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378期通訊，2012年6月16日。
2012年6月16日古巴通訊378期
1969年美國「學生追求民主社會」（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成員組織 “我們必勝”縱隊（Venceremos Brigade）進入古巴協助甘蔗採收等活動，其後，性質與時調整，2010年參與該活動人數有9千人。（圖片取自http://venceremosbrigade.wordpress.com/photo-gallery/，相關報導請見本期通訊）
中新網6月15日電 據外電報道，美國政府14日要求古巴立即釋放被關押的美國承包商阿蘭·格羅斯，稱格羅斯的健康狀況惡化，已不能行走。
美國國務院女發言人紐蘭表示，美國政府還敦促古巴政府將格羅斯的情況告知其家人，讓他們知道格羅斯的健康狀況，以及他是否在古巴得到足夠的醫療照顧。
紐蘭說，格羅斯被捕以來瘦了100磅(約45公斤)以上，他所患的關節炎嚴重惡化，已經不能在牢房中行走。
她說，美國呼籲古巴政府立即釋放格羅斯，允許他與家人團聚。
現年63歲的格羅斯於2009年被捕。古巴方面2011年3月對格羅斯“危害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案完成了審理，判處他服刑15年。古巴司法部門指認格羅斯非法進口衛星通信設備，可能從事間諜活動。
2011年12月23日，古巴政府宣佈將特赦2900名囚犯，但其中並不包括阿蘭•格羅斯。
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上臺後，著手改善美古關係，而古巴政府也做出了回應。但格羅斯案目前仍是美古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美國外交官稱，只要古巴繼續關押格羅斯，美古兩國就難以達成重要協議。
古巴異議人士為美國會作證被捕 美籲立即放人2012/6/13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努蘭(Victoria Nuland)12日表示，對於古巴異議人士裴瑞茲(Jorge Luis Garcia Perez)據傳在為美國參議院作證之後，遭到當局逮捕毆打一事，美方感到關切，並要求立即將他釋放。
努蘭說，美方對於裴瑞茲據傳在這個月9日，遭到古巴當局逮捕及肢體攻擊感到不安，他所遭受的對待是完全違背了對人權的尊重。
裴瑞茲在被捕前2天，曾就古巴情勢以視訊方式，為美國參議院的外交關係小組委員會作證。裴瑞茲的妻子、同時也是古巴異議人士阿吉利拉(Yris Tamara Perez Aguilera)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自從裴瑞茲作證後，他們就成為當局的目標，2人都慘遭毆打，裴瑞茲也被國家安全官員帶走。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Havana)，古巴人權暨全國和解委員會(Cub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的1名消息人士也證實，別名為Antunez的裴瑞茲已遭拘禁並被毆打，當局還在他臉上噴了一些東西導致他昏厥過去。
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說，裴瑞茲在他位於古巴中部省分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布拉希塔斯(Placetas)的家中，遭到兇殘的毆打。
努蘭要求古巴當局立即釋放裴瑞茲，並結束由政府主導、在古巴所進行的報復性騷擾、暴力以及任意拘留的行徑。
47歲的裴瑞茲在1990年至2007年間，曾被古巴當局監禁17年之久。
How the NED spent
$2.4million in Cuba Funds
http://www.cuba-solidarity.org.uk/news.asp?ItemID=2265
12 June 2012（後援會按：美國公然用以顛覆古巴的經費，除NED外，另有其他項目）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was an
initiative of Ronald Regan set up in 1983 to "suppor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rough 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However, the vast
majority of its funding comes from the US government via USAID.
Since the 1980's it has funded
organisations which supported the coups in Haiti
and Venezuela, and
campaigned against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s of Nicaragua and El Salvador.
Allen Weinstein,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aid in 1991, "A lot of what we do today
was done covertly 25 years ago by the CIA".
Nowhere more so is this apparent than in
Cuba, where the NED is one of many organisations which receive US government
money to fund and promote internal dissent in an attempt to bring down the
Cuban government and undermine the Cuban people's attempt to build a socialist
society.
