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731期通訊，2020年4月25日。
2020年4月25日古巴通訊731期
COVID-19》為何冠狀病毒得以觸發資本主義超新星2020-04-20
John Smith（《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作者）
藝術家描繪的的超新星。由 ESA/Hubble, CC BY 4.0,Wikipedia
【譯按】本文譯者：周世瑀（工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John Smith是當代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他在《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批判始於自省的立場駁斥歐洲馬克思主義（Euro-Marxism）的觀點。他的文章〈為何冠狀病毒得以觸發資本主義超新星〉（Why coronavirus could spark a capitalist supernova）於2020年3月31日首次刊於英國獨立媒體 openDemocracy。作者和 openDemocracy 已授權中譯，供非商業及教育使用。譯者特別感謝江櫻梅提供譯文修正建議。
Smith 在文中訴求的讀者是全球工人和社會運動，文章先以形於金融，源於生產的「金融危機」說明資本家如何因應利潤率趨向下降。文章開宗明義指出，資本主義已病入膏肓，2019冠狀病毒疾病的大流行只是催化和突顯資本主義立基於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的本質。其後，論述點明資產階級左翼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再以古巴的醫療國際主義為參照，呼籲全球工人走向國際團結。
Smith 為文批判的「魔幻貨幣樹」就是深受英語世界資產階級左翼和後凱因斯主義者所青睞的「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魔幻貨幣樹」是指英美的社會民主派相信，國家得以貸款或增印鈔票振興經濟並維持工人的生活水平，低利率有助於政府增加社會支出和投資基礎建設，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是代表人物之一。部分讀者可能質疑，政府以減稅和增加支出等財政手段，再佐以增加貨幣供給、調整利率等貨幣手段促進充分就業，豈不是對工人階級最為有利？為何工人反倒要反對得以改善生活的凱因斯方案？
要回答前述問題，必須先理解凱因斯主義者如何看待資本勞動的關係。首先、凱因斯主義者支持充分就業的原因在於，防止大規模失業引發社會動蕩，進而影響資本主義的存續。依此前提，促進充分就業的目的在於挽救資本，而非解救勞工。現代貨幣理論者如 Bill Mitchell 明言，基本工資是政府為促進充分就業所提供的最高工資。當充分就業達成後，政府若是繼續增加支出，只會引發通貨膨脹。通膨對債權人（特別是金融資本）尤為不利。這也是為何現代貨幣理論者和新自由主義者都主張，政府必須嚴格控制通膨。換言之，現代貨幣理論者認定，改善工人生活水平時必須以不妨礙金融資本擴張為最大限度。
其二、凱因斯坦承，「金字塔的建設、地震、甚至戰爭可能有助於增加財富。」既然增加軍事經費、減稅皆可提升「有效需求」，故而政府藉此類財政手段使總體經濟脫離「流動性陷阱」並無不妥。這也是桑德斯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講明，美國有權力以軍事手段「人道干預」其他地區，至於伊朗和北韓，美國則應先發制人。然而，發動「人道干預」和先發制人戰爭（preemptive war）並非聯合國憲章第51條或聯合國安理會所允許的自衛權利，而是紐倫堡原則所認定的侵略戰爭罪行。
所以到頭來，政府增加支出與提高貨幣供給並不會真的用於投入基礎建設與促進充分就業。相反的，政府所採取的量化寬鬆、降息、舉債、減稅、護盤和擴大預算赤字等措施只會加速財富朝資本轉移與所得向上分配。
與新自由主義者一樣，凱因斯主義者也堅信，資本積累始終以國家為根據地，國家促進資本跨國積累，責無旁貸。不過，凱因斯主義者遠比新自由主義者更懂得以社會改革、所得重分配、充分就業等看似進步的再現，為資本的利益服務，並化解工運對資本的抵抗。
現代貨幣理論的實際運作，從英美的「紓困」計畫可見一斑。《金融時報》為文指出，針對疫情擴大，政府應增加貨幣供給，刺激經濟。英國政府依此而行時，立即排除了550萬自僱者和零工經濟工人。至於川普政府所通過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也是如此。該法看似提供美國民眾每人為期一次，金額為1,200美元的救助，但實則排除了因貧窮欠稅、因貧窮欠租而無固定居所、學貸尚未繳清、有學生身分、無銀行帳戶、無社會安全碼的美國人民，簡單的說，遭排除的對象在疫情中首當其衝。但自詡「進步」和「左翼」的桑德斯卻於2020年3月25日在參院投下該法案的贊成票。
這裡必須指出，英美並非特例。各國資產階級無不以國族觀點界定資本勞動關係。「新興市場」只是資本跨國積累的場域。如果該等場域無益於資本增殖，各國資產階級，不分左右，對「新興市場」立即棄如敝屣。
同理，自疫情大流行以來，各國資產階級皆視移工、難民、遊民、窮人與在非正式部門就業的底層人口為剩餘人口。各國更紛紛以仇外、歧視和最不影響資本積累的措施拒時疫於境外，例如歐美各國、中國、中華民國在不同階段各自強調疫病源於他國或國家應防止病毒自「境外移入」。此類國族再現不僅塑造了「我們的優越」與「他們對我們的威脅」，資產階級更利用此類論述擴張資本的跨國布署。資本主義國家對他國主動伸出援手時，國族想像為何更是顯而易見。例如強權的資產階級是大張旗鼓地宣揚強國領導世界、至於南方次帝國的資產階級則是要求他人看見自己「對世界的貢獻」，訓斥他人不該「不知感恩」。
相較於各國作為，古巴國際主義所彰顯的價值就顯得格外可貴。2014年伊波拉疫情在西非爆發時， 256名古巴醫師和衛生工作者旋即組成自願醫療隊前往獅子山、幾內亞和賴比瑞亞協助西非人民抗疫。當時不僅無疫苗可用，西非各國死亡率更高達25%至90% 之間。但古巴醫療隊成員不僅願意以身涉險，更堅信醫療的最高價值從不在於獲利，而在於平等對待和團結底層生命。
此一國際團結也反映於2020年3月古巴接受載著確診者的英國郵輪入港停靠之事。該郵輪在抵達古巴停泊前，已遭巴哈馬、巴貝多、多明尼加等國拒絕靠岸。雖然船上並無任何一名古巴籍乘客，古巴卻積極收治確診者、安置超過一千多名乘客，並協助他們返家。
古巴國際主義的可貴之處在於以無祖國、無疆界的全球醫療服務和視野，抗衡資本主義體制在全球的壓迫。這也是Smith於文中力陳，以國族主義因應疫情，絕非解決之道。唯有效法古巴的國際主義，積極為社會主義革命作準備，才能「從舊世界的灰燼中產生一個新世界」。
魔幻貨幣樹並不存在，「援助計劃」想挽救腐壞的系統，但不會收效。
「債券之王」 Bill Gross 在2016年推文指出，「全球收益達到500年以來最低。 10兆美元負利率債券。這個超新星總有一天會爆炸」。
這一天要來臨了。資本主義現在正面臨著幾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全球衰退已經開始，也摧殘了各大洲數以億計勞動者的生命。從冠狀病毒所造成的死亡，以及對數十億赤貧者所帶來的生存威脅來看，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和窮人的衝擊，後果會遠比對歐洲和北美洲的人民更為嚴重。資本主義是一種立基於自私、貪婪和損人利己的經濟體系，它會更清楚地顯露自身與文明的互不相容。
