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730期通訊，2020年4月15日。
2020年4月15日古巴通訊730期
不再是叛徒 「托洛茨基國際學術會議」在哈瓦那舉行 2020/4/8
（原標題）學術活動|托洛茨基斯想在古巴 採訪2019年5月6—8日哈瓦那托洛茨基會議主辦方 2020/4/8
42A/譯、繼軻/校
2019年5月6~8日，考察偉大的烏克蘭革命家、俄國革命領導人列昂·達維多維奇·布隆施泰因（也就是現在眾所周知的列昂·托洛茨基）生平和思想的國際學術會議於古巴哈瓦那舉行。
會議由胡安·馬里內洛文化中心（Juan Marinelo Cultural Center）與古巴哲學研究所（Cub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共同組織，在老哈瓦那的貝尼托·胡亞雷斯之家（Casa Benito Juarez in Old Havana）舉行。
會議由墨西哥城的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館（Trotsky House and Museum）、墨西哥的卡洛斯馬克思出版社（Editions Carlos Marx）、墨西哥城和阿根廷布宜諾賽勒斯的列昂·托洛茨基斯想研究、調查和出版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Investig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LeonTrotsky）贊助。
考慮到古巴共產黨領導層對托洛茨基主義和古巴托洛茨基主義者曾經的敵意，會議的地點是令人驚訝的。會議主辦方的開場白包括向1960年代末被政府無理監禁的古巴托洛茨基主義者致歉。
對托洛茨基以及他的思想的態度轉變，在個人證詞和與會議背後所宣導事物相關的政治演變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達。弗蘭克·加西亞·埃爾南德斯（Frank Garcia Hernandez ，文中簡稱FG）是一名社會學教師和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古巴的托洛茨基主義的。
進行採訪的是出席了會議的常駐哥斯大黎加的加拿大社會主義行動黨（Socialist Action-Canada）國際團結協調員羅勃·萊昂斯（Rob Lyons ，簡稱RL）。
弗蘭克·加西亞·爾南德斯（Frank Garcia Hernandez）是一名社會學教師和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是古巴的托洛茨基主義。
RL：首先我想說的是，這次會議在革命左派中引起了很多評論，特別是在美洲，因為古巴政府以前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很反感。是什麼促使你和你的合作夥伴逆流而上？當然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在你看來，古巴政治先鋒及其黨員是否對托洛茨基的思想持更開放的態度？
FG：首先，非常感謝您對我的採訪。
我向所有在讀這篇文章的同志們致以革命的問候。
我在10歲時第一次讀到托洛茨基的名字，是一本未在古巴出版的關於世界上的旗幟與獎章的書上。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非常喜歡它們，甚至今天我也收集旗子。每個國家都有代表性的簡短歷史回顧。蘇聯在這本書出版時還存在，我在書中讀到，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了十月革命。
我叔叔從小就教我馬克思主義。我的家人都是革命者，從前的“七·二六運動”成員。但他是共產主義者：一個勇敢的鬥士，我非常尊敬和欽佩的老人民社會黨人（Pouplar Socialist Party，PSP）[①]。正如你所理解的，他對托洛茨基沒有好感。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讀了很多
關於十月革命的蘇聯兒童文學，當然，沒有提到托洛茨基。我問我叔叔，旗子書裡提到的那個人是誰。他告訴我：“一個叛徒”。我沒有質疑它。1958年，我的叔叔僅因為傳播共產主義印刷品的行為，幾乎被巴蒂斯塔員警折磨致死。
之後，我繼續崇拜史達林。他打敗了法西斯，雖然在古巴沒有很多關於他的議論，但也沒有說他的壞話。然而，人們可以閱讀蘇聯的著作，例如《布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The Bolshevik Party Struggle Against Trotskyism）。我對史達林的崇拜——反倒因我叔叔只批評他的個人崇拜而加深了——還夾雜著我對戈巴契夫和他的小集團的排斥，這些小集團不僅摧毀了蘇聯，還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史達林。這讓我把托洛茨基主義和“新思維改革”（perestroika）聯繫起來，我的反應是，我覺得自己像個史達林主義者。