A recent report from the blog Along the
Malecon gives a detailed break down of how NED funding was spent in 2010. The
$2.4 million, detailed in the blog below, is just a fraction of the millions
spent every year by the US
government in an attempt to promote regime change in Cuba...
古巴任命兩位新部長 兩部門領導人易人原因不詳2012-6-14
新華社電，古共中央機關報《格拉瑪報》13日報道，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卡斯特羅當天任命拉莫斯為資訊和通訊部長，任命巴爾德斯為基礎工業部長。
報道說，二人迄今為止一直是所在部門的第一副部長。原資訊和通訊部長托雷多已重返革命武裝部隊部任職，而原基礎工業部長埃爾南德斯將被任命其他職務。報道沒有透露古巴這兩個部門領導人易人的原因，只是說這是卡斯特羅自2008年正式就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以來開始對政府進行重組的一個步驟。
作為一項關於對國家能源安全和戰略產業發展的承諾，古巴政府日前表示，將在未來八年內實現國內可再生能源產量增加12%的目標。
據古巴國內Cubadebate官方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顯示，目前古巴全國消耗的電能來源中僅有3.8%屬於可再生能源，而預計未來八年內，將會使該比例提升至16.5%。為實現這一目標，古巴政府將著力加大對於森林生物質發電及甘蔗能發電新技術的開發，同時加大力度推進對太陽能、風能及水資源等清潔能源的應用。
預計未來制糖工業將會成為推動古巴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主要支柱之一；而另一方面，至2013年通過生物質發電的產量將有可能增加10%左右。
在風能應用方面，預計2013年內在古巴還將建立一個裝機量為50MW的風力發電園區，且截至2020年前，將完成全國八個新風力發電園區的建設，屆時總裝機量將達到280MW。
在水力能源應用方面，目前古巴的水力發電主要來自於一個大型水電站和162個小型電站，其產量僅為64MW。但預計未來八年內，古巴全國的水力發電產量將有望超過100MW。
而在太陽能應用方面，預計2012年12月將開始建立一個峰值功率達1MWp的光伏園區，2013年還將繼續加大建設，實現總的峰值功率達到10MWp。Cubadebate網站透露，事實上古巴全國已經確認的太陽能裝機容量可以超過2000MW，但目前卻僅有一些小型的光伏發電站實現了與國家電力系統的連網並提供相關服務。
除此之外，其他值得發展的可再生能源還包括沼氣、森林生物質以及農用風車帶動的風力發電等。
另據網站統計數字顯示，2011年，古巴全國應用水力和風力資源發電的總量共替代了約合31150噸傳統燃料的發電產量，成功減少了高達100000噸二氧化碳排放量，較1990年碳排放量減少了近20%。
美國大學生為支援古巴革命曾到古砍甘蔗
2006年10月27日：環球時報
“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在古巴，美國“知青”一般會呆上兩個月，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砍甘蔗，業餘時間則參觀革命聖地和進行政治學習。起初，美國“知青”們勞動都很積極，每個人急于表現自己，甚至和別人相互競爭。然而進行了幾天的高強度勞動後，砍甘蔗在美國人眼裏漸漸變成了苦役。當時，“知青”們要每天八個小時揮舞著砍刀與甘蔗搏鬥，同時還要與甘蔗地裏的各種蚊蟲搏鬥。而在美國時，他們中的大多數除了修剪草坪外，從未幹過體力活。一位“知青”在日記中寫道：“現在我覺得每天走出帳篷去勞動是越來越困難了。”