為何超新星（即恆星的爆炸和死亡）是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事的貼切隱喻？為什麼冠狀病毒（只有人類頭髮直徑約千分之一有機體）會催化劇變？用美國工人歌曲《永遠團結》（Solidarity Forever）的話來說，工人、青年和世界上的受剝奪者該怎麼做才能保衛自己，並「從舊世界的灰燼中產生一個新世界」？
要想找到問題的解答，我們必須了解為何始於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絕不僅僅是金融危機？為何七大工業國集團政府和中央銀行為恢復一定程度的穩定而採取的極端措施，尤其是「零利率政策」，即高盛銀行家所說的「金融市場的快客古柯鹼」，造就現今危機的局勢。
全球資本主義「潛在的健康問題」
超新星的第一階段是崩潰，類似於早在2007年系統性危機爆發前就開始的利率長期下降，那時候起已經加速了，而在2020年1月初冠狀病毒開始肆虐時墜落。利率下降主要是兩個因素的後果：利潤率下降和資本肥大（hypertrophy），即資本的成長趨勢高於工人和農民為它的生存提供鮮血的能力。就如同馬克思在《資本論》 第一卷所言，「資本的唯一驅動力是自我增值，創造剩餘價值……資本是猶如吸血鬼一般的死勞動（dead labour ），唯有吸食活勞動（living labour）方能存活，而它存活越久，就得吸食越多。」
這兩個因素結合構成了毀滅力量的厄運循環（doom loop）。以下來檢視其中最重要的關聯。
許多事掩飾和抵消了利潤率下降（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這成了一種只在危機時期才現形的趨勢，而從歐洲、北美和日本轉移生產，利用低工資國家更高的剝削率，是其中最重要的關聯。利潤率下降體現於資本家不願投資生產，卻樂於投資品牌、智慧財產和其他寄生及非生產性活動。這種經年累月的資本主義投資罷工因全球生產轉移而擴大，也就是利用削減工資，而非建造新廠房和運用新技術來提高利潤。這可以提高加價幅度，也就是推進資本家無生產用途的財富之巨量積累，資本也因此肥大。
這樣一來卻使利率下降，也就是資本家相互競爭、哄抬價格、購入金融資產，由此產生的收益流卻比率下降，此即利率下降。對於資本主義投資者，利率下降和資產價值上升已形成終極的良性循環，他們得以高額貸款投資於各種金融資產，進而膨脹金融資產的「價值」。
因此，利率下降有兩個主要結果：資產泡沫膨脹和債臺高築。它們實際上是一體兩面：每個債務人都有個債權人，每筆債務都是他人的資產。如果生產力提高，資產泡沫就可能洩氣，要不就是破裂；經濟成長隨著時間可能會侵蝕高額債務，或是因債務負擔沉重而倒閉。
自2008年以來，全球生產力停滯，GDP 成長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任何一個10年， Nouriel Roubini 所說的「一切資產泡沫之母」就是結果，而總債務（即政府、企業和家戶總債務）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早已龐大，此後規模更是加倍。債務的增加在全球南方國家尤為顯著，根據國際結算銀行的數據， 2019年，前30大債務的總值高達72.5兆美元，過去10年成長了168%。中國從10年前的10兆美元債務增加至現今的43兆美元。總之，早在冠狀病毒出現前，全球資本主義因「潛在的健康問題」已進加護病房了。
全球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已變本加厲，因它越發寄生，也更為依賴自超級剝削（super-exploitation）低工資國家而得的收益，因此，它無法避免地走向超新星，走向資產泡沫破滅和因債務負擔沉重而倒閉。帝國主義各國的中央銀行自2008年以來的一切行為，都在延遲在劫難逃之日。但是，那天已經臨頭了。
10年期美國公債被視為是最安全的避風港，也是所有其他債務定價的最終基準。在變化不測的時期，投資者總會逃出股市，蜂擁入最安全的債券市場，因此隨著股價下跌，債券價格（又稱為「固定收益證券」）則會上漲。投資人這樣做時，產生的固定收益會讓利率下降；然而，在3月9日股市重挫時，美國10年期公債利率卻陡升。一位債券交易員認為，「從統計學而言，這應是幾千年才一遇的情況。」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最黑暗的時刻，大型商業銀行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破產時都不曾發生。這種輕微心臟病發作的直接原因，是其他股票和債券市場中資產消滅的規模，使得投資者爭先恐後地轉變投機性投資為現金。基金經理人就得出售最容易轉手的資產以滿足他們的需求，也因此否定公債的避風港地位，這使政府和中央銀行採取了極端行動，使用了「大型火箭彈發射器」（big bazookas），即數兆美元援助計劃，包括承諾不設上限地增印鈔票，以對市場確保現金供給。然而，這也是未來情事的不祥之兆，到頭來，如同債券和股票一樣，美元貨幣只是紙上財富。隨著數以兆計的美元湧入，2020年3月的事件會使投資者對現金喪失信心，也就是對經濟力量和背後的國家力量失去信心，那樣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接著，超新星時刻就會來臨。
帝國主義國家的左翼範疇，如英國工黨的柯賓（Jeremy Corbyn）所領導的派系、左派凱因斯主義者如 Anne Pettifor、Paul Mason、Yanis Varoufakis 等人的混合體和美國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在兩件事上立場一致：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承認帝國主義劫掠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的過往，然而卻否認帝國主義持續以任何意味深長的方式來界定富國和窮國間的關係。
左派相信某種或不同形式的「魔幻貨幣樹」，換句話說，他們認定利率降至負值不是閃紅燈表示危機的極點，即並不是超新星的崩潰階段，反而是綠燈，可以貸款增加國家投資、社會支出、綠色新政和提高某些外援了。實事上，魔幻貨幣樹並不存在，無論政府貸款幾兆美元或央行印製幾兆美元，資本主義都無法逃脫這場危機。新自由主義者先前拒絕虛幻思維，現在反倒擁抱它，這顯示他們恐荒的程度，但思維的虛幻並不減。他們在2007年至2008年後挹注數兆美元，讓這個可鄙系統如喪屍般苟延殘喘了十年；這次，他們要是能在超新星的爆炸階段開始前拖個10週或10個月，就算走運了。
冠狀病毒－劇變催化劑
冠狀病毒大流行發生在最壞的時機：歐元區已收縮至零成長；拉丁美洲和漠南非洲的絕大部分地區已處於衰退；美國財團對川普（Trump）巨幅減稅的大喜若狂正在消退；美中貿易戰正嚴重衝擊供應鏈，恐怕還會捲入歐盟；此外，全世界數十個國家中，共有數千萬人參與大規模抗議活動。
利率目前已進入負數區域，不過，如果你位於債務在 GDP 占比大幅增加的義大利，情況就並非如此，對於為債務再融資的負債企業，或對於「新興市場」，情況也並非如此。自3月9日以來，公司融資利率已經飆到最高，實際上，少有企業得以任何價格借款。投資者拒絕貸款給企業，在全球負利率中，企業目前正面臨信貸緊縮！因此，歐洲央行只好向投資者貨款7,500億歐元，來購買這類投資者目前不願購買的公司債，而美國聯準會也大舉援例辦理。現在義大利（和歐盟）的命運由德國聯邦銀行取代私人債權人的意願來決定，若遭到拒絕，那將會是歐盟死亡痛苦的最後階段。