所以，我就這樣來到哈瓦那大學。在那裡，我結識了一些拉丁美洲學生，他們都是各自的共產黨的成員，並且托洛茨基也沒有好感，儘管許多人並不崇拜史達林。後來，多虧了一位哥倫比亞朋友——阿爾瓦羅·雅戈梅·佛阿達（Álvaro Jácome Boada）——我發現了革命牧師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的身影，後來又發現了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和民眾教育。
現仍健在的年紀最大的古巴托洛茨基主義者與墨西哥城的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館館長。會議主辦方公開向這些曾遭受迫害的同志道歉，稱他們是工人運動中的正當部分，曾遭受不公正的“誤解”和對待。
我的個人圖書館裡有一本托洛茨基的書《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這要感謝在1998年2月遇到的我現在的朋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党（SWP）的成員們，他們每年2月來來往往，與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ublishing house）一起參加哈瓦那國際書展（International Book Fair of Havana）。正如一個1998年的史達林主義者一樣——我的房間裡有一張史達林的照片——我直到2012年才讀到《被背叛的革命》，也就是那時我在理論上徹底放棄了史達林主義。探路者出版社緊跟著贈送我托洛茨基和詹姆斯·P·坎農的著作——《保衛馬克思主義》（In defense of Marxism）、《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史》（History of AmericanTrotskyism）等等——我對托洛茨基的興趣與日俱增。當時，我讀了一本古巴歷史學家安娜·凱洛（Ana Cairo）
的書，書中提到，1933年9月12日，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古巴成立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黨（BolshevikLeninist Party，PBL）。在另一本書中，這一次是由古巴學者胡裡奧·塞薩爾·關切（Julio César Guanche）寫的，他仍然在談論胡安·拉蒙·佈雷亞（Juan Ramón Breá）和桑達利奧·胡科（Sandalio Junco），他們都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党的創始人。凱洛和關切都堅稱這部分內容幾乎無人知道，並呼籲繼續進行拉斐爾·索賴爾（Rafael Soler）於1997年開始的關於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黨的研究。2012年10月，我進入胡安·馬里內洛古巴文化研究所（Juan Marinello Cuban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開始了一項至今仍未完成的長期調研。
2016年11月，我決定在聖克拉拉的拉斯維拉斯中央大學教授一門關於列昂·托洛茨基的生活和工作的研究生課程。雖然我出生和生活在哈瓦那，但我和聖克拉拉的關係很好。這門課受到了學生們，尤其是大學生們的熱烈歡迎。我意識到托洛茨基在古巴是馬克思主義非常必要的和缺失的一部分，這是我在教授那些課程時確認的一個想法。所以，我向我的同事兼朋友費爾南多·馬丁內斯·埃雷迪亞（Fernando Martínez Heredia）[②]建議，由胡安·馬里內洛古巴文化研究所發起號召，組織一個關於被遺忘的布爾什維克的國際活動。但他提議在2017年11月開始。他想趁著偉大的十月革命的一百周年。
不幸的是，馬丁內斯·埃雷迪亞於2017年6月去世。我繼續我的關於古巴托洛茨基主義歷史研究的碩士論文。我在2018年4月完成了碩士學位，在短暫的休息之後，我決定為這個最終確定在2019年5月8日的活動做準備，以紀念共產主義國際100周年、古巴革命60周年以及紀念安東尼奧·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③]和桑塔利奧·胡科，他們都是在5月8日被殺害，不過並不是同一年。