很快，“知青”們開始偷懶，中午休息的時間越來越長，還有人開小差溜回營地，甚至有人謊報病假。很多人盼望著天天下雨，這樣就可以留在營地裏休息。
這一切都被古巴同志看在了眼裏。于是，他們採取了一些有針對性的行動，如開病假更加嚴格了，需要醫生出具的證明才行。同時，每周舉行的會議上，勞動態度成了討論重點。古巴最高領導人卡斯特羅也十分重視縱隊的精神面貌，他在視察縱隊營地時，強調了砍甘蔗的政治意義。卡斯特羅說，砍甘蔗是反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一劑良藥，輕視勞動是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留下的傳統。卡斯特羅告訴美國“知青”們，他自己也怕患上官僚主義的毛病，因此在砍完甘蔗後才舉行其他政治會議。在革命領袖的鼓勵下，美國“知青”們又重新鼓起勇氣，堅決表示要與古巴人民一起，完成年產糖1000萬噸的目標。
古巴人民的以身作則也讓美國“知青”們收獲不少。在古巴勞動期間，他們經常訪問一些古巴普通民眾，了解到古巴人不但要參加砍甘蔗等農活，業余時間還要參加革命宣傳和學習。而當他們問古巴兒童，“等你們長大時，如果工作都已做完了怎麼辦”時，孩子們總是異口同聲地說：“其他國家需要我們！”有人甚至懷疑：“古巴人會感到疲勞嗎？”美國“知青”們還為古巴人低標準的生活而吃驚。幾乎每樣生活必需品都要配給，每人每年只有一兩雙鞋，兩條長褲。衛生紙已經兩個月沒貨了。中午開始停水，碗盞都堆在水池裏要等到晚飯前才能洗，廁所也沒法衝。但古巴人卻那麼樂觀，在困境中為建設國家不懈地努力著。
正是在古巴人樂觀和吃苦耐勞的精神面前，美國“知青”們被徹底感動了。一位美國“知青”在回國後接受採訪時說，古巴精神病人的政治覺悟都比美國的正常人要高。另一位美國“知青”則表示，通過這次鍛煉，以後每看到一勺糖，他就會下意識地想到其中凝結了多少勞動。
盡管“我們必勝”縱隊成員在古巴的勞動成果並不顯著，回國後也未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但他們的活動無疑促進了美古兩國的民間交流，而且參加過這一活動的美國青年在精神上都得到了一次升華，可謂“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直到今天，這一縱隊仍在美國活躍著，每年都組織大批青年前往古巴體驗生活，並為打破美國對古巴的禁運不懈努力著。（劉作奎）
2012年04月28日 （原寫於1998年）
1969年1月2日，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革命廣場上聚集了50萬以上的群眾在傾聽菲德爾·卡斯楚的紀念古巴革命十周年的講話。卡斯楚說去年的糖產量沒有達到計畫的要求，但今年的目標是1000萬噸，比歷史最高水準還要多250萬噸。
為此他號召全黨全國總動員，城市的工人、學生、幹部以及軍隊都要下鄉參加收割甘蔗。這一年被命名為“決定性努力”的一年，日曆也將有所改變，它將是18個月而不是12個月，因此將有兩次而不是一次收成。同時，他宣佈為擴大糖的出口以換取國家所需要的外匯，食糖要實行配給。
他通過擴音器問廣場上的群眾是否同意這種安排，群眾報以震耳欲聾的有節奏的呼喊：“菲-德爾！菲-德爾！”。這種領導人和群眾之間在廣場上的問答是古巴革命後創造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方式，卡斯楚稱為“直接民主”，他說這不但比代議制要民主一千倍，而且它使得群眾可以隨時隨地表達自己的意願，而不是像美國人那樣，4年才能“民主”一次。