帝國主義政府於3月中旬那兩周宣布，要以4.5兆美元為破產的自身經濟體紓困。3月26日，二十國集團（即七大工業國集團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十幾個「新興」國家，包括俄羅斯、印度、中國、巴西與印尼）於緊急線上高峰會宣布：「我們正以超過5兆美元挹注全球經濟。」這是狡辯之詞，因為他們說的「全球」其實是「國內」！
然而，隨著帝國主義政府遲延地動員和壟斷醫療資源以因應本國的冠狀病毒危機時，它們已棄窮國於不顧，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左派（或我們可以簡稱為「帝國主義左派」）也忽視此類緊急現金挹注對全球南方的窮人袖手旁觀。若你是「新興市場」，那麼，滾到一邊去排隊等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紓困吧！截至3月24日，已有80個國家在隊伍中，等候貸放的1兆美元中能分一點給他們。1兆美元看似一大筆錢，它的確是，但正如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人 Martin Wolf 所指出的，「對於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外部融資的總缺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放款很可能力有未逮。」。
此外，一如 Wolf 所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外部融資缺口」，換言之，它為帝國主義債權人，而非債務國的人民紓困，貸款必附帶嚴苛和屈辱的條件，使得這些國家的人民負擔更為沉重。就這個意義，它們就像富國政府大舉紓困私人資本，不過卻吝於福利支出或部分地取代工資。後者的目的是為了取得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順從，不過帝國主義國家卻無意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一體適用！聯合國於3月24日呼籲籌措20億美元，讓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來對抗冠狀病毒大流行。聯合國希望在未來九個月能募得資金，但這個金額僅僅是英國國民醫療服務（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年度預算的1/80，更少於維持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4.5兆美元的1/2000。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Kristalina Georgieva 的說法，這個金額更少於帝國主義投資者在3月的前三週從「新興市場」撤資金額的1/40，即「有史以來最大的資本外流」。
為了減緩冠狀病毒在亞、非、拉美流行，連帶對這些窮國人民所造成的最大衝擊程度，世界銀行總裁 David Malpass 在二十國集團高峰會結束後表示，他的董事會正在籌組一個以15個月為期，金額「高達1,60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相較於全球經濟衰退來臨，會給空有虛名的「新興市場」人民造成的經濟損失，這個金額顯然杯水車薪。
古巴駐義國醫師 Leonardo Fernandez：「我們有實踐的革命義務」
所以，該怎麼辦？我們應該徵用財團，而不是為財團得到紓困而稱慶；我們應該徵收房地產以便保護工人和小企業，而不是支持暫停驅逐房客和延期償付積欠的租金。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和許多其他的鬥爭都是為了維護我們的生命權，而非資本家對財產的權利。
印度央行前行長 Raghuram Rajan 指出：「在治癒方法或可靠疫苗出現前，世界必須在各地擊潰病毒，方有可能在任何地方放寬措施」。《經濟學人》也認為：「如果放任新冠肺炎在新興世界為禍，它很快就會再回到富國肆虐。」
冠狀病毒大流行最近印證，我們需要的並不只是國民醫療服務，而是全球醫療服務（GHS，Global Health Service），革命的古巴是唯一力行此一要務的國家。他們已有28,000名醫師在61個貧窮國家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超過七大工業國的總和，此外，古巴已有52位醫師在義大利，更有120多位醫師在牙買加，並協助其他幾十個國家為大流行作準備。
去年誣衊古巴醫師為恐怖分子，驅逐了一萬名古巴醫師的巴西極右翼波索納洛（Bolsonaro）政府，現在也請求他們回來。
我們必須效法古巴的醫療國際主義以擊敗冠狀病毒。如果我們要想戰勝時疫流行，就必須加入古巴的革命醫師和革命人民，學習他們的所作所為，以此預作準備進而使國際主義成為可能，換言之，我們必須以勞動人民的力量取代資本專政。在帝國主義國家和世界各地，冠狀病毒超新星使得社會主義革命成為必要又急迫的實際任務，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資本主義對自然造成破壞，而冠狀病毒只是其中一個最新癥狀，如果人類文明要得以存續，這樣的破壞就必須結束。
*感謝Andy Higginbottom、周世瑀、Walter Daum評論先前文稿。
古巴奧運冠軍感染新冠後痊癒 古巴男排主攻亦出院2020/4/11
香港時間4月11日 古巴奧運冠軍、古典式摔跤運動員博雷羅在前些日子感染了新冠肺炎，不過目前他已經痊癒出院。
“他已經出院，身體很健康。現在他正在隔離中。”
博雷羅今年28歲，3月17日從加拿大回到古巴，幾天后出現了新冠肺炎症狀，最終進入醫院治療。
三月中旬的時候，古巴摔跤隊前往渥太華參加東京奧運資格賽，除了博雷羅，還有一位理療師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其他26人包括運動員、教練、經紀人、醫生、裁判、理療師在檢測的時候都是陰性，目前在隔離中。
博雷羅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奪得了男子古典式摔跤59公斤級別冠軍，在2015年和2019年世錦賽上也都收穫了金牌。
此外，上個月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的古巴男排主攻吉梅內斯也已經痊癒。
哈瓦那醫生：古巴對太平洋島國的醫療援助2020/4/11林廷輝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130576
古巴與台灣均位在世界強國的鄰近海域，古巴北有美國對其威嚇，制裁，而台灣則受到中國因素影響。在美國經濟制裁下，古巴在太平洋上推廣醫療外交，賺取醫療外匯；台灣卻在中國杯葛下，無法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反而造就了台灣在太平洋上呈現高度的醫療成果，賺取醫療聲譽。武漢肺炎爆發迄今，台灣在太平洋上的四個邦交國（帛琉、馬紹爾群島、諾魯與吐瓦魯），由於位處偏遠地帶，人口稀少，交通不易，目前感染人數仍維持在零，而帛琉境內原本有疑似個案，也在台灣醫療資源的協助下進行檢驗，最後呈現陰性而非武漢肺炎。患難見真情，在帛琉駐聯合國常駐代表歐萊．鄔露彤（Ngedikes Olai Uludong）在推文上指出，帛琉向全世界求助，卻沒有國家回應，只有台灣願意援助。由於新光醫院長年與帛琉合作，2007年雙方建構起行動醫療團的模式，2013年簽訂健保轉診合約，迄今平均每天有5至7位帛琉民眾在新光住院，累計帛琉急重症病患來台已逾3,000人次。此次武漢肺炎疫情，新光醫院也立即提供帛琉相關醫療資源。
