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679期通訊，2017年12月17日。
2017年12月17日古巴通訊679期
路透社 撰稿編輯：楊昭彥
路透社報導，古巴當局11日在哈瓦那(Havana)的移民對談會議中告訴美國高階官員，美國決定暫停駐古巴美國使館的簽證處理作業，「正嚴重阻礙」古巴裔親人聯繫與其他人員交流。
美國與古巴這兩個冷戰時期敵人，在歐巴馬(Barack Obama)任職美國總統期間關係融冰，但在川普(Doald Trump)就任美國總統後，兩國關係又變得緊張。
在美國駐哈瓦那外交官據傳遭遇不明攻擊，身體健康受到影響之後，美國政府於今年9月大幅減少駐古巴使館人員，導致簽證處理程序幾乎全數停擺。
古巴外交部透過聲明表示，「美國政府採取的這項單方面、無根據、出於政治動機的決定，古巴代表團對其為兩國移民關係造成的負面衝擊，表達深度關切。」
在發布上述聲明之前，由古巴外交部美國事務主管魏達爾(Josefina Vidal)與美國西半球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克萊瑪(John Creamer)所率領的代表團，已見過面討論移民議題。
美方舉措令許多古巴人表示心碎，因為他們無法拜訪或跟摯愛待在一起。相較於古巴人口約1,120萬人，在美古巴人估計就達200萬人。
另一方面，川普政府也已對古巴發布旅遊禁令，10月份並從華府趕走15名古巴外交官。
華人讓中華文化在古巴發揚光大2017/12/13
中評社香港12月13日電／眷戀故土、牽掛祖國，是每一個中華兒女血脈中抹不去的情懷。長期以來，古巴華人在努力學習和吸取所在國文化的同時，也在不斷傳承中華文化。他們以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方式，讓中華文化在古巴發揚光大，對當地人生活習俗和文化藝術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我們一起去認識幾位酷愛中華文化的古巴人。
在哈瓦那老城區的聖尼古拉斯街附近，一陣熟悉的中國音樂從小巷子裡傳出。我們循聲找去，來到一處院落跟前。明黃色的院牆上，兩個大大的太極圖格外醒目。向導說，這裡便是我們要採訪的武術館了。
這位身穿藍色練功服，像個武教頭一樣，大聲喊口令的古巴人，中文名叫李榮富。他是古巴武術學校的校長，也是創始人。每天清晨，他都會帶著學員操練一個小時。得知電視台要來拍攝，他和弟子們輪番上陣，展示武術絕活。
這個學員剛展示了幾個動作，突然被叫停，看他一臉無辜不情願地走下場，我們都很好奇。再一轉身，他竟然趴在一旁做起了俯臥撐。
李榮富 古巴武術聯合協會主席 古巴武術學校校長 華裔
你們不知道，當時我讓他找一個簡單的項目表演，盡量展示個人的基本功。叫他努力，可是他沒按我的要求來(所以罰他做俯臥撐)。(您的要求還很嚴厲)對對對，我的老師也是這樣的。開始的時候我不認識他，但是我努力，他很喜歡我。中國的老師你知道的，都是為了你進步，但是古巴人有時候不懂。
深得中國文化精髓的李榮富，其實有著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他的外公來自中國廣東，受外公的影響，他從小喜歡中國文化，尤其喜歡中國功夫。那時候，只有在廣東人的會館裡會有一些華人練武術，李榮富跟著學一點皮毛。1994年，受益於古中文化交流合作項目，李榮富被政府派到北京體育大學學習武術和漢語，一年後他回到古巴便開起了武術學校。開始的時候學生不到20人，22年過去了，古巴武術學校不斷壯大，在全古巴有約1萬5千名學員，其中哈瓦那就有近2500人。
黃美蓮 古巴武術學校教練 華裔
我從九歲開始練武術，就是在古巴武術學校跟李老師一起練，長大了以後繼續練，在北京體育大學學了兩年武術。(你在古巴出生長大，為什麼會對武術這麼感興趣)因為我們古巴人很喜歡中國文化，喜歡武術，所有的武術。
馬龍 古巴武術學校學員
我很喜歡中國文化。通過練武術，可以更加深刻理解中國文化。我還很喜歡中醫，我知道推拿針灸可以治病。我準備以後去古巴體育大學，學習這方面的專業。
李榮富告訴我們，武術學校還與設在哈瓦那大學的孔子學院進行教學合作，教練教學院學生的武術，而學院老師教武校學員中文。這種與孔子學院合作的模式，將是他今後工作的主要內容，相互借力，促進發展也正是中華武學的精神。