如你所見，這次活動就是這樣一個產物。我認為這不僅僅是歷史環境造就的，它也是一個人的理論—思想演變的產物。在20世紀80年代的古巴，這一活動是不可能出現的，像馬丁內斯·埃雷迪亞（Martínez Heredia）、德西德裡奧·納瓦羅（Desiderio Navarro）、豪爾赫·福涅特（Jorge Fornet）這樣的古巴知識份子通過馬克思主義批判開啟了一條已在一定程度上封閉的通往批判性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多虧了菲德爾司令，古巴社會有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知識，這是現在讓托洛茨基不在一個真空中存在的牢固文化基礎，並且同樣地，因此古巴有著對異端的、批判性的和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傾向。但我也認為並非是出於要宣傳什麼，這個活動是由一個非常個人的動機引起的，我知道它讓許多人感到驚訝，誰也不會預料到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我也認為，在這次活動本身之後，更重要的是，隨著這本收集回憶的書的出版，托洛茨基的形象將被祛魅，而我們將看到古巴的大學研究人員和學生的前後變化。
把托洛茨基帶到古巴的想法和與他相關的研究將會出現。這主要感謝古巴的工人階級，他們是我在開幕式上第一個要感謝的，因為是工人們發起了這場社會主義革命。其中也有我的叔叔，那個老人民社會黨人。
哈瓦那托洛茨基會議參與者
RL：大多數時候，對我來說這次會議的亮點是議程中涉及的主題的廣度，以及它們背後的研究的總體品質。不幸的是，由於議程緊湊，與會者詳細討論這些想法和新研究的能力有限。你能否解釋一下在組織會議時遇到的一些障礙，以及你得到了哪些體制和政治上的支援？我知道成功地實現這一項目是個非同尋常的任務。
FG：這次活動如果有4天時間的話會更好。每桌小組都會有廣泛的辯論，但這其中是需要翻譯的，而正是這一點會損失時間，這是主要的缺陷。但是，我們這些生活在古巴的人知道，我們今天面臨的經濟危機，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不允許我們舉行一次持續四天的活動。我甚至沒有向和我一起的工作人員提出這個建議，非常感謝羅德里戈·埃斯比納（Rodrigo Espina）、埃琳娜·索卡拉斯（Elena Socarras）、喬治娜·阿方索（Georgina Alfonso）、米格爾·埃爾南德斯（Miguel Hernandez）、懷爾德·佩雷斯·瓦羅那（Wilder Pérez Varona）、約中文卡·列昂（Yohanka León）。三天是一個壯舉。經濟是一個主要原因，胡安·馬里內洛研究所為此必須尋求哲學研究所的支持，哲學研究所也是主要組織機構，因為事實上它比馬里內洛研究所有著更多相關主題的研究。在最後，這個活動的建議被成功通過了。
除了貝尼托·胡亞雷斯之家外，一開始參與的還有三家古巴機構，如果算上青年製片人展覽（Young Filmmakers Exhibition）是四家，它慷慨地提供了放映有關托洛茨基的紀錄片《世界上最危險的人》（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的場地。如果沒有他們的好意，就不會有這次活動了。
我在10歲時第一次讀到托洛茨基的名字，是一本未在古巴出版的關於世界上的旗幟與獎章的書上。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非常喜歡它們，甚至今天我也收集旗子。每個國家都有代表性的簡短歷史回顧。蘇聯在這本書出版時還存在，我在書中讀到，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了十月革命。
我叔叔從小就教我馬克思主義。我的家人都是革命者，從前的“七·二六運動”成員。但他是共產主義者：一個勇敢的鬥士，我非常尊敬和欽佩的老人民社會黨人（Pouplar Socialist Party，PSP）[①]。正如你所理解的，他對托洛茨基沒有好感。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讀了很多
關於十月革命的蘇聯兒童文學，當然，沒有提到托洛茨基。我問我叔叔，旗子書裡提到的那個人是誰。他告訴我：“一個叛徒”。我沒有質疑它。1958年，我的叔叔僅因為傳播共產主義印刷品的行為，幾乎被巴蒂斯塔員警折磨致死。
之後，我繼續崇拜史達林。他打敗了法西斯，雖然在古巴沒有很多關於他的議論，但也沒有說他的壞話。然而，人們可以閱讀蘇聯的著作，例如《布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The Bolshevik Party Struggle Against Trotskyism）。我對史達林的崇拜——反倒因我叔叔只批評他的個人崇拜而加深了——還夾雜著我對戈巴契夫和他的小集團的排斥，這些小集團不僅摧毀了蘇聯，還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史達林。這讓我把托洛茨基主義和“新思維改革”（perestroika）聯繫起來，我的反應是，我覺得自己像個史達林主義者。