除了新光醫院與帛琉的合作外，台北雙和醫院與馬紹爾群島，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與吐瓦魯，台中榮民總醫院與諾魯，如果再加上過去負責索羅門群島的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以及負責吉里巴斯的馬偕醫院等，台灣在太平洋上經營十多年的醫療外交成效，已逐漸被凸顯出來。
中國則在武漢肺炎發生後，也提供太平洋島國協助，不過僅限於醫療物資，例如提供巴布亞紐幾內亞2000套檢驗試劑組、口罩與護目鏡，但巴國衛生部檢測出一例呈現陽性的病患，其所採用的還是澳洲提供的檢測設備；中國也提供索羅門群島30萬美元的協助，但限定只能向北京的生技公司華大基因（BGI）採購設備，至於吉里巴斯、萬那杜、東加王國與法屬波里尼西亞，中國都有安排船舶或貨機將檢驗試劑與醫療用品運抵這些島國。
新光醫院長年與帛琉合作，迄今平均每天有5至7位帛琉民眾在新光住院，累計帛琉急重症病患來台已逾3,000人次。此次武漢肺炎疫情，新光醫院也立即提供帛琉相關醫療資源。（圖：帛琉大使館）
古巴對太平洋島國的醫療援助
但要說長期涉入太平洋島國的醫療協助與訓練，就必須注意到古巴的角色。2008年9月，古巴與太平洋島國在哈瓦那（Havana）舉行首屆「古巴與太平洋島國部長級會議」（Cuba-Pacific Islands Ministerial Meeting），不過島國方面僅有十國參加，包括吉里巴斯、吐瓦魯、諾魯、索羅門群島、斐濟、東加王國、萬那杜、薩摩亞、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另有四國缺席，當中包括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帛琉及馬紹爾群島，與紐西蘭仍存在「自由聯合」（free association）關係的庫克群島與紐埃。會中古巴承諾將協助太平洋島國面對氣候變遷，與會部長們也討論雙方在醫療、體育與教育方面的交流。
至於古巴在大洋洲有三個駐外館處，一個是在紐西蘭威靈頓的大使館，不過紐西蘭並未在哈瓦那設立使館，對古巴外交業務由紐西蘭駐墨西哥大使館兼管，另一個館處是位於澳洲雪梨的總領事館；第三個是2017年5月才在斐濟蘇瓦（Suva）設立使館。然而，古巴在1983年與萬那杜、2002年與諾魯、2003年與索羅門群島、2009年2-3月間與斐濟、薩摩亞、東加王國、2019年與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等國建立外交關係，2011年4月，索羅門群島對外表示將在古巴設立大使館，2013年正式派任布羅（Simeon Bouro）為首任大使，成為唯一在古巴設立外交使館的太平洋島國。
2008年，古巴派遣醫生至索羅門群島、萬那杜、吐瓦魯、諾魯與巴布亞紐幾內亞服務，萬那杜則有17名醫學院學生在古巴學習，古巴也提供斐濟醫生訓練的機會，同年9月，15名古巴醫生前往吉里巴斯；此外，同年也有64名太平洋島國學生（25名索羅門群島學生、20名吉里巴斯學生、2名諾魯學生、17名萬那杜學生）前往古巴就讀醫學科系，其後人數已達到200多人。2008年10月，古巴醫生也開始在吐瓦魯駐點行醫；2011年7月後，澳洲發覺古巴的醫療能量不容小覷，也開始與古巴政府接觸，探討雙方在太平洋進行醫療合作的可能性。
長期涉入太平洋島國的醫療協助與訓練，就必須注意到古巴的角色。（https://nilepost.co.ug/）
古巴交好太平洋島國的戰略意圖
一、期盼島國在聯合國內支持古巴抗美立場
雖然古巴與太平洋島國均屬島國，但遠在加勒比海，與太平洋海域距離過遠，且太平洋島國屬於美、紐、澳三國勢力範圍，冷戰時期，前蘇聯除了與吉里巴斯有短暫的交好之外，在西方民主勢力固守太平洋島國下，共產主義並未在這個地區擴散，自然古巴的行動，美、紐、澳等國眼中也不會「赤化」這個地區。不過，自從冷戰結束後，古巴在這個地區活動，更多的是透過氣候變遷議題，來尋找與島國之間的共通性。而醫療人員的培訓，對古巴來說，更是人道救援下的重要利器，這也得以增加古巴在聯合國內友好聲量，特別是面對美國的外交制裁。
雖然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後期與古巴改善關係，但在川普總統上台後，兩國關係再次陷入僵局。從2012年開始，古巴成為「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會後對話夥伴國，2018年9月諾魯主辦「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古巴副外長西拉（Rogelio Sierra）率領代表團參加論壇會後對話會議，特別在致詞時再次感謝太平洋島國對古巴的協助，在聯合國大會支持譴責美國封鎖古巴經濟的措施，由於美國的制裁，造成古巴經濟發展受到限制，這已造成違反國際法、侵害國際貿易普遍接受的規則。
二、醫療外交與賺取外匯
由於古巴受到美國及國際社會制裁，而醫療行為的人道救援事業，除了不會受到經濟制裁外，更可以賺取外匯，來彌補古巴經濟不足之處。例如，太平洋島國長期也受到聯合國相關機構，特別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或是「亞洲開發銀行」或是紐、澳等國的援助，而援助經費當中有關醫療的部分，倘島國求助先進國家毫無回應下，古巴就是島國最佳的選擇。古巴協助島國培訓醫藥人才，除了古巴政府提供微薄的獎學金外，大部分島國政府提供的經費，也是來自國際組織或援助國的支持。
此外，同為島國的古巴，深知太平洋島國的疾病特殊性，特別是糖尿病居多，因此，古巴糖尿病的特效藥Heberprot-P在太平洋島國之間非常盛行，而購買藥品的經費，也可能來自國際社會，透過間接賺取外匯的方式，讓古巴在受到經濟制裁的當下，國家至少能透過醫療產業維持收入。
古巴受到美國及國際社會制裁，而醫療行為的人道救援事業，除了不會受到經濟制裁外，更可以賺取外匯，來彌補古巴經濟不足之處。圖為古巴醫師抵達米蘭爲義大利提供醫療協助。（AP）
古巴與太平洋島國的未來
一、斐濟將成古巴拓展太平洋島國關係的重要據點
古巴除了透過醫療外交，拓展其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外，由於古巴已在斐濟設立大使館，除方便與斐濟政府及「太平洋島國論壇秘書處」聯繫外，另一個重要的意涵便是古巴無須透過駐在澳洲與紐西蘭的使領館，從事強化與太平洋島國的外交工作，避免相關合作情報受到紐澳的監控。
而太平洋島國唯一駐在古巴的索羅門群島大使館，同樣也有此種效果，可以成為太平洋島國在加勒比海的重要據點， 2019年10月，斐濟總理白尼馬拉馬（Josaia Voreqe Bainimarama）訪問古巴哈瓦那，也將籌畫未來斐濟與加勒比海島國關係的發展。
二、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持續合作
無論是太平洋或加勒比海，這兩個海域內的島國均面臨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侵蝕國土的威脅，因此，在國際場域上有著共同的立場，古巴已提出氣候變遷的百年計畫，稱之為塔雷亞·維達（Tarea Vida），因此，古巴當然可善用此議題，集結「非加太」（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島國）集團，在氣候變遷問題上與已開發國家折衝。
三、紐、澳將在太平洋島國事務上與古巴協調
由於古巴為徵求太平洋島國在國際場域上的支持，主要為了突破美國的封鎖，因此，如前提及2008年在哈瓦那舉行的部長級會議，與美國交好的帛琉、馬紹爾群島便未出席，以免得罪美國。