在距離武術學校十幾公里之外的新城區，我們見到了另一位古巴知名華裔，畫家鄺秋雲。她的父親是廣東台山人，母親則是西班牙裔古巴人，但是鄺秋雲並不會講漢語，不過，她對父輩的家鄉卻一直有著美好的憧憬。上世紀90年代回國省親後，中國文化激發了她新的創作靈感，將中國書法美學引入到畫面中，成為她近些年創作的特點。
鄺秋雲 古巴著名畫家 華裔
我非常喜歡中國文化，一直都想把中國元素和加勒比風情融合在一起。現在 ，這個願望達成了。別人說起我的作品，首先想到的便是這種風格。因為我的身體裡也流淌著中國人的血液，所以我想我的畫作中能體現出一些中國元素。
現在，鄺秋雲這些有著中國元素加勒比風情的畫作，被古巴多個美術館收藏，並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色彩豐富純淨，富有生命力和包容性是她的作品最突出的特質，也像極了畫家本人的性格。
和鄺秋雲一樣，在古巴還有很多華人後裔，他們接受新鮮事物，不斷突破自我，在融合中實現了對祖輩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來源：廣東廣播電視台）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0341
古巴華人：講述動人家國情2017-12-17
蔣祖廉 古巴華僑
中評社香港12月17日電／古絲綢之路上的駝鈴從未在這裡響起，千年之前的商船也不曾在這裡停泊。但是，自從170年前，當華人首次踏上這片土地，它便與遠在東方的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今天的《海絲•粵橋》帶您走進有著加勒比明珠美譽的島國古巴，一起去聽聽那裡的粵僑故事。
記者 楊田子 哈瓦那報道
這裡是古巴的哈瓦那港。170年前，也就是1847年，一艘載著206名契約華工的貨船，從中國的東南沿海出發，經過了130多天的航行之後抵達這裡，隨後這些華工被轉運往古巴各地，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古巴華人艱辛謀生的序幕，也自此揭開。
當時的古巴還在西班牙殖民者的統治中，漂洋過海來的華工，在白人莊園主的甘蔗園和制糖廠里勞作。這些華工雖說都簽下了契約，但實際上他們的境遇跟奴隸沒有兩樣，靠出賣體力換來的收入只夠勉強度日，即便是契約期滿，他們也無力支付回國的路費。於是，大部分華工不得不留在了古巴。史料記載，1847～1873年間，從廣州、汕頭、澳門的港口出海到古巴做苦力的華工超過了10萬人。
直到1874年，迫於國際社會和清政府的壓力，西班牙統治者不得不中止販運華工。
此後，贖回自由身的“契約華工”，與陸續而來的中國自由移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市中心開辟了縱橫40多條街道的大華區，到19世紀末，這裡已經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華人區，常住華人超過十四萬。在古巴眾多的華人中，廣東人占了很大的比例，當時哈瓦那華人社區有三家電影院，每天都放映粵語電影，更有四個粵劇戲班登台演戲。
若不是這地道的唱腔，你也許很難相信，眼前這位高鼻梁深眼窩的白人老太太，曾經竟然是哈瓦那粵劇戲班的當家花旦。除了粵劇唱得好，老太太還能說一口流利的台山話，更有一個中國味十足的名字——何秋蘭。
我爸爸是西班牙裔，我一個月大他就去世了。媽媽只能帶我露宿街頭。有一天，方標看見我們，問我媽媽，你帶著一個女孩，整天在街上游蕩幹什麼？媽媽說，我們無家可歸。於是 ，方標接受了我們 ，認我做女兒，教我學戲。
何秋蘭的養父方標，是來自廣東開平的華僑，早年移居古巴，靠洗衣、洗碗、賣彩票維生。因為痴迷粵劇，方標賺到錢後立刻組建了一個劇團，專門請了師傅教養女讀書寫字、唱粵劇，9歲的何秋蘭便能跟著師傅登台唱戲。在廣東華僑家庭長大的何秋蘭，後來也嫁給了同樣來自廣東開平的丈夫，度過了一段富足快樂的日子。
說起大華區的種種過往，88歲的蔣祖廉老人仍舊唏噓不已。
(50年代初)，古巴還有2萬多華僑，哈瓦那就有1萬多。整個古巴都有中國人，有很多很多中國餐館、雜貨店、古董店。
