以前因工作關係我也走遍大江南北，古巴醫療人員的細心、專業和敬業樂業的態度是十分普遍，不是個別的例子，我無法找到另一個我更加尊重的重人性化的醫療系統。這些醫生的每月收入同樣很低，究竟是什麼維持他們的職業高水準，只是單靠崇高的社會地位？又或是有機會出外服務其他國家（medical mission）的吸引力？
去年三月回港，循例做40歲過後檢查乳房的動作。由於沒有工作就沒有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需要自己買檢查、住院的保險，香港公立醫院排長龍，如有重病，排期做手術以年計算，這些人所周知。我是第一次買醫療保險，沒想到其中的複雜程度，在做乳房檢查途中，保險經紀朋友囑咐我要依照她的指示，而我做的每一個步驟，填每一份表格都要與她用大哥大通氣，目的是爭取能夠獲得百分百的保險費；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像Michael Moore的Sickel，醫療保險只是一盤生意，設法避免賠保險費。
終於出書 -星期五
收到友人芳子的電郵，說出書了。
我一直對Bruce
Chatwin的一本書《What Am I Doing Here》（我在這裏幹什麼）的書名感興趣，他遊歷世界各地寫了很多有趣的短篇文字。這個「在這裏」可以是香港，是古巴，是馬里；要問的不是哪個地方，而是我在幹什麼。在我而言，這問題不是為找尋答案而問的，發問本身就有它的意義，我已習慣，不論在哪個地方都經常問我在幹什麼。
我的中文寫作技巧馬馬虎虎，從沒想過出書，與芳子合作是從玩出發，不懂寫作也要寫，用照片作記錄工具；芳子將感覺放在插圖內，她嘗試再做板畫、
用水彩； 我們一起去台灣找出版， 到現在（2009年）三月出書，計劃在大學辦關於古巴的活動，也是希望從玩結束，學習小孩從玩中學習溝通、發白日夢。
古巴拉丁美洲電影節的三十周年--星期六
前兩年的電影節我都看上十多套電影。去年看到中國的《圖雅的婚禮》，除了掉下不少眼淚，還愛上這女子的堅強本質。今年的電影節選了不少巴西片、阿根廷、智利、墨西哥、還有有點意外的委內瑞拉；聽說它的現任總統要用教育、文化去搞革命。這些拉丁美洲電影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十分寫實，道出貧窮社區因社會的種種不公義、缺少資源，年輕人走上歧途、吸毒，參與暴力活動。古巴人看到這種種社會問題，不期然的慶幸自己不是置身其中。
古巴的革命五十周年-星期天
今年外國人來古巴採訪特別多，正因為2009年是古巴革命的五十周年。《明報周刊》的三三給我電郵說快到達古巴做採訪。數月前張翠容也來過，我們還遇到一些北韓人，也是來古巴交流的，一齊到夏灣拿東面的海灘，擠在古巴人與外國遊客之間，感受這小島的熱帶人情。我望這批北韓男子，他們曬得全身紅紅的，吃本國的辛辣小食，我不禁問自己，What am I doing here？
家在夏灣拿的第168個星期-後記
Freedom'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
在夏灣拿，我們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在說，活在這裏哪有人是不「犯法」的？他們的生存邏輯，很容易被外人解讀為貪婪。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剛下飛機，乘車到市內酒店，在機場外安排調度車輛的人一開價便比飛機上播放的官方旅遊資料貴上一倍，而絕大部分計程車司機都不會啟動咪錶，將車費中飽私囊。如果你沒有零錢，也就不必指望司機會找零。Mayling有感而發地跟我說，卡斯特羅說過，如果社會主義道路失敗，乃是因為人類本性裏的貪婪所致。
但這些人卻鮮有大奸大惡，無非升斗小民的貪圖小利而已。就算是被雲溫達斯用電影《樂滿夏灣拿》捧紅了的那群被遺忘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老人樂手們，他們的音樂也絕非驚天動地 ── 當Ibrahim Ferrer幽幽地唱 《Don Gardenias》的時候，歌詞也不外男歡女愛的陳腔濫調，但只要看他黝黑和鬆弛的臉，就會明白，令這些歌變得動人的，不過就是這些人本身的經歷和故事。他們的音樂裏充滿了人生的悵惘和失落。影片興許浪漫化了他們的坎坷，卻教人意會到人生種種的不足和遺憾，恰恰構成了音樂裏最真摯動人的部分，同時也赤裸地呈現了人性的本質和價值所在。Gain some，loss some，古巴人的所失，莫非同時也造就了其所得?對於古巴，經歷過社會極度豐盛但同時也反被囚禁在物質樊籬裏的我們，是不是有資格來對這種得失妄加評判?
Ibrahim於2005年辭世，去世前一年，雖然被頒授格林美音樂大獎，卻被美國政府以「反恐法」拒絕入境領獎，因為在小布殊眼中，古巴跟北韓和伊朗一樣，同樣危險。這是遺憾，又或者不。已故搖滾女歌手Janis Joplin在歌中曾經唱到，"freedom'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擁有太多，令大部分人反而不懂去珍惜；真正的自由，原來可能就是一無所有。 █
古巴不會求美取消禁運
成報
卡斯特羅說古巴不希望重返美洲國家組織
新華網哈瓦那４月１５日電（記者 殷永建）
古巴革命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１５日在哈瓦那表示，古巴不希望重返美洲國家組織。
卡斯特羅在古巴官方媒體發表的題為《美洲國家組織有權存在嗎》的署名文章中說，美洲國家組織６０年的歷史是“背叛拉美各國人民的歷史”，古巴不會“祈求”重返該組織。
卡斯特羅說，“我們甚至連美洲國家組織的名稱都不想聽到”，“想象我們希望加入美洲國家組織同樣是對我們的侮辱”。
1962年，由于美國為孤立古巴而施加的壓力，古巴被排除在美洲國家組織之外。
美放寬古巴限制獲肯定 卡斯特羅：奧巴馬不會重犯暴行
（哈瓦那15日綜合電）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周三發表文章稱，美國政府宣佈的放寬對古巴的某些限制措施微不足道，但值得肯定。卡斯特羅的文章稱，美國放寬某些對古巴的限制措施是“最起碼的”，美國還要做出更多的決定，包括取消1966年的《古巴情況法》。因為該法對古巴向美移民提供特殊待遇，被用於攻擊古巴革命，掏空古巴人才。卡斯特羅還表示，古巴並不想傷害奧巴馬，但他將是美國的一個任期或者兩個任期總統。他對美國過去政府的行為沒有責任。卡斯特羅相信奧巴馬不會重犯布希暴行。
取消旅行古巴限制
本月13日，美國政府宣佈取消在美古巴人到古巴旅行的限制措施，不再規定向古巴匯款的數額，允許美國電信企業在古巴開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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