但古巴透過醫療外交，化解了太平洋島國的疑慮，由於島國缺乏醫療人才與物資，因此古巴的做法受到島國的熱烈歡迎，但雙方直接接觸的結果，是引起紐澳的警覺，畢竟傳統上這是紐澳的勢力範圍，因此，澳洲已主動與古巴接觸，希望進一步將區域援助規範納入到自身的協調系統中，也避免島國領袖恃寵而驕，學習到古巴長期力抗美國霸權，反轉過來教導島國如何力抗紐、澳的強制干涉。
目前在太平洋島國積極拓展醫療外交的，除了古巴之外就是台灣，即使古巴國民所得與台灣差距甚遠，但長期經營下來，早已培訓出島國一群忠於古巴的醫護人員。
台灣與古巴醫療外交「同款不同師傅」
巧合的是，古巴與台灣均位在世界強國的鄰近海域，古巴北有美國對其威嚇，制裁，而台灣則受到中國因素影響。在美國經濟制裁下，古巴在太平洋上推廣醫療外交，賺取醫療外匯；台灣卻在中國杯葛下，無法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反而造就了台灣在太平洋上呈現高度的醫療成果，賺取醫療聲譽。
有趣的是，古巴的共產主義政權對美國來說是芒刺在背，台灣的民主政體對中國來說更是洪水猛獸，古巴與台灣都在太平洋上拓展醫療外交，但動機與出發點不同，預期效果自然有所差異。
(惡意醜化，仍予刊登) 隱瞞確診 古巴輸出5萬名醫生賺錢2020/4/14蘋果
【共產抗疫】隱瞞確診數據禁醫護戴口罩 古巴輸出5萬名醫生賺錢2020/4/14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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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是全球僅存的共產國家之一，醫療制霸一直是全球神話。一個連食物都要配給的地方，竟是世界醫生和病人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1000人中就有9名醫生。 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截至4月14日上午古巴確診數字726人、21人死亡，和全球各地的疫情相比，災情不算慘重。 香港《蘋果》記者透過電話訪問古巴導遊Danys，問他當地的情況，他說：「我們將古巴訊息系統（Cuba information system），稱為古巴錯誤訊息系統（Cuba misinformation system），這是古巴人之間的一個共同笑話。因為大家都知道，政府只是說謊、說謊和說謊。」
3月22日，古巴政府派出52名醫護人員協助義大利疫情最嚴重的倫巴第大區，對抗新冠病毒。
記者去年中到古巴採訪時，認識了Danys。Danys有古巴人少有的英文水平，及讓記者為之驚訝的國際觀，也非常敢言。他說：「政府開頭還叫民眾不用怕，我們的醫療很強。但一下又叫大家小心，要留在家、要戴口罩。網路上流傳醫科學生在學校的時候，被下令要摘除口罩，以防引起恐慌。政府很怕人們恐慌，因為當人們越感到恐慌，反而越不怕去做某些事。」
無論在哪個共產國家，這些處事手法，的確有點似曾相識。他還指出對政府數字的質疑：「政府沒有說出真相，我相信古巴還有幾百宗以上的確診個案。有很多人在網路上流傳，很多人在醫院裡死去，死因是呼吸困難，但那些人並沒有被列入新冠肺炎確診者。」
Danys說：「每晚9點、9點半左右，很多人會走出陽台為醫生打氣，因為他們為疫情付出了很多。不過醫生們聽不到，因為他們不在古巴。」在國際備受孤立的古巴一直實行「醫療外交」，先前已向委內瑞拉、尼加拉瓜以及牙買加等5國派出醫療團。3月22日，古巴政府派出了應付過非洲伊波拉疫情經驗的37名醫生和15名護士，勇赴義大利北部抗疫。
在醫療外交方面，古巴都可算是佼佼者，但醫生都出國救亡了，那麼國內呢？Danys略帶激動地說：「但其實我們也需要醫生，因為古巴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了！而政府甚麼都没有提供。」
古巴這個社會主義國家，1962年開始便實行配給制度至今。古巴人每月用少於60元台幣，大概是市價1成的價錢就買到基本糧食。但在疫情下，民眾認為的必需品，例如口罩、酒精等，政府都沒有提供。Danys說：「市民都很驚慌，我們没有口罩。你會見到街上的人，用各種不同的物品自製口罩。大家買不到消毒用品之類的，在古巴根本沒有供應。醫院不會供應醫療用品，因為他們不是商業的，市民必須出去買，但我真的不知道可以在哪裡買。」
古巴人平均月薪只有30美元（約910元台幣），連上網都是奢侈品。2015年中，古巴才開放互聯網，到現在只可以在廣場、公園等約800個公共設施，透過政府安裝的無線網路連接互聯網。網路不普及，不會像先進國家有送貨服務，想要物品就必定得上街購買，現在還是滿街人龍。Danys說：「人們排隊買食物、藥物、麵包等日用品。在政府的店，只會找到5至7種產品，有很多蘭姆酒、菸草，還有供應充足的衛生紙。」民眾也明白，最能自保的方法便是提升抵抗力，但肉類對他們來說也是奢侈。Danys說：「現在最長的人龍，是排隊買雞肉。雖然在政府商店也賣得很貴，但市民如果想吃肉類，這已經是他們最能負擔得起的。」
在市況嚴峻的情況下，古巴政府仍是努力向各國伸出援手，甚至接收了幾團已有確診者的外國訪客。載有5名確診者的英國郵輪「布雷馬號」（MS Braemar）﹐在加勒比海漂泊14天，被多個港口被拒絕靠岸後，終於將在18日停靠古巴。船上一千多名乘客及船員熱烈歡呼，但卻令民眾眼紅。Danys指：「政府用了最完善的措施去照顧他們。要知道在我們國家，沒有交通沒有水、沒有這沒有那，而他們卻什麼都有。」古巴最賺錢的出口品，不是菸草或蘭姆酒，而是醫生。從這些救援行動中，古巴政府收到至少200萬美元（約6070萬元台幣）以上的捐贈。醫療聲譽好，向來都只是國際形象工程。（香港《蘋果動新聞》╱提供）
記者：鄭汝翹
攝影：林亦、REUTERS
編輯：鄒仲安
古巴“醫療外交”：走向商品化的國際人道主義？2020/4/1416:38
古巴的“醫療外援”在疫情之下引起了世界各地矚目，事實上，古巴從革命至今，有著悠遠的“醫療外交”傳統。只不過，1990年代經曆了蘇聯解體和全球左翼的退潮，
“醫療外交”在動盪的地緣政治中舉步維艱。
古巴的醫療外交的國際主義色彩，也更多地轉向了“交易”——為孤立無援的國家賺取外彙收入。
但是無論有償還是無償，無論是革命時代還是經濟危機後，古巴的醫療援助都和這種“象徵性資本”分不開。就算是能夠獲取可觀外彙的駐地醫療項目，也不能被視為單純的勞務輸出：這是古巴政府基於政治考慮、人道主義考慮和經濟考慮做出的綜合選擇。而通過醫療援助獲得的“象徵性資本”是比直接的金錢更加長久和穩定的，也是在未來可以發生不同形式的轉化的。
馳名世界的古巴出口，除了朗姆酒、甘蔗和雪茄，還有相當不為人知的一項：醫生。
古巴是首先為新冠疫情重災區意大利提供醫療援助隊的國家之一，最近又向安多拉、阿根廷、牙 買加等國派出了醫護人員支援疫情，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交口稱讚。也許很多人在疫情爆發前對古 巴醫生還非常陌生，但在拉美，人們對他們的存在早已習以為常。古巴訓練有素的外派醫療隊，在拉美乃至世界各國駐紮數年，這是革命的一筆重要遺產：它得益於古巴革命後穩健的公共醫療系統，也是蘇聯解體後古巴經濟危機下的不得已之舉。近年來，這些醫療隊員在給古巴政府帶來 豐厚收入的同時，卻也在拉美各國頻頻受阻。新冠疫情，或許是古巴幾十年“醫療外交”的一次翻身仗。
2014年古巴醫療衛生部派遣醫療小隊前往塞拉利昂，幫助抑製伊波拉病毒爆發。
古巴醫療和“醫療外交”：革命的孩子