蔣祖廉僑居古巴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做過古巴光華報總編輯的他，對古巴華人華僑歷史了如指掌。他說，無論是早期的華工，還是後來的新移民，他們身陷困境時的奮進，面對壓迫時的抗爭，都特別令人欽佩。在19世紀末古巴爆發的兩次獨立戰爭中，華僑華人積極參與，表現英勇，為古巴人民最終推翻西班牙殖民統治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也與古巴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華人跟古巴當地人的關係怎麼樣？很好很好，因為我們華人幫助古巴人推翻西班牙(殖民統治)。
在蔣老先生的指引下，我們來到哈瓦那海濱大道街心花園。一座黑色大理石紀念碑靜靜地伫立在花園里，上面刻著古巴獨立戰爭時期的將軍貢薩洛·蓋薩達的一句話：“在古巴獨立戰爭中，沒有一個華人是逃兵，沒有一個華人是叛徒。”古巴人民對獨立戰爭中華人的英雄行為和高尚品質非常崇敬，於是建立“華人記功碑”以紀念華人所做的巨大貢獻。（來源：廣東廣播電視台）
“特殊時期”造就的古巴生態模式，還會延續下去嗎2017-12-11 2
Bill Weinberg 謝一誼譯
澎湃新聞
Yeral Garcia是個哈瓦那的三輪出租車司機，他不止對所生活的城市了若指掌，就算是全球的政經大小事，也能侃侃而談。作為來自美國的遊客，我幸運地坐上了他的三輪車，跟著他了解到一個不一樣的哈瓦那。
幾年前，34歲的Garcia在踩三輪車前曾在哈瓦那碼頭上當過碼頭工人。如今，在城里拉遊客，掙的錢是當碼頭工人的三倍。 Garcia說，現在一個月要交10美金的執照費，加上3美金的三輪車租用費，即便如此，Garcia仍覺得現在的工作好多了，掙來的錢至少足以撫養年幼的女兒。
“工作辛苦，但是掙的錢多些，”他說，“不能發財致富，就是求個溫飽。”
他一邊給我講述自己的故事，一邊迅捷地穿越了馬路上的重重車陣。他說起1991年後古巴的困頓，也就是蘇聯瓦解之後，“古巴整個癱瘓了，經歷了很糟糕的幾年。但也從那時起，政府開始進口自行車，我這腳下三輪車就是這麼來的，”他一邊踩著腳下那台穩重的自行車，一邊說著。
的確，哈瓦那的三輪出租車，在這個日益擁擠繁忙城市，不僅僅是運輸工具，也幾乎成為了蘇聯時代的一個像徵。在搭載遊客前，這些生鏽的人力三輪車，其實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古巴的“特殊時期（THE SPECIAL PERIOD）”，由於資源稀少，三輪車便用來運送食物或眾多其他物品。
哈瓦那的三輪出租車司機Garcia。本文圖片均來自作者。
特殊時期發展出來的生態模式
隨著蘇聯瓦解，俄羅斯縮減了對古巴輸出的便宜原油，中斷對古巴蔗糖的擔保價格，也重創了這裡的經濟。在哈瓦那，店鋪關門，加油站停業，巴士也變得極度擁擠。伴隨著食物供應緊縮，基本的健康飲養也成了緊要的問題。
而美國對古巴的禁運政策，加深了特殊時期的種種困頓。在美國與蘇聯衝突的餘波掃蕩下，美國在1962年更緊縮了對古巴的禁運條例。 1992年的《古巴民主法案》（TORRICELLI LAW / CUBAN DEMOCRACY ACT）和1996年的《赫爾姆斯•伯頓法》（HELMS-BURTON ACT）條例，都限制了外國與非美國的公司與古巴進行交易。
在此情況下，古巴的領袖們為求維持古巴的能源獨立，開始著手不同的石油替代計劃。汽車稀少的狀況下，自行車便開始充斥哈瓦那的大街小巷。都市農園也出現在閒置的土地上。由於受到政府鼓勵，加上化學肥料的缺乏，鄉村的有機農業便應運而生。這些替代方案，至少讓人們有工作和食物。這些特殊時期的困境與緊急措施，反而成了古巴生態實驗的契機。
雖然，古巴的生態革命最初是對緊縮政策的對應措施。世界各地的環境工作者卻都深受這些永續發展和低成本低碳措施的啟發。許多人將這些模式作為人類面對極端氣候變化、能源危機等問題的應變方法。
1999年，烏戈•查韋斯在於委內瑞拉上台後，古巴的特殊時期宣告結束。委內瑞拉開始供給古巴石油，也幫助古巴逐漸恢復經濟。自勞爾•卡斯特羅從他日益年老的哥哥菲德爾•卡斯特羅手上接管政權後，2006年開始，古巴也逐漸對外開放。 2015年，奧巴馬總統重啟與古巴的外交關係，意味著禁運條例的終結。今天，古巴脫離了經濟危機，對世界與國際資金持開放態度，尤其歡迎外國遊客。這些都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來，前所未見的現象。