所以，我就這樣來到哈瓦那大學。在那裡，我結識了一些拉丁美洲學生，他們都是各自的共產黨的成員，並且托洛茨基也沒有好感，儘管許多人並不崇拜史達林。後來，多虧了一位哥倫比亞朋友——阿爾瓦羅·雅戈梅·佛阿達（Álvaro Jácome Boada）——我發現了革命牧師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的身影，後來又發現了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和民眾教育。
現仍健在的年紀最大的古巴托洛茨基主義者與墨西哥城的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館館長。會議主辦方公開向這些曾遭受迫害的同志道歉，稱他們是工人運動中的正當部分，曾遭受不公正的“誤解”和對待。
我的個人圖書館裡有一本托洛茨基的書《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這要感謝在1998年2月遇到的我現在的朋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党（SWP）的成員們，他們每年2月來來往往，與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ublishing house）一起參加哈瓦那國際書展（International Book Fair of Havana）。正如一個1998年的史達林主義者一樣——我的房間裡有一張史達林的照片——我直到2012年才讀到《被背叛的革命》，也就是那時我在理論上徹底放棄了史達林主義。探路者出版社緊跟著贈送我托洛茨基和詹姆斯·P·坎農的著作——《保衛馬克思主義》（In defense of Marxism）、《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史》（History of AmericanTrotskyism）等等——我對托洛茨基的興趣與日俱增。當時，我讀了一本古巴歷史學家安娜·凱洛（Ana Cairo）
的書，書中提到，1933年9月12日，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古巴成立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黨（BolshevikLeninist Party，PBL）。在另一本書中，這一次是由古巴學者胡裡奧·塞薩爾·關切（Julio César Guanche）寫的，他仍然在談論胡安·拉蒙·佈雷亞（Juan Ramón Breá）和桑達利奧·胡科（Sandalio Junco），他們都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党的創始人。凱洛和關切都堅稱這部分內容幾乎無人知道，並呼籲繼續進行拉斐爾·索賴爾（Rafael Soler）於1997年開始的關於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黨的研究。2012年10月，我進入胡安·馬里內洛古巴文化研究所（Juan Marinello Cuban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開始了一項至今仍未完成的長期調研。
2016年11月，我決定在聖克拉拉的拉斯維拉斯中央大學教授一門關於列昂·托洛茨基的生活和工作的研究生課程。雖然我出生和生活在哈瓦那，但我和聖克拉拉的關係很好。這門課受到了學生們，尤其是大學生們的熱烈歡迎。我意識到托洛茨基在古巴是馬克思主義非常必要的和缺失的一部分，這是我在教授那些課程時確認的一個想法。所以，我向我的同事兼朋友費爾南多·馬丁內斯·埃雷迪亞（Fernando Martínez Heredia）[②]建議，由胡安·馬里內洛古巴文化研究所發起號召，組織一個關於被遺忘的布爾什維克的國際活動。但他提議在2017年11月開始。他想趁著偉大的十月革命的一百周年。
不幸的是，馬丁內斯·埃雷迪亞於2017年6月去世。我繼續我的關於古巴托洛茨基主義歷史研究的碩士論文。我在2018年4月完成了碩士學位，在短暫的休息之後，我決定為這個最終確定在2019年5月8日的活動做準備，以紀念共產主義國際100周年、古巴革命60周年以及紀念安東尼奧·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③]和桑塔利奧·胡科，他們都是在5月8日被殺害，不過並不是同一年。