革命後古巴一手建立的醫療體系福利覆蓋面之廣、保障之完善卻讓不少以醫療技術發達為榮的國 家汗顏。革命後，和其他產業一樣，醫療系統也收歸國有，卡斯特羅政府開始了對醫療系統大刀闊斧的改革，建立了一套從國家到地方的分級醫療體系，在醫療資源稀缺的地區也建起 了醫院，著手培養醫生。在80年代，古巴培養的醫生數量就已完全足夠支持本國醫療體系運轉， 甚至還能出現富餘。
原泛美衛生組織（pan-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顧問、學者Julie Feinsilver認為，古巴創建如此龐大和完善的醫療系統實際上也是“醫療外交”倒逼的結果：古巴革命政府從一開始就組建外派醫療隊，向國外輸送了近一半的醫生參與援助，本國的醫療資源必須通過大量的新鮮血液輸入、對醫護人員的系統培訓來保證。同時，有趣的是，古巴不僅把國民健康和醫療的權利寫入憲法、建立免費醫療體系，古巴政府甚至將人民的健康用作了政權健康的隱喻。這樣一來，民眾受到醫療保障並保持健康和國家的命運變得息息相關了，也讓政府在建設醫療體系時更小心翼翼。
今天，雖然大部分優質的醫療教育資源依然集中在哈瓦那，但是相比起1958年古巴全國只有8所 醫學院的情況，如今古巴擁有的24所醫學院和14所醫療專科學校的成就依然令人歎為觀止，更不 用說古巴傲人的人均醫生擁有量：平均每1000人中就有9個醫生。而這一切都是免費的——從普通檢查到手術，個人的醫療支出全部由國家承擔。
然而，古巴的醫生和病人們卻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美國早已對古巴實施貿易封鎖，這不僅讓 古巴的醫院中缺乏基礎的藥物和醫療器材，更讓古巴的一般財政收入大減價扣。在蘇聯解體後， 古巴更是失去了主要的貿易夥伴和經濟支柱，一度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在經濟上自救，也 為了在新的國際形勢中結交盟友 、贏得支持，古巴人又一次將希望寄託在了他們的醫生身上。
“醫療外交”可以說是一個為古巴而準備的詞，因為它太具有古巴特色了：它是在古巴革命政府強力推動下建立的全⺠醫療系統，攜帶著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期待的博愛和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古巴政府在蘇聯解體後對自主建立外交和外貿關係的急切需求，在這三者共同影響之下所誕生的。在革命之後，古巴主要依靠對蘇聯廉價出口原材料和農產品交換蘇聯的高價工業產品和消費品等 獲得蘇聯的間接補助來支撐經濟。蘇聯解體後，古巴不僅失去了穩定、豐厚的經濟資助，更失去了社會主義陣營部分的外交支持，卡斯特羅開始在種種方面尋找合作夥伴。幾年後，他的委內瑞拉朋友查韋斯當選了總統，並很快和古巴簽訂被稱為“石油換醫生”的協議，以“優惠價格”向古巴出售本國石油，交換古巴醫療和醫療教育資源。在兩國政府的推動下，數以萬計的委內瑞拉醫生接受了來自古巴的醫療培訓，古巴也在委內瑞拉建立了完整而低價的醫療服務體系。
直到今天，委內瑞拉仍然是古巴“國際醫療使團“的重要駐紮地，每年都有許多委內瑞拉醫生赴古巴接受醫學教育和培訓，古巴也派遣大量醫學生赴委內瑞拉實習、為當地社區提供醫療援助。這些古巴醫生的在地工作條件甚至比委內瑞拉本地醫生更加艱苦：一些古巴醫生深入到貧⺠區接診，這裏的許多病人都支付不起一般醫療的費用，這些區域的治安狀況也讓本地醫生望而卻步。
繼委內瑞拉之後，古巴政府更積極地向許多國家輸出了類似的駐地醫療使團，如玻利維亞，以及南非和安哥拉。
古巴人對長期援助項目的駐地的選擇是經過仔細考慮的。在南美，查韋斯上台後的委內瑞拉和莫拉雷斯上台後的玻利維亞都是古巴可信賴的左翼社會主義盟友，而巴⻄在引進古巴醫生時也正值左翼總統羅塞夫掌權。在非洲的駐地中，安哥拉經曆內戰後執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曾與蘇共關係密切，目前屬於中左翼社會⺠主黨派，而南非的“⺠族之矛”武裝運動（曼德拉建立的武裝部隊，旨在推動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ANC] 反抗屆時執政的南非國⺠黨）也曾接受過古巴的訓練。古巴在這些盟友國家設立比較穩定的醫療援助項目後，才繼續向更多國家發展駐地支援。儘管這些長期援助項目的被援助國政府會提供數額不等的補貼——這補貼在後來成為古巴重要的外彙收入，但是Feinsilver提到，古巴醫療援助中表現出來的南-南合作證明古巴政府把它當作一種責任：在革命中，許多發展中國家為古巴提供過支持與幫助，而醫療援助則是古巴返還“人情”的一種方式。
如果說革命時代的古巴醫生們更多承載著“為國爭光”和幫助盟友的使命，那麼90年代後醫療外派則更明顯地展現出拉動經濟的目標。在全球救治數以千萬計的病人同時，古巴醫生也帶來了古巴生產的藥物和疫苗等供援助項目使用。而這些出口國外的醫藥用品，隨著醫生一起給古巴帶來了可觀的收入。據統計，古巴的生物科技產業在2008年內帶來了3.5億美元的產值，而醫療服務給古巴帶來的年收入在2006年就達到了23.12億美元，相當於古巴鈷鎳出口和旅遊業產值的總和。在進行國外駐地醫療任務的同時，除了駐地國家支付的現金酬勞，
一些國際NGO也會向古巴支付醫療補貼而隨著古巴醫生在國外聲譽漸長，“醫療旅遊業”也開始出現。
2014年伊波拉病毒爆發期間，古巴醫療隊援助塞拉利昂救治患者。
除了駐地支援，古巴醫療援助的另一個重心是救災任務。在伊波拉和H1N1疫情暴發期間，古巴醫療援助隊在國外，尤其是醫療水平比較低的國家承擔了可觀的救治任務。今年在全球新冠疫情內派出的援助，和此前對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後輻射病患者的救治也都屬於這個範疇。與駐地援助不同，這些災情援助往往是無償的，它們的成效也非常明顯地反映在了一系列聯合國有關古巴事務的決議上。去年，聯合國舉行了一輪有關停止對古巴經濟製裁的投票，在202個成員國中，187個投了讚成票，僅有美國、以色列和巴⻄投下反對票。
從更廣義的角度說，古巴的國際醫療援助實際上繼承了革命中反殖民主義的精神，也在延續了切格瓦拉式的與國際社會和階級矛盾接軌的鬥爭模式。事實上，把革命和醫療聯繫在一起正是醫生出身的切格瓦拉提出的想法，而初始的古巴醫療支援也和部分國家的獨立戰爭有關。把時鍾撥回古巴第一次對別國派出駐地醫療援助，是在1959年向阿爾及利亞派遣駐地為期14個月的醫療使團，而彼時阿爾及利亞正處於獨立戰爭的戰火之中，面臨法國撤出醫護人員的導致的醫療資源短缺。1960年代，古巴向非洲小國幾內亞比紹派出的醫療隊也旨在救護其獨立戰爭中的傷兵。古巴通過醫療資源的輸出把自己和世界各地的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鬥爭聯繫在了一起，而這也是古巴希望世界看到的精神和形象。
Feinsilver指出，古巴通過派出醫療援助獲得的“象徵性資本（symbolic capital）”遠超普通小型發展中國家，這也把古巴送上了世界舞台；可以說，醫療援助正是在拉美地區影響深遠的古巴革命在全球範圍內的一種延續。醫療從一開始就是革命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卡斯特羅在擔任領導人期間，曾花了三十年時間希望把古巴建設成世界一流的醫療強國，醫療資源出口則正是國家實力和革命成果的絕佳證明。
但是無論有償還是無償，無論是革命時代還是經濟危機後，古巴的醫療援助都和這種“象徵性資本”分不開。就算是能夠獲取可觀外彙的駐地醫療項目，也不能被視為單純的勞務輸出：這是古巴政府基於政治考慮、人道主義考慮和經濟考慮做出的綜合選擇。而通過醫療援助獲得的“象徵性資本”是比直接的金錢更加長久和穩定的，也是在未來可以發生不同形式的轉化的。
除了直接派出醫療援助，古巴的國際醫療教育也在以更深遠的方式影響著世界的醫療工作。
拉丁美洲醫學院（ELAM）