在哈瓦那，經濟轉變的表現最為明顯。現在的公交巴士定時定點，不再過度擁擠。老哈瓦那的歷史區域，也開始出現士紳化的現象：一方面，嶄新的雙層觀光巴士停駐酒店前，準備接送遊客。另一方面，許多1950年代經典的底特律款汽車，由於歷年來的禁運條例，還在路上行駛。這些歷經改裝的經典老車，加上了新的烤漆，但仍缺乏污染控制的催化轉化器。
同時，三輪出租車，也開始受到嚴密的管制。哈瓦那市政府相關單位出台了一個新規定，三輪出租車如果在註冊限定區域外運行，就會受罰。哈瓦那市區是一個單獨的省區，每一個區域都屬各自管轄，這個新規定使三輪車收入減少。 1990年代以來各項號稱“進步”的現象，似乎都威脅著哈瓦那的另類生態機制。
哈瓦那老城區的雙層觀光巴士和1950年代的老車
自行車將會永遠在此停駐
今年四月，我想親眼看看古巴近來的經濟轉變，以及其另類生態機制的狀況。這些特殊時期遺留下來的生態模式，還能繼續嗎？
1993年，我受邀去哈瓦那參加一個城市自行車運輸的會議，正遇上特殊時期最糟糕的一段時間。當時，不僅糧食短缺，頻繁的電力中斷更使得哈瓦那幾乎成為鬼城。我記得一次日暮後，在黑暗中，我騎著自行車回到酒店，幾乎看不見輪胎下的道路。
在哈瓦那的會展中心——當時的會議地點，有個標語寫著“自行車將會永遠在此停駐”（西班牙文："LA BICICLETA LLEGÓ PARA QUEDARSE"，英文：The Bicycle Has Come to Stay）。當時的外國貴賓們，紛紛開玩笑，稱其為“革命中的自行車革命”(Velorution in the Revolution)。 Velorution（Velorution是Velo和Revolution的合成詞，Velo是自行車的意思，Revolution是革命的意思）這個詞是自行車騎士們創造出來，用來描述自行車取代汽車，受到大眾普遍的接受。這同時也指涉RÉGIS DEBRAY在1967出版的書“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以及此書描述的古巴革命對於拉丁美洲左翼的挑戰。
Gina Rey是這一系列活動的一個組織者。她後來也成為哈瓦那政府智庫中的諮詢員。在會議結束後的一個訪談中，我問她對自行車能幫古巴成功度過這個危機時期是否有信心。當時，她坦誠地表示，對此願景有所保留。 “的確，在度過（特殊時期的）危機之後，我們可能又會從自行車回到汽車的階段”，她說，“這在於我們是否可以在經濟考量之外，對自行車的優勢有更多的認識。”
哈瓦那街上的三輪出租車
在近期的古巴行中，我再度與Gina Rey碰面。作為個都市規劃專家的Gina Rey，今天也是哈瓦那SAN GERÓNIMO大學的教授。許多年前，她跟我提及的自行車能否延續的危機，已經在哈瓦那出現。在特殊時期，自行車數量曾高達一百萬輛，如今，已經不到10萬輛。同時，道路安全的不足，自行車道的消失，加上種種鼓勵汽車的政策，都威脅到自行車在這個都市的存亡。
雖然古巴的自行車計劃，在特殊時期後，並沒有繼續發展下去，但Gina Rey表示其他的生態模式還在古巴持續著。比如，太陽能的使用和都市農園的發展。鄉村推行的有機栽種法，讓哈瓦那在食物供給上實現了自給自足。
自給自足的城市農園
今天，在哈瓦那中心區，可以在每個街區見到蔬菜和水果的小攤。這些蔬果小攤，通常都是自行車改裝的，上面販賣有機香蕉、鳳梨、辣椒、娃娃菜、紅蘿蔔、洋蔥和大蒜。這些種類繁多的農產品都來自古巴本島，而且大多來自哈瓦那的都市農園。
Rey說，這些農園通常屬於國家城市農業計劃的一部分，除了進行可持續的農業發展，也含括了很多社區參與活動，讓社區得到了改善。為了更加深入了解城市農園（organopónicos）的運作方式，我搭上一輛出租車到了Vedado區，這是位於哈瓦那城西，曾是高級社區的所在地。 Vedado的中央是革命廣場，也就是古巴的行政中心。這裡可以看到切•格瓦拉的經典面容，從內政部的牆上眺望廣場。偌大的廣場外幾個街區遠的地方，則是公共住宅與褪色的高級別墅比鄰而立。
Vedado區建築牆上的切•格瓦拉的經典面容
我在這裡遇到了Isbel Díaz Torres，他帥氣俐落的外表隱藏了另類的政治想法。除了在古巴的文化之家教授文學之外，他還是古巴少數的左翼異議份子。他在網上有個“批判性古巴觀察室”，2006年在勞爾•卡斯特羅上任後成立，目標是在對更多自由的渴望中，帶入反對資本主義的聲音。