如你所見，這次活動就是這樣一個產物。我認為這不僅僅是歷史環境造就的，它也是一個人的理論—思想演變的產物。在20世紀80年代的古巴，這一活動是不可能出現的，像馬丁內斯·埃雷迪亞（Martínez Heredia）、德西德裡奧·納瓦羅（Desiderio Navarro）、豪爾赫·福涅特（Jorge Fornet）這樣的古巴知識份子通過馬克思主義批判開啟了一條已在一定程度上封閉的通往批判性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多虧了菲德爾司令，古巴社會有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知識，這是現在讓托洛茨基不在一個真空中存在的牢固文化基礎，並且同樣地，因此古巴有著對異端的、批判性的和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傾向。但我也認為並非是出於要宣傳什麼，這個活動是由一個非常個人的動機引起的，我知道它讓許多人感到驚訝，誰也不會預料到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我也認為，在這次活動本身之後，更重要的是，隨著這本收集回憶的書的出版，托洛茨基的形象將被祛魅，而我們將看到古巴的大學研究人員和學生的前後變化。
把托洛茨基帶到古巴的想法和與他相關的研究將會出現。這主要感謝古巴的工人階級，他們是我在開幕式上第一個要感謝的，因為是工人們發起了這場社會主義革命。其中也有我的叔叔，那個老人民社會黨人。
哈瓦那托洛茨基會議參與者
RL：大多數時候，對我來說這次會議的亮點是議程中涉及的主題的廣度，以及它們背後的研究的總體品質。不幸的是，由於議程緊湊，與會者詳細討論這些想法和新研究的能力有限。你能否解釋一下在組織會議時遇到的一些障礙，以及你得到了哪些體制和政治上的支援？我知道成功地實現這一項目是個非同尋常的任務。
FG：這次活動如果有4天時間的話會更好。每桌小組都會有廣泛的辯論，但這其中是需要翻譯的，而正是這一點會損失時間，這是主要的缺陷。但是，我們這些生活在古巴的人知道，我們今天面臨的經濟危機，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不允許我們舉行一次持續四天的活動。我甚至沒有向和我一起的工作人員提出這個建議，非常感謝羅德里戈·埃斯比納（Rodrigo Espina）、埃琳娜·索卡拉斯（Elena Socarras）、喬治娜·阿方索（Georgina Alfonso）、米格爾·埃爾南德斯（Miguel Hernandez）、懷爾德·佩雷斯·瓦羅那（Wilder Pérez Varona）、約中文卡·列昂（Yohanka León）。三天是一個壯舉。經濟是一個主要原因，胡安·馬里內洛研究所為此必須尋求哲學研究所的支持，哲學研究所也是主要組織機構，因為事實上它比馬里內洛研究所有著更多相關主題的研究。在最後，這個活動的建議被成功通過了。
除了貝尼托·胡亞雷斯之家外，一開始參與的還有三家古巴機構，如果算上青年製片人展覽（Young Filmmakers Exhibition）是四家，它慷慨地提供了放映有關托洛茨基的紀錄片《世界上最危險的人》（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的場地。如果沒有他們的好意，就不會有這次活動了。
其間確實是有些誤會。主要是某些工作人員對托洛茨基的否定傾向。當蘇聯解體時，在古巴，我們都知道史達林是個可惡的人物，同今天所知的一樣，但沒有人能從托洛茨基身上抹去叛徒的汙名。
如果我們再加上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者組織對古巴革命的極端批判，我認為這經常由教條主義和對古巴現實的無知造成的，如果我們把第一點和第二點合起來看，我們會發現，有些人的反應是正常的。有些人對我提到的那些組織感到不安，它們試圖來到古巴建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但這是不可能的，在古巴沒人對此感興趣。
但是這次活動，由於其嚴格的學術性質和那些來人對他們身處的國家所表現出的極大尊重，避免了某些毫無根據的懷疑發生。
從加拿大到巴西、哥斯大黎加到土耳其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開會討論後續托洛茨基會議應如何進行如果我們再加上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者組織對古巴革命的極端批判，我認為這經常由教條主義和對古巴現實的無知造成的，如果我們把第一點和第二點合起來看，我們會發現，有些人的反應是正常的。有些人對我提到的那些組織感到不安，它們試圖來到古巴建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但這是不可能的，在古巴沒人對此感興趣。
但是這次活動，由於其嚴格的學術性質和那些來人對他們身處的國家所表現出的極大尊重，避免了某些毫無根據的懷疑發生。
RL：在會前會上我們討論了未來類似的會議的組織，我說這是古巴革命產生出的吸引力，正如西利亞·哈特（Celia Hart）所說，它能夠將由意志堅強的人組成的一群鬥士聚集在一個房間裡。我認為這是對革命理念的力量的證明，就像你們與你們的夥伴互相支持一樣，它能夠激勵更多集會。你對未來這類學術聚會有什麼計畫和想法？你認為古巴國內外那些有志激進分子和學者是否有動力舉辦類似的會議？我們的讀者能夠如何幫助我們迎接第二次活動的挑戰？