在廣場上的人海裏，有一批同樣心潮逐浪高的美國青年。他們克服了重重險阻來到這個和自己的國家只差正式宣戰的西半球革命聖地，和當地人民一起沉浸在歡樂和豪情中古巴領導人宣佈的史無前例的戰鬥任務進一步激起了他們的熱情，他們商討要組織“縱隊”直接參與古巴革命，並立即向古巴領導人遞交了決心書，只是還沒有決定究竟從事何種具體工作。兩個多月後，卡斯楚托人傳話表示贊許，並建議他們直接下到甘蔗地裏，為實現1000萬噸糖產做出貢獻。
同年夏天，一個代表美國國內形形色色的左派的委員會決定用古巴隨處可見的口號“我們必勝”作為這個縱隊的名稱（“Venceremos Brigade”），組織美國左派青年去古巴幫助收割甘蔗，以實際行動支援古巴人民的反美鬥爭。
美國新左派運動史上極為奇特的一頁就此揭開了。
如果讀一讀根據頭兩批參加者的日記、採訪、書信、文章和詩歌而編輯的《我們必勝縱隊——與革命的古巴分擔工作，分享生活的年輕美國人》（1971年出版，以下簡稱《我們必勝》），我們不但可以對那個火紅的年代有一種比較近的感受，而且可以瞭解西方的另一種政治朝聖——不是以官方客人的身份，而是與古巴勞動者同吃同住同勞動並力圖達到同一精神境界。
經歷過上山下鄉運動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比較一下在同樣艱苦的勞動環境下美國知識青年的思想改造過程，不但會找到許多相似之處，而且會發現一個更令人深思的共同點：在激進主義革命中，以現代文明為背景的知識份子的原罪感是普世性的，它可以發在一個和自己沒有任何家族、社會和歷史聯繫的環境中，並不以有無貶抑或者迫害知識份子的傳統為前提；而贖愆也主要是通過在嚴酷的體力勞動中和群體壓力下的自我譴責或者精神自虐來實現。
縱隊的組織工作由全國和地區兩級委員會負責，他們用多種方式從事宣傳和籌款，主要是介紹古巴革命。在招募人員時他們要調查其背景，嚴防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的滲透，被選中的人員還要經過一段訓練期。在發給縱隊成員的手冊上詳細規定了必須準備的個人國際旅行證件，組織者連攜帶何種個人物品都規定得非常詳細，例如何種牌號的電池在古巴可以替換，軍隊的厚褲子最耐穿，以及鑲牛皮的帆布手套是用古巴刀砍甘蔗時的必需，等等。
1969年11月，第一批人員（叫支隊）共216人經墨西哥抵古巴，在那裏砍了六周甘蔗，旅行了兩周後乘坐由載運種牛（當時古巴計畫培育出世界上產奶量最高的奶牛，從加拿大進口了大量良種牛與古巴本地牛交配）的貨輪臨時改裝的客輪經加拿大返美。第二批687人部分乘坐送第一批返回的船由加拿大去古巴，部分經墨西哥達到目的地，其勞動安排與第一批相同。第三批次年8月動身，當時已過了甘蔗的收割期，古巴政府便把他們送到古巴未來社會的樣板青年島去受教育。60年代中期以後卡斯楚說要把這個島建設成世界最大的柑桔產地，到1970年其產量要超過以色列和北美的總和。在島上勞動的主要是青年，實行供給制，基本取消貨幣。這個小島和另一個“聖安德魯斯公社”當時成了社會主義古巴的共產主義飛地和外國來訪者的必到之處，也是縱隊成員心神嚮往的地方。這種勞動為主參觀為輔的方式後來成為每年每個支隊在古巴的活動形式。
在組織縱隊前往古巴的過程中，組織者和普通成員都面臨著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很多人被迫辭職、輟學，或與家庭決裂。有人甚至變賣了家產籌措旅費。聯邦調查局對縱隊的活動派出大量探員跟蹤調查，在縱隊從紐約出發乘坐租來的大客車經新英格蘭地區前往加拿大的一路上，警方不但如影隨形，而且沿路事先通知商家旅店有一幫去古巴替卡斯楚砍甘蔗的怪人將要路過，於是車隊所到之處聽到的儘是冷言冷語和惡意嘲諷，甚至路邊的廁所也被鎖上。