Díaz帶我去離他公寓幾個街口遠的農園逛了逛，路上我們經過大片的菠菜、捲心菜、芹菜以及花椰菜田園，工人們在果架藤蔓間鋤地。在一片不到幾畝的田地——城市農園廣場（Organopónico Plaza），我跟幾個工人聊了一陣。
其中一位是當地的主任Jorge Albertini，他告訴我怎麼辭了警察的工作來到這個農園。他說，他更喜歡現在的工作。我問他是什麼農業技法能支持如此大量的產出。他迅速回答：“我們是百分之百的有機！完全禁用化學物。”
工人們說，這些農園大多是自發性的。最初，農園通常靠近政府機構，有官員們的非正式性指導，主要為了在特殊時期間，讓職員們能有食物的來源。在那之後，這些農園被正式認可為社區團體。直到今天，這些城市農園還與官方緊密相關。大多數的農產品也供給國家委員會，即古巴最高級的領導單位。其實，國家委員會的中心就在這些農園的附近。
這些城市農園原先都是閒置的國有土地，受到哈瓦那都市農業公司的管轄。 1993年，古巴部長會議頒布的142法條，讓國有土地得以開放給地方的社區合作團體。有些人將此視為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之後，第三波的農業改革。此外，還廢除了大型的私有農園（latifundios）。
142法條也將鄉村的國有大規模農園劃分成小的單位，也就是基本合作生產團體（Basic Cooperative Production Units）。到了90年代，在古巴300萬畝的農地，也就是60%的農用土地中，大約還有3000個基本合作生產團體存在。當這些地方團體逐漸機構化，都市農園也被納入基本合作生產團體的體系。在哈瓦那，其涵蓋的土地面積高達35902公頃，整個古巴則超過一百萬公頃。
這次改革不僅擴大了規模，也提高了產量，主要是改進了小規模農園增加產量的方法。其實，這個改革也受惠於1994年設置的自由農夫市場。讓人們可以在私人攤販處購買產品，不再受制於官方的集中分配系統。
街道上售賣蔬果的小攤
2000年，哈瓦那的Alexander Humboldt熱帶農業基本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on Tropical Agriculture）發表了密集農園與城市農園的技術手冊，非常支持城市農園的運動。國家機構，比如卡馬圭（Camaguey）的基因工程以及生物技術中心，也開始發展生物增長法和生物除蟲法，利用食蟲植物和自然方法，而非工業生產的化學物。這些都對基本合作生產團體的蓬勃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Sinan Koont是《古巴永續城市農業》（後援會按：本書2011出精裝，2017另以紙版行世。需要電子檔的朋友請通知，隨即奉寄）的作者，這本英文出版物深入介紹了古巴城市農園，書中這樣寫道：當這些垃圾空地被重新改造成綠色空間，充滿了綠樹、花卉、蔬菜和裝飾的植栽，我們獲得的不僅是美感上的改造——當然美化是一個期待的目標。這些城市農園同時也成為社區重要的社交空間。即便它們原本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垃圾集散地，或都市犯罪的集中點，現在卻成為人們前往購買蔬菜瓜果，以及各種具有食用和精神寄託性的植物的地方。人們在這些地方，與鄰人們有更多的互動。
不過，即便這些城市農園相當蓬勃，Díaz對於社區農業的長遠發展，也表達了疑慮。不同於官方的說法，他認為，這些非正式的家庭農園，開始逐漸放棄了種植。他注意到兩本書——《家庭之書》(El Libro de La Familia)和《我們自己的努力》(Por Nuestras Propias Esfuerzas )，曾經是相當流行的書籍，今天都已經被遺忘，而且絕版了。
“這種自己的食物自己種的想法，似乎是暫時的，現在我們又開始使用石油和化學物。”
Díaz提到，工業規模的農場在密集使用化學藥劑，這些在特殊時期前流行的模式，在鄉村再度出現。他還提到，越來越多的土地在一個軍事公司——CubaSoy的管控之下，這個公司使用自己的基因改造種子來生產動物食糧。