FG：5月1日，星期三，在哈瓦那舊城阿吉亞爾街（Aguiar Street）301號，巴西研究人員應邀參加這次活動。丹尼爾·佩爾塞吉姆（Daniel Perseguim）以及他的夥伴卡麗娜·昆塔尼哈·費雷拉（Karina Quintanilha Ferreira）和埃德森·奧利維拉（Edson Oliveira）在活動開始之前的五天一直在這裡，第一次協調會議就是為籌備第二次列昂·托洛茨基國際學術活動而舉行的。在第二個星期天，5月5日，是卡爾·馬克思的生日，我們在維達多區（El Vedado）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地點在美國研究員亞曆克斯·斯坦納（Alex Steiner）的單位。這個想法是由巴西研究人員，前面提到的丹尼爾·佩爾塞吉和摩根娜·羅馬奧（Morgana Romao）、馬西奧·盧艾拉（Marcio Lueira）在同時分別提出的。當然，根據我的朋友丹尼爾·佩爾塞吉——他好像是一個重要的巴西學者團體的負責人——告訴我了他們的提議，說這個活動應該在2020年10月在聖保羅舉行。正在採取初步措施以獲得必要的資金。這一次，雖然不會有古巴及其革命的任何吸引力，但似乎毫無疑問地，會有更多的公眾和展覽想要參與。這可能是在這次活動中出現的最好的想法之一。我從沒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當他第一次告訴我時，我認為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但僅此而已。然後他安排了日期和時間。這是在勞動節的一個完整的下午，很有象徵意味，出現在這次活動當中的嘉賓，除了我先前提到過的，還有布萊恩·帕爾默（Bryan Palmer），保羅·勒·布朗（Paul Le Blanc），克拉拉·菲格雷多（Clara Figueiredo），巴西建築師和攝影師加布裡埃爾·科根（Gabriel Kogan）和古巴學生莉絲貝·莫亞·岡薩雷斯（Lisbeth Moya González）和愛德華多·埃斯珀西多（Eduardo Expósito）。在古巴，我被迫設置了一個限額：40名古巴人和40名外國人。我們沒法接受更多的人，儘管只是來自公眾就有192人報名。
從右至左：弗蘭克·加西亞，埃裡克·圖森特，保羅·勒·布朗，蘇絲·韋斯曼，羅伯特·布倫納和翻譯
我試著優先考慮那些帶來研究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四到五個解說小組的原因：想法是知識會影響古巴公眾。在場的人可以作證，這個房間只能容納80人。現在他們能幫助舉辦第二次活動的最好方法是獲得一些機構為這些活動提供的資金，一旦官方聲明發佈，每個人都能在傳播上給我們很多幫助。為此，為了接收資訊，我們使用電子郵件，可以聯繫“encuentrotrotsky@gmail.com”。另外，我提供我自己的郵箱“frankcuba1959@gmail.com”。
2020年8月，借著墨西哥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館即將舉辦的紀念活動，我們將召開一次國際協調會議。在此之前，則會通過Skype或Hangout來進行。
RL：北美帝國主義已經加大了對古巴的壓力，並且在宣稱支配其“庭院”方面變得更加具有攻擊性，這是門羅主義的又一次復興。自革命和古巴公平競爭委員會（Fair Play for Cuba Cpmmittees）成立以來，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建立革命團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始終站在保衛革命的最前沿。我認為一長串與會者的聲明證明了這一事實。你認為未來的會議在幫助重新恢復運動的團結方面能發揮其政治作用嗎？在你看來，在組織這次會議的複雜性，團結的必要性和在古巴需要分析和鞏固的政治動力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互動模式？
別干涉委內瑞拉！在多倫多集會以保衛委內瑞拉自決權的加拿大社會主義行動党的同志
FG：活動的最後一天下午，當一切似乎都結束了，加拿大同志羅勃·萊昂斯（Rob Lyon）舉起他的左手，開始唱《國際歌》。一時間看起來沒有人贊同這個主意，但馬上，最後一位古巴托洛茨基主義者胡安·萊昂·費拉拉（Juan León Ferrara）接上了，然後我們都跟著做。在這個熱鬧的房間裡，可以聽到用波斯語、印地語、土耳其語、德語、英語、西班牙語、俄語、法語、葡萄牙語演唱的《國際歌》聲：我們度過了有共產國際（COMINTERN）成員感覺的幾分鐘。這是最好的團結網路可以從這個活動中產生的最佳案例。可以看到這美好的場面會發生的，它超越了理論和政治分歧。只要不以暴力解決分歧，我們就能取得共同的勝利。這就是純粹的辯證法。在此基礎上，必須為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的古巴年輕人建立一個支援網路，儘管他們在古巴有很好的參考書目，但他們想要並且需要更多。我們古巴人不需要托洛茨基主義黨出現在我們的國家，我們不需要任何東西。托洛茨基是一位傑出的理論家，也是一位傑出的革命家，但他並不在理論上勝於葛蘭西，也沒有超過領導革命的菲德爾。他和我剛才提到的那些人一樣，是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的一部分。