在另一路，縱隊成員在墨西哥城的機場登上古巴客機之前通過海關時，聯邦調查局派員等在那裏擺出秋後算帳的架勢在近距離內給他們一一拍照（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會1971年還曾專門通過並出版過一份關於縱隊活動情況的調查報告）。因此，當縱隊成員看到哈瓦那港和何塞·馬蒂機場如潮的歡迎人群和如森林一般高高舉起的表示革命團結的拳頭時由衷地感到自己找到了家。
一個成員在被採訪中回答到了古巴有何感想時說: “一個人如果要成其為人就必須有家，必須生活在一個反映其心靈的社會中。在離開哈瓦那機場前往營地的路上，當我看到的第一個標語牌不是為可口可樂、凱迪拉克和口紅做廣告而是寫著‘到越南去！’時，我知道自己到家了。”
這種家園感和對美國的強烈的拒絕在下面這個故事中表現得很典型：出了哈瓦那機場，在高速公路上他們看見前方有一個收費站橫在路中央，他們本能的反應是: “什麼？收費站？美國式的？在革命的古巴？不！不！難道他們要一隻手高舉革命的拳頭另一隻手收錢嗎？”
使他們欣慰的是，當汽車駛過時他們看到這個革命前留下的小屋早已被廢棄了。
另一個和美國的一切對著幹的極端事例是當他們在食堂用餐後，就要不要收拾桌子引起了一場爭論。在美國養成的習慣是把自己的杯盤清理掉，但現在有人提出了異議：在美國清理餐桌被認為是低下的工作，因此自己收拾杯盤就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虛偽；而在革命的古巴，一切工作都是平等的。討論的結果是應該用留下狼藉的餐桌來表示與美國和舊生活方式的徹底決裂以及和古巴服務員之間的新型同志關係。
然而，這種激烈的情緒也許正從反面暗示了要擺脫他們成長於其中的那個社會的影響是多麼困難。正如書的編者所指出的：本書所有材料的中心反映的是同一個主題：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鬥爭。對每一個成員來說，古巴之行收穫的大小取決於在多大程度上心悅誠服地改造自己，這是兩種世界觀和兩種生活方式的較量。從縱隊成員踏上古巴客輪的那一刻起，這種鬥爭和較量就開始了。他們被分為20多人一組，每組配數名古巴人（都是普通工人或水手，有的還是黑人）作為領導，每隔幾天開一次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內容的小組會（這種組織形式在勞動和參觀中一直保持下來）。
對於縱隊成員來說，服從領導和接受訓練（集體紀律）是一個特別的挑戰，這不但因為他們是以從小就放縱個性出名的美國人，更因為他們在國內從事的運動就是以否定一切權威為特徵的，當時甚至有一句話叫做“不要相信任何30歲以上的人。”帶著這樣的背景，現在怎麼會輕易接受一個新的權威並否定自己呢？何況發號施令的人來自第三世界，在種族和社會地位上向來沒有任何優越感（當然和前一點不同，這後一方面主要是心理問題而非認識問題，因為他們在國內的運動就已經以種族平等為目標了）。
很多人的體會是：要克服這種對新權威的反感，必須完成對革命的從道義上的擁護到政治上的認同的轉變，必須真正承認第三世界的人民是比自己遠為純正的革命家，不論他們是古巴人，越南人或是朝鮮人，也不論他們的文化水準和文明程度如何。讀到這些文字，不禁令人想到我們中國人對此有著更為形象的表達，叫做徹底放下架子，真正拜工農為師，虛心接受他們的再教育。
另一個嚴峻的挑戰毫無疑問是艱苦的勞動。起初縱隊成員對勞動的反應——用古巴人批評他們的話來說——也是典型“美國式”的，即個人競爭的方式，急於表現自己。古巴人教育他們要學會集體勞動，不但自己要幹好而且要幫助別人，這是社會主義競賽和資本主義競爭的區別。