“在90年代，有一個積極的穀物多樣化與有機栽種的運動，因為那時候這些是必要的”，Díaz認為現在的矛盾在於，“當這些專家去世界各地談論古巴有機農業時，古巴自己卻在愈發遠離有機生態的模式。”
生態農業與旅遊的結合 從哈瓦那出發，我繼續向西行，前往維尼亞萊斯（Viñales）。這是一個有30000居民的小鎮，被低矮的山脈所包圍，呈現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被當地人稱為mogotes的石丘，穿戴著翠綠的植被，如石牆平地豎起。 自1999年被選為聯合國文教組織的世界遺產起，維尼亞萊斯已經重新將當地令人驚豔的景觀及有機農業轉化為生態旅遊。這是一個與當地農民傳統共贏的經濟模式。城鎮之外，你可以看見頭戴草帽的農民，在田中與牛犁地，一旁則是騎著自行車的遊客。自1997年政府核准以來，幾乎所有居民都轉為經營民宿。 在特殊時期開始的有機農業不僅活躍於維尼亞萊斯，也在比那爾德里奧（Pinar del Río）附近的省區延續下來。數年來，密集農業的煙草，因為比蔗糖更適合小型田地，在這些地方維持著小地主的生計。
近年來，這些小型農地也開始生產大量的水果蔬菜以及根莖作物（malanga），供給地方市場。 一個讓我隨他的馬車搭便車的年輕農民，告訴我他的家人是如何擁有了這些土地。他驕傲地說，就是那個大鬍子——菲德爾•卡斯特羅。另外一個我在旅途中遇到的農民，則是在胸口紋著切•格瓦拉的刺青。 即便自由開放的腳步加快，這些農民的農田還是受到一定保護。當大型的國家農園都轉向種植外銷穀物，這些農民的農田還是大量供給國內，並且在古巴的食物主權方向上扮演重要角色。私有的農業擁有權仍普遍受限，並且大規模的農地販賣僅被嘗試性地解禁。而貸款、出租以及佃農這些模式都仍受禁止。 這個山谷區域最大的旅遊亮點是“天堂農業生態農園”（Finca Agro-Ecológica El Paraíso）。一台台的旅遊巴士帶個遊客們來到這裡，圍坐在陽台上的長桌旁，享用各種蔬菜、豆類等食材烹煮的午餐套餐，而蔬菜都是這一帶的有機作物。之後，遊客們會參觀這些菜園與果園。
天堂農業生態農園 農園的主人與創辦者Wilfredo García Correa帶我參觀時，講述了這裡的歷史。 “有機農業自特殊時期來到這裡，就逐漸發展起來”，他說，“特殊時期提供了契機，讓我們理解到有機農業的益處。每年都有新的農民加入有機種植的隊伍。過去，蘇聯專家鼓勵使用化學農藥，現在化學藥劑在這個地區已經幾乎不被使用了。” García一開始耕種的是小型田地。 2000年初，政府釋放出部分國有但無人使用的田地。一些田地已經被高度侵蝕性的野草（marabú）所覆蓋。 15年後，García將這些棄置的土地轉變成生機蓬勃、自給自足的有機農園。他領我去看了一個重要的蚯蚓堆肥機制，即使用蚯蚓來分解有機的廢棄物成為腐殖物。碩大的兔子，在懸置的籠子裡咀嚼菜葉，掉下來的碎葉則被收集起來，供給其他蔬果的土壤，作為施肥材料。最終，這些兔子們也被當成食物吃掉。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體系”，García說。 他從附近拿了一個蜂窩，用刀子從中取了一點蜂蜜給我。
這是當地一種不蜇人的蜜蜂（melipona）所產的蜂蜜。他給我看了歷經數年已改良完善的，非化學的害蟲控制方法，即種植不同顏色的花朵來吸引昆蟲，然後用油脂來困住害蟲，或者施用一種與水混合的煙草（tabacina）來除去害蟲，同時又不對植物造成傷害。 García很驕傲地向我展示在露台上的諸多認證，這些都是頒發自農業署以及自然小農協會的。他把在維尼亞萊斯的成功實驗視為農業改革的成果。 “土地屬於在其上努力的人們”，他引用了在拉丁美洲農民運動的術語，“這是非常重要的。” 儘管除了維尼亞萊斯這些成功的農業與旅遊業結合的範例，古巴還有其他類似的例子。儘管現在有一半的蔬菜可以在島內自給自足。但像大多數的加勒比海國家一樣，古巴必須進口將近三分之二的糧食。
古巴常見的城市農園
全球化浪潮下，還要繼續自給自足嗎
在古巴，國家仍擁有將近80％的可耕種田地，即500萬公頃。自2009年來，大約有150萬公頃的閒置國有地轉租給私人農民，以十年為期。在非國有土地中，大約70萬公頃土地仍屬於蔗糖生產。