在哈瓦那一處舊海軍基地的主樓頂上，一條藍色的長標用大寫字母醒目地標出了這座建築如今的 身份：拉丁美洲醫學院（Escuela Latinoamerica de Medicina）。這所1999年創辦，2005年擁有第一屆畢業生的大學是全世界學生人數最多的醫學院，每年錄取學生人數在1500名左右，迄今為止已經培養了數以萬計的醫學生，2008-2009年在校學生總數就達到了7900人。這些學生全部來自古巴以外的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甚至包括美國——當然，一切學費和生活費全免，學生還可以享受一小部分津貼。
值得一提的是，ELAM所培養的數百名美國學生中，一大部分是因為無法承擔美國醫學院高昂的學 費而選擇前往古巴深造，而在這些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非裔美國人。一名非裔美國醫學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她從小在白人為主的社區中長大，來到ELAM後看到非裔古巴女性在學校中擔任領導職位令她眼界大開。另一名學生則表示，她在美國的醫學院從來沒有歸屬感，因為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富家子弟；而在古巴，醫生和普通人的收入和階層差距並不大。換言之，古巴的醫學教育並不是像美國一樣，被用作一種穩固階級位置或實現中產階級向上流動的手段。
MEDICC是一家位於美國，旨在促進美國和古巴醫療交流的NGO，在2015年， 它對本年度ELAM的畢業生做了一系列訪談，學生Jessica Lucey便是其中之一。Jessica一直以來的誌向是做一名婦產科醫生，但經過在ELAM的學習之後，她“迷上了家庭醫療”，繼而打算去洛杉磯內城的貧困社區做一名家庭醫生，致力改善社區內女性的健康狀況。另一名畢業生Nate Kratz則希望在取得內科住院醫訓練後，到別的國家行醫（Practice internationally）。
很顯然，ELAM的畢業生不僅受到了醫學的專業訓練，他們中的許多人更關注如何用醫學的力量介入社會，解決資本驅動的醫療系統下往往被忽視的社會問題。這一切，的確是古巴國際醫療教育的目標之一：讓學生擁有國際情懷和社會關懷；而這也非常符合古巴革命政府的社會主義宗旨，也就是國際主義。
古巴的醫療國際主義正是生發於革命時代，它通過醫療援助和醫療教育的方式參與了國際的階級鬥爭，也正在創造與其相關的跨國界社群。事實上，它的基本原則是非常理想化的，並且不一定和執政政府根據現實情況不斷調整的方針完全吻合。
在如今的語境下，這樣崇高的宗旨與古巴政府實際上的政策方向似乎出現了某種隱秘的矛盾。
隱秘的矛盾
勞爾·卡斯特羅接過哥哥的權杖後，在古巴逐步實施了一系列的市場化改革，其中對旅遊業的開發讓許多古巴人第一次接觸到了“外面的世界”，也讓古巴人體驗到了全球化的消費水準。在哈瓦那 老城，有不少專門為外國遊客服務的酒吧、餐廳和旅館，這些年許多古巴家庭也積極地參與到⺠ 宿行業中，這給普通古巴人帶來了不菲的收入。而在引入了CUC貨幣體系（專門供給外來人員使用的貨幣，與美元等價，古巴本地人使用的貨幣為CUP，1 CUP約合0.04美元）之後，古巴的金融體系也與國際部分接軌。越來越多的古巴人到外貿產業和旅遊業當中尋求就業，也有很多人搶先一步，希望進一步與外界聯通：古巴地下的“包裹”服務便是一個例子（在古巴黑市中流通一種硬盤，裝載最新下載好的國外電視劇、網絡內容等，流通頻率非常高）。但隨著古巴網絡服務的逐漸放開，這些生意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也將不複存在。
勞爾·卡斯特羅
古巴政府的一系列動作都指向一個方向：他們希望與高度全球化的國際資本市場產生聯繫。這在 當下，也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也許是⺠意倒逼的回應措施，但對於這個經濟結構比較單一、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的小島，市場化的改變正在顯性或隱性地和幾十年前革命中所樹立的理想產生矛盾。2019年，一場以90.61%支持率結束的憲法公投更是展現了這一全球化和資本化的意誌：人們投票將私人財產的權利和同意引入外資寫入了憲法。在革命的年代，這是不可想像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考慮資本因素、不考慮國家因素的醫療援助和國際醫療教育似乎顯得有些不 合時宜。如果說在過去，國際主義的醫療援助還是古巴政府基於意識形態和革命理想做出的嚐試，那麼幾十年過去後的今天，它已經在外交和經濟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其意義也更加實際。
古巴的改革開放和它的其他社會主義或前社會主義盟友們相比是遲緩的，也是不全面的。一方面來說，革命的“第一代”勞爾·卡斯特羅仍在古巴政壇中握有實權，象徵革命的精神遺產仍未消逝。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後的古巴已經失去了蘇聯的援助，又面臨美國的經濟封鎖，經濟發展上的硬需求讓資本化成為了一個明顯的出路。古巴革命後創造的醫療體系和醫療援助建立了一個在世界都享有盛譽的國際主義網絡，此時，這個既存的網絡就成為了古巴的強大資源，也自然而然成為了拉動經濟又不失“面子”的出色選擇。
今天的古巴已經開始向世界展現他們擁抱資本的意願，如果古巴的醫療援助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為國家創造可觀的收益——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的——古巴政府還會重點宣傳國際醫療援助的成效和規模，還會不計代價地為全世界的貧困群體培養醫生嗎？這是值得思考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尤其是拉美的“粉紅浪潮”期間，古巴外派醫生們為許多國家所歡迎，但近幾年拉美政壇風雲變幻，古巴醫生們的處境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事實上，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古巴的外派醫生們正在經曆一段極其艱難的時光。在駐地醫療隊規模最大的委內瑞拉，石油價格下跌以及不受控製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已然使委內瑞拉人叫 苦不迭，2019年初的政變更是讓本就不穩定的政經境況雪上加霜。在委內瑞拉已經自顧不暇的此時，再去照顧規模頗大的古巴醫療隊並為援助買單，實在有些強人所難。
而派駐當地的古巴醫療隊伍規模僅次於委內瑞拉的玻利維亞，在去年經曆了這個國家本世紀以來最為危險的一場政變。右翼臨時政府上台後，和莫拉雷斯友好的國外力量自然也不再受歡迎，古 巴醫生們隨即被逐出玻利維亞國境。
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古巴的外派醫生在國外承擔職責以外的工作任務，薪資過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媒體的報導也讓這些事件在古巴醫生的聲譽上添上一層陰影。在博索納羅掌權的巴⻄，對於古巴醫生的指責也在政府和⺠間甚囂塵上，博索納羅更是公然批評過古巴支付給醫生的薪水和國家通過他們的服務而賺取的大頭相比太寒酸，稱他們是“奴役勞動”。2018年11月，博索納羅上台僅僅一個月後，古巴就撤出了在巴⻄偏遠和貧困地區服務的8000餘名醫生。