然而當開始幾天帶著歡樂和豪情撲向甘蔗地的熱情消退以後，勞動對每個人都漸漸變成了苦役。每天八小時在熱帶的烈日下戴著草帽和帆布手套，穿著厚衣服，揮舞著沉重的古巴刀與長得密密層層，又高又壯的甘蔗搏鬥。甘蔗地裏又熱又潮又悶，是各種蚊蟲理想的滋生地。多數縱隊成員出生于中產階級家庭，除了修草坪從未幹過如此沉重的體力活。漸漸地，他們夜晚的夢中也滿是甘蔗，中午休息的時間越拖越長，很多人希望下雨，甚至有人謊報病假或偷偷溜回帳篷。一個成員在日記中這樣說：“現在我覺得每天走出帳篷去勞動是越來越困難了。共產主義難道僅僅是一種意志的行為嗎？”
古巴人對這種活思想當然看在眼裏。他們宣佈病假要有醫生證明，此外週六的小組學習會重點討論勞動態度，每個人都要彙報自己的真實思想。卡斯楚來到縱隊營地，他把砍甘蔗的勞動賦予了革命意義，說甘蔗是反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一劑良藥。沒人天生喜歡砍甘蔗，每天砍十小時的古巴人也不是超人，他們需要意志力去完成勞動任務。他自己經常故意把會議和公務安排在砍甘蔗之後，使自己找不到理由逃避勞動。1000萬噸糖（這個指標本來從未完成，官方宣佈差150萬噸）是一場反帝鬥爭，它將向世界顯示根據社會主義覺悟來勞動將會創造甚麼樣的奇跡。他還指出輕視勞動是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留下的傳統。
在這樣的教育下，加上古巴帶隊者的以身作則，多數美國人的思想認識真的起了變化，有人這樣說：通過這一次的鍛煉，今天每看到一勺糖，他就會下意識地想到其中凝結了多少勞動。正像一個古巴人說的：“革命前我們流血，革命後我們流汗。”
實際上，這裏已經涉及到了一個改造知識份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問題: 勞動崇拜。沉重的體力勞動不但具有實用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改造人的功能。在勞動過程中知識份子從肉體的痛苦中無比深刻地認識到自己體力的無能和靈魂的自私，不但在道義上懷疑和反省自己過去賴以生活的手段，而且在人格上承認自己低於體力勞動者，從而在精神上對革命徹底繳械。
在中國的文革語言中，這就叫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如果說，在縱隊成員的眼裏古巴有什麼東西最集中地體現出兩種社會的區別從而使得他們可以時時處處用來作為改造自己的參照的話，那就是古巴人。在勞動中，他們承認和古巴人相比，自己似乎什麼都沒幹，有人甚至懷疑：“古巴人會感到疲勞嗎？”在訪問古巴家庭的時候，他們為古巴人低標準的生活而吃驚。幾乎每樣生活必需品都要配給，每人每年只有一到兩雙鞋，兩條長褲。衛生紙已經兩個月沒貨了。中午開始停水，碗盞都堆在水池裏要等到晚飯前才能洗，廁所也沒法沖。每家都有一疊定量卡，但商店裏要麼空空蕩蕩要麼就是排起長隊。
“這些都不重要，”一個成員說，“重要的是他們正在從事的事業。”
在他們訪問的一個家庭中有三個子女，老大剛砍了一個月的甘蔗回來，每週六還要下鄉種土豆；老二負責一個圖書館，每晚加上一個週五去咖啡地；老三在客人到來的時候匆匆離開餐桌去主持一個紀念列寧的儀式。他們都快活而興奮。
另一個被採訪的古巴青年說10年前他只有13歲的時候就參加政府組織的運動下鄉教農民識字，告訴他們什麼是革命，怎樣實現農業改革法，等等。無論什麼時候，當他們問古巴兒童等他們長大時如果工作都已做完他們怎麼辦時，孩子們總是異口同聲地說: 其他國家需要我們！這個回答使他們想起了他們最崇拜的格瓦拉。
1977年美國《民族》雜誌的一位元記者跟隨那年的縱隊在古巴參觀一所有名的精神病院並觀看病人表演的歌舞節目時聽到一個縱隊成員對其他人說: 古巴精神病人的政治覺悟都比美國的正常人要高。沒有人表示異議。
卡斯楚在視察營地時曾經對縱隊成員們說: 人類至今為止還生活在史前時代，只有掃除一切罪惡和不正義，才會進入真正的人類歷史。縱隊成員的說法更為誇張: “古巴是一個歷史從那裏開始的地方。對於來自史前時代最黑暗之處的訪問者，古巴就像磁極一般引導著我們。”