Samuel Farber是一位在古巴出生的作家，著有《Revolution and Reaction in Cuba 》一書，現居紐約的Farber和我在紐約的咖啡館見面時，他提到當今古巴的一些現實問題。 “今天的經濟願景，對古巴來說，並不被看好”，他說，“即便有旅遊業的興起，但古巴的經濟仍然處於低成長率和低生產力的持續狀態。國際市場上的低價也影響了鎳——這個古巴重要外銷項目的商品價格。” 外在的狀況也是危機重重。
委內瑞拉的政治危機已經相當嚴重，大幅縮減的委內瑞拉原油也影響了古巴在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的煉油廠。去年，委內瑞拉連續八個月的原油輸出縮減的初期，電力中斷的狀況又開始席捲古巴各地。這個事件又開始讓人們想起，特殊時期的哈瓦那。
然而，在某個程度上，今天的古巴，借助其另類的能源模式，相較過去更有能力處理能源危機。 Gina Rey提到古巴在很多面向上，比起特殊時期初期，更接近能源自給自足的狀態。她提到，“新的能源模式已經出現了，比如對太陽能的利用，在哈瓦那已經見到一些太陽能板，未來還會持續增長。” 今天的古巴站在一個經濟十字路口。
這些在特殊時期發展出來的模式可以繼續推行下去，生態模式可以支撐古巴能源的自已自足。或者，古巴也可以開放外資，不顧一切地追求投資，加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ottom)。 即便是像是Díaz 和Farber這樣的左翼異議分子，他們與古巴政府在一件事上是統一的：那就是反對美國的禁運政策。但是終止美國的禁運圍堵政策（在特朗普任期內基本不可能），也代表了新的困境與挑戰。這代表了更多的發展計劃，更多的車輛與道路，也代表了空氣中更多的二氧化碳。
如此一來，不難想像農業會被邊緣化，或者像在維尼亞萊斯一樣，縮減為小規模的旅遊景點。 夾在全球資本主義與自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中央集權概念中，今天的古巴如何面對新的危機或更多的發展，並不明朗。但有件事是肯定的：古巴在特殊時期發展出來的生態模式，仍然以一種第三路線的另類模式存在。其中的核心價值也已經在古巴之外的國家被廣泛地接受：自行車交通、都市農園，以及有機農作施法，這些在特殊時期的權宜措施和“零增長”的政策，今天在世界各地受到歡迎。 那些古巴危機夜裡的黑暗，弔詭地引入了一線光，無意中引領人類遠離當今的絕望道路。
（BILL WEINBERG系現居紐約的資深作家與記者，長期關注拉丁美洲的發展；謝一誼系紐約大學東亞研究博士，曾任教於上海紐約大學，關注都市人類學與東亞民間藝術。）
醫藥品輸出51國 古巴也希望賣到美國 2017/12/14
「古巴通訊」台灣編輯小組編譯自Cuba exports medicine to dozens of countries. It would like the U.S. to be one of them
BY MIMI WHITEFIELD
mwhitefield@miamiherald.com
DECEMBER 14, 2017 04:31 PM
http://www.miamiherald.com/news/nation-world/world/americas/cuba/article189830809.html
古巴目前出口多種疫苗品等醫療用品至51國，但美國除今年初開始的臨床醫療試驗，無法使用由「古巴基因工程與生物科技中心」（Center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以西班牙文CIGB為縮寫）古巴研發製成的藥品，雖然古巴糖尿病與若干癌症治療對美國病患會很實惠管用，美國有9成人口有程度不一的糖尿病症，其中10萬8千人有截肢的風險。
古巴生物學家M.R. Raíces Pérez-Castañeda說，「有時我還真搞不懂，我們兩國為什麼就不能善用這麼好的機會，一起工作呢？我們有相近的問題，一起就這些共同問題合作，擱置差異，為什麼不能呢？」雖然99%古巴生科產品的專利在2015/12已經獲得美國政府核可，