同時，古巴本地人也曾對大量的醫療資源外流表示過不滿。一個古巴笑話是這麼講的：一個人說，“我要去委內瑞拉。”另一個人問，“為什麼？你要去執行什麼國際任務？”第一個人說：“我不是去執行國際任務的，我是去看我的家庭醫生的！”
古巴醫生在拉美各地的境況是高度敏感的：它取決於駐地國的政治風向，取決於古巴與駐地國之 間的關係，取決於駐地國與美國關係的變化，甚至取決於駐地國的意識形態偏向發生的一點點微小改變。拉美各國和美國的關係是極其微妙的：一些國家在經濟上依賴美國，但在意識形態上卻不願意依附於美國，如今天的墨⻄哥；另一些國家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上都和美國關係曖昧，比如智利、哥倫比亞和如今的巴⻄。還有一些國家，對美國有不同程度的抗拒，比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阿根廷。但總體來說，美國的聲音對拉美輿論的影響還是不可小覷的，這也讓古巴醫生在一些對他們並不友好的駐地國受到排擠，同時在看似安全的駐地國也必須警惕可能出現的政治風向變動。
尾聲
不斷輸出醫療資源的古巴在變幻莫測的疫情面前面臨著一個現實的問題：如果國內疫情爆發，他們有足夠的資源和醫護人員應對嗎？
截止4月14日，古巴衛生部公佈的國內的確診病例已經達到了669例，包括重症8例、危重症6例，死亡18例。 然而在經濟製裁依然生效、古巴國內依然無法進口足夠醫療器材和藥品的情況下，一些古巴醫療機構已經開始出現物資短缺。一批曾經留學古巴的中國校友開始為古巴募捐，但這僅能解燃眉之急；古巴病例已經開始快速增長，就算醫護人員人手充足，醫療物資的缺乏仍將成為他們最大的挑戰。疫情在全球擴散迅速，環球同此涼熱，許多國家已經自顧不暇；古巴進出口的特殊困難，又將讓其國內的救治和防控產生新一層壓力。
但是，疫情也給古巴的國際醫療隊伍帶來了一些轉機。此前無情地批評古巴醫生的博索納羅政府，面臨巴⻄難以控製的疫情，悄悄地決定返聘近兩千名古巴醫生參與巴⻄的醫療救治。古巴向疫情嚴重的意大利北部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派遣醫療隊的行為更是在各大媒體上激起了一波報導熱潮，美國左翼媒體《雅各賓》更是打出《古巴對疫情的回應讓別的國家蒙羞》的標題讚揚古巴的抗疫努力。盡心盡力、雪中送炭的援助讓古巴醫生的國際聲譽在短期內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也讓古巴醫療援助傳播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一面更為人所知。如果說古巴在過去的大型疫情暴發或自然災害中提供的援助，都在時間的衝刷下逐漸被遺忘了，那麼在這場疫情已經以高度信息化和社交網絡化的形式被銘記的今天，不難想像古巴醫生們的援助也將以新的方式存在於世界的共同記憶之中。
古巴外交部駁斥美國暗示古委存在毒品販運2020-04-14
新華社哈瓦那4月13日電（記者朱婉君）古巴外交部13日發布聲明説，已向美國駐古巴使館發出外交照會，駁斥該國一雜志引用國防部不具名官員的話暗示古巴和委內瑞拉之間存在毒品販運。
美國《新聞周刊》在日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美國國防部一名“高級官員”的話説，美國情報體係有證據證明“（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在委內瑞拉和古巴之間使用海軍艦船販運毒品”。
古巴外交部聲明説，該雜志引用的美官員説法與美國務院最新發布的《國際麻醉品管制戰略報告》的內容完全相反。報告稱古巴採取嚴厲措施打擊毒品，不是毒品消費市場和販運中轉地。
古共中央機關報《格拉瑪報》日前發表文章指出，美方此舉與其對馬杜羅和古巴政府採取新一輪誹謗攻擊相關。古巴外長羅德裏格斯則在社交媒體推特上表示，《新聞周刊》援引的這名官員的説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誹謗，具有危險暗示”。
美國司法部3月26日稱，以涉嫌“毒品恐怖主義”起訴委總統馬杜羅和14名委政府現任和前任官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還宣布懸賞1500萬美元“抓捕”馬杜羅。委內瑞拉對此否認並強烈譴責，表示這是美國對委發動政變的新模式。
古巴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批評美國暫停向世衛組織繳費2020/4/24
(原標題) 專訪：美國暫停向世衛組織繳費既不道德也不負責——訪古巴常駐聯合國副代表阿瓦斯卡爾
新華社聯合國4月24日電新華社記者王建剛
古巴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副代表、臨時代辦阿尼婭·阿瓦斯卡爾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批評美國暫停向世界衛生組織繳納會費，認為這一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負責任。
阿瓦斯卡爾説，目前新冠疫情形勢嚴峻，要應對新冠疫情及其他全球性衛生問題，世衛組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些資金”。而在這個困難時期，不向世衛組織繳納會費是“不道德和不負責任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14日宣布美國暫停向世衛組織繳納會費。阿瓦斯卡爾認為，“特朗普政府是在玩弄政治，追求地緣戰略利益”。她説，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和世衛組織的指責“並不能使美國或世界其他國家更有效地應對新冠疫情或其他全球性挑戰。這些指責背後的真正含義是，白宮正試圖把國際社會的注意力從（美國）災難性的國內（疫情）形勢以及聯邦政府應對新冠疫情不力轉移到其他地方”。
在談到將疫情政治化及對特定國家污名化問題時，阿瓦斯卡爾説：“政治化、污名化根本無法用來應對新冠疫情或其他全球性挑戰。相反，在目前嚴峻的局勢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所有國家的共同努力。”她説，當政治領導人指責別的國家或組織要為新冠疫情蔓延負責時，他們實際是在制造和傳播一些非常致命的政治病毒，包括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
阿瓦斯卡爾強調，國際社會對聯合國尤其是世衛組織的信任與支持對戰勝新冠疫情至關重要。
她説：“應對新冠疫情及其對健康、社會和經濟造成的影響的正確路徑是支持多邊主義、加強國際合作，以及基于科學的對話和經驗教訓的交流。而我們每天都看到的華盛頓出于政治目的，對他國的抗疫努力進行指責或羞辱，只會加劇國家之間的分歧。團結合作才是人類戰勝這一全球挑戰的唯一出路。”
阿瓦斯卡爾説：“在這個困難時期，拯救生命、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民和國家，應當是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唯一的優先事項。我們不需要華麗的辭藻，要的是能夠産生影響的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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