我們確實需要越來越多的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我感到羞愧，因為我不知道赫爾穆特·達莫（Helmut Dahmer）、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是誰，我不知道分析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Marxism）學派的“九月小組”（September Group）、約翰·埃爾斯特（John Elster）、埃裡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傑拉德·艾倫·科恩（Gerard Allan Cohen）。現在，感謝布倫納的到來，儘管我不能坐下來與他交談片刻，只有話語穿過走廊，存在於世的偉大知識份子是怎樣的被浪費的這件事讓我深感痛心——就像發生在赫爾穆特·達莫（Helmut Dahmer）身上的一樣。現在，多虧了布倫納，我們得知了諸如《商人與革命》（Mercaderes and Revolucion）、《馬克思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Marx）、《階級》（Classes）、《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The Theory of Karl Marx’s History：A Defense）這些書名。
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書的存在，幾乎沒有聽說過分析馬克思主義。由於這次活動，我們已經與埃裡克·圖森特和米凱勒·洛威（Michael Löwy）重新建立了必要的聯繫，我們正在與塔里克·阿裡（Tariq Ali）建立聯繫。我們正在嘗試接觸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感謝這次活動，未能出現在古巴的偉大理論家艾利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親自聯繫了我們，感謝研究員赫克托·普恩特·西耶拉（Hector Puente Sierra），他被邀請參加了這次活動。這次活動喚起了在場古巴學生對托洛茨基和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極大興趣。在哈瓦那，有一位新聞學學生莉斯貝·莫亞·岡薩雷斯，在聖克拉拉她的境況很有利於托洛茨基作品的傳播；除了優秀的年輕同志、語言學的學生、優秀的演說者尤尼埃爾·梅納·貝納維德斯（Yunier Mena Benavides），還有維德·吉爾（Verde Gil）和安娜·伊莎貝爾（Ana Isabel）這兩位朋友。他們想要新書。我想請你們在Facebook上找找他們，把沒有數位化的著作寄給他們。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古巴共產主義論壇（Cuban Communist Forum）的學習小組。它不是一個政治團體：而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圈子，因為他們想要閱讀丹尼爾·本賽德（Daniel Bensaïd）、皮埃爾·勃魯埃（Pierre Broué）、尼科斯·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 ）以及我其它提到的所有理論家。馬克思和列寧還不夠，更不用說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了。這就是我呼籲建立團結網路的主要理由：送書。
RL：我從與會者的反應中瞭解到，除了一些技術問題外，會議從學術，以及坦率地說，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是成功的。現在壓力和興奮已經消退了一點，你的分析是什麼？你和你的合作者達到了你們的期望了嗎？關於會議後的一些評論和問題，你有什麼資訊想傳達嗎？