在這方面，2006年起在古巴完註冊、2007年開始運用Heberprot-P 藥品成效不俗，過去三年古巴有1萬3千病患接受，截肢數低於500，累計至今則古巴有7萬1千人，全球有30萬人接受該藥品治療。上個月，英國企業家Richard Branson是大力倡導該藥品的名人，他說「美國人因為無法取得古巴的科學研發成品而損失生命，古巴人失去與美國合作而推進科研成果的機會」。另外，古巴少了出口藥品至美國的收入，多少也讓古巴需要進口的醫療器材與藥品，因欠缺美元而困難增加。介紹Branson到古巴的人是Fidel Antonio Castro Smirnov，他是老卡的孫子，也是哈瓦那大學核能物理教授。 古巴在2010年召開第一次國際會議，研討糖尿病控制與蹦發症問題，當時有6個美國一聲參加。2016年這次有51個。古巴希望在下次（2018）研討會召開前，美國能讓Heberprot-P在那裡臨床實驗。美古商會理事長John Kavulich說，在歐巴馬任內最後兩年的機會，兩國沒讓這方面的貿易有更多進展，實在難以置信。農產品之外，兩國醫療用品有少量經貿，但不容易。美國醫療用品出口至古巴有612萬美元（2016），今年至10月是459萬。上個月古巴外交長Bruno Rodriguez在聯合國講演，表示負責古巴進出口業務的Medicuba去年曾聯絡18家美國公司，詢問它們是否有意進口古巴藥品，但要不是遭拒絕就是沒有回音。
古巴醫療產業始於六位科學家 菲德爾卡斯楚的堅持 2017/12/17
「古巴通訊」台灣編輯小組編譯自
http://www.miamiherald.com/news/nation-world/world/americas/cuba/article189831409.html
This Cuban industry began with 6 scientists, a tiny lab — and Fidel Castro’s obsession
BY MIMI WHITEFIELD
mwhitefield@miamiherald.com
DECEMBER 14, 2017 04:33 PM
1980年11月，R. Lee Clark這位來自德州大學知名的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走訪古巴時，老卡想要瞭解癌症治療的最新發展情況。當時醫界特別注意的是干擾素(interferon)，一種能夠阻礙細胞病毒發展的自發蛋白質，當時被認為是神奇藥物，能夠作為迎戰多種癌症的反病毒產品。
老卡為此派了兩位醫師至M.D. Anderson中心受訓，並在1981年派了一組醫生前往芬蘭，因為 Kari Cantell這位病毒學博士在這裡的實驗室，研發了生產並阻止干擾素的方法。老卡決定自力取得該項技術，大多數國家則在各國臨床實驗後直接向芬蘭採購。老卡設置小實驗室，配置六位研究人員，責成他們從人血提煉干擾素。當時他幾乎天天到實驗室探視，經常是深夜抵達。
六位科研人員很快成功弄出白細胞干擾素，出人意表，在1981年登革熱致死一百位幼童後，第一批干擾素測試就登了場，古巴決定藉此診治兒童，阻止出血並發症，在研究三百位病患後，發現alpha干擾素確實能阻止該症。到了1982年古巴就創建了「生物研究中心」，並在1986年併入擁有300位員工的CIGB之部分（現在則有1700工作人員）。然後是哈瓦那附近另有數個相關的研究機構，整個古巴則有21個研究中心與70加工廠，組合成為古巴的生物科技與醫藥產業企業群。
CIGB在1988-89年間為了治療 HIV，研發了一組藥材，並很快運用於古巴各大醫院與血庫，成功阻止HIV通過輸血的傳染途徑。該中心的第三個里程碑是研發疫苗，對抗B型肝炎（hepatitis B），並在1990年代中期發動疫苗接重運動。古巴在1991年有13萬名B型肝炎患者，至2007年僅有100人，現在更少，所有25歲以下的古巴人則都免於其威脅，該疫苗已在36個國家完成註冊，世衛組織也在2001年給予證明。
該中心還研製出針對白喉、破傷風、百日咳B與C型，以及B型流感疫苗。同時，對抗動植物病害的產品，轉基因動物，工業用酶和醫療軟體也都在研發。同時，它還正在研究更多的抗旱植物，創造自我施肥作物和使用酶來生產低脂肪的糖。由於資源有限，古巴公衛系統強調預防，並要在研發後儘快引入新產品於治療。
古巴為了普遍醫療，投入很大。要讓病患能很快整合於社會，古巴人知道研發市場導向的醫療產品不是出路，因為根本無法與承擔巨大的行銷成本。古巴因此不在世界市場促銷產品，而逝提升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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