然而，類似的過頭話自20年代起在西方前往蘇俄的朝聖者中就有人說過。問題是說過這些話以後，他們仍然要回到那個黑暗的、他們深惡痛絕但又十分習慣的社會中去。和他們的朝聖者前輩不同，縱隊去古巴的目的不是“看”而是“幹”，並在幹中改造自己，為回美國以後的鬥爭做好準備。那麼，六周的勞動和兩周的參觀真能讓他們煉成金身，回美國以後刀槍不入嗎？
從《我們必勝》一書中看並非如此。有兩種表面上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比較激憤，說只要聽聽邁阿密的廣播就會覺得再要回美國是多麼困難；另一則是比較悲觀，說相信多數人回去後將會回到原來的生活方式。其實它們是從兩個極端表達了一種共同的憂慮或者說預感：美國社會對於他們所嚮往的那種革命具有可怕的消解力。問題還並不在於能否發動群眾，而在於他們自己能否入污泥而不染，或者在長期的孤獨和歧視下仍矢志不移。
實際上，《我們必勝》的編者們（也是縱隊的組織者）在序言中已經從反面不自覺地表達了這種心情。他們說這本書“對我們必須在哪里培養自覺的革命覺悟和意識作了強有力的表達”，縱隊為運動的參加者提供了一個“標準的”革命環境讓他們把鬥爭熱情帶到日常生活中。書中不但總結出美國的價值觀是發展命潛力的最大障礙，而且一再出現這樣的感歎：只有在這裏，只有在古巴人的領導和監督下，革命的心理和習慣才能培養起來。換句話說，在古巴嚴格甚至嚴酷的環境下培養起來的革命覺悟反而成了溫室裏的花朵。
毫不奇怪的是：當縱隊成員結束古巴之行回到美國後，他們並沒能把在古巴吸取的熱和光在周圍輻射出來。如果說這是他們的過錯的話，那麼他們唯一可以被責備的是選擇生活在美國。這是一塊可以讓像他們這樣的革命種子生存下去，但卻無望開花結果的土地。
而且，在縱隊成員之間，能把他們再度召喚在一起的也並不是在美國的共同鬥爭，而是報名參加新的支隊重回古巴，去暫時撫平由於社會的冷漠而帶來的心理創傷。此外，和當年一樣的是，縱隊也成了能把形形色色的左派聯合在一起的唯一組織，古巴之行使得他們暫時忘卻了彼此之間關於如何革命的無休止的爭論。年復一年，縱隊成員數量逐步縮小，老面孔越來越多，在美國如汪洋大海一般的民間組織中聲音越來越微弱，以至於很多曾經對它印象深刻的人今天甚至不知道它是否還存在。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它仍然存在。在英特網上打出“Venceremos Brigade”之後，這個名稱便會跳出來，它在加州的奧克蘭。在電腦螢幕上，它夾在三藩市灣區和伯克利的一大堆左翼右翼以及無所謂左右但同樣激烈地反現存秩序和心理習慣的千奇百怪的組織之中。但它的宗旨簡略到幾乎只有一句話：努力迫使美國政府解除對古巴的禁運和組織美國人去古巴旅遊——而不再是砍甘蔗。
(寫於1998年)
2012年6月6日至8日，古巴糖業出口公司（CUBAZUCAR）成立50周年大會暨古巴糖業大會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開。國際糖業組織（ISO）、全球各大原糖生產商、貿易商與會，探討世界糖業和古巴糖業的前景。
古巴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原糖出口國。上世紀50至90年代，古巴的原糖出口量占世界出口市場的25%-35%，占古巴出口收入的80%。歷史上，古巴原糖產量曾達8百萬噸。自上世紀90年代的蘇東劇變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之後，古巴的蔗糖產量一落千丈，95家糖廠關閉， 120萬公頃甘蔗地改為其他用途。
為改善古巴蔗糖生產，提高效率，2011年10月，古巴政府將原糖工業部改組為古巴糖業集團