FG：我想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實現了預期目標。但是，（接觸）古巴公眾尚未成功。我們缺乏宣傳，沒有恰當的做廣告的時間。但讓我感到安慰的是，至少在場的學生被活動的火花點燃了。現在在聖克拉拉，他們要求我每週帶幾份《被背叛的革命》的複印本。我們還有一些卡爾·馬克思社會主義研究中心（Karl Marx Socialist Studies Center）的同志們帶來的複印本。我們也把很多書帶到了學術機構，例如由列昂·托洛茨基相關研究、調查和出版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Leon Trotsky）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名作《拉丁美洲文集》（LatinAmerican Writings），或是也許是由研究拉丁美洲的老布爾什維克的最棒的研究員加布裡埃爾·加西亞（Gabriel García）所作的《托洛茨基在歷史中的鏡像》（Trotsky in the Mirror of History）。第二屆列昂·托洛茨基國際學術會議的想法就此誕生了，在一定程度上者是個意外。到目前為止，我只收到了祝賀，但我知道還有許多錯誤，許多不協調的動作。我向那些因此而感到困擾的人道歉。希望下次聚會會更好。我希望來客能瞭解古巴。永遠記住，最好的幫助是從所有的不理解和誤解中保護自己。正如西爾維奧·羅德里格斯（Silvio Rodríguez）在一首優美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樣：“朋友是保護你的人”。
2019年6月4日譯自：https://socialistaction.ca/2019/06/04/trotskys-ideas-in-cuba-interview-with-the-organizer-of-the-trotsky-conference-in-havana-may-6-8-2019/
[①]人民社會黨（Pouplar SocialistParty，PSP）：1925年成立的共產黨採用的縮寫詞，歸屬於共產國際。不要與現在的古巴共產黨混淆了，古巴共產黨於1965年由“七·二六運動”、“三一三革命指導委員會”和上述的人民社會黨合併而成。
[②]費爾南多·馬丁內斯·埃雷迪亞（Fernando Martínez Heredia）：古巴知識份子。他於60年代創辦並指導了哈瓦那大學哲學系的《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雜誌。他由此傳播了反對蘇聯模式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在這本雜誌上發佈了米凱勒·洛威（Michael Löwy）和埃内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等人的作品。它直接支援了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在90年代，他創立了安東尼奧·葛蘭西學會（Antonio Gramsci Chair）。從2011年到2017年6月去世，他一直擔任胡安·馬里內洛古巴文化研究所所長。
[③]安東尼奧·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上世紀30年代的古巴革命社會主義領導人。他反對馬查多將軍（General Machado）的獨裁統治並將其推翻，以及參與了1933年9月政府的建立。他擔任過總理，時任總統是改革派拉蒙·格勞·聖·馬丁（RamónGrau San Martín）。他在一場政變中被軍隊首領推翻，轉而從政治反對派回到了武裝路線。1938年5月8日，他與委內瑞拉國際主義戰士卡洛斯·阿蓬特（CarlosAponte）一同在戰鬥中犧牲。
真幹得出來！美竟阻撓古巴獲得抗新冠物資2020/4/15
參考消息網4月15日報導 西媒稱，古巴譴責美國的禁運政策阻礙它為抗擊新冠疫情而購買藥品和呼吸機。
據西班牙《國家報》網站4月14日報導，
古巴外交部13日表示，兩家定期向古巴提供作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關鍵設備的呼吸機的醫療公司，在被一家美國公司收購之後，中止了與古巴的貿易關係。
古巴官方媒體稱，這兩家醫療公司分別是瑞士製造商IMT醫療設備公司和德國奧特羅尼克公司，它們在被美國公司收購之後，即表示無法繼續與古巴開展貿易。
古巴外交部拉美和加勒比司司長說，這兩家公司告知負責醫療物資進口的古巴國營公司說：“非常遺憾，我們現在的公司準則是暫停與古巴醫藥進出口公司的所有業務關係，我們恢復合作的唯一方式是獲得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製辦公室頒發的許可證，而目前我們沒有這個許可證。”
哈瓦那政府指責華盛頓系統性地阻礙古巴獲得必需的藥品和醫療用品，迫使其從更遙遠的市場購買，支付運輸費用並遭受不必要的延誤。
報導還援引古巴官方報紙《格拉瑪報》報導稱，阿里巴巴公司創始人馬雲向歐洲、亞洲、美國和拉美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國家捐贈了大量口罩、檢測工具和呼吸機，但是這些產品無法運送到古巴。哈瓦那說，古巴僱用的負責運送這批貨物的美國運輸公司在“最後一刻拒絕運送”，理由是現行禁運政策禁止為古巴運送產品。
古巴政府表示，去年美國的製裁給古巴衛生系統造成的損失高達1.6億美元，因此古巴要求美國立即解除禁運以方便古巴更好地應對疫情。
（2020-04-15 15:10:00）
發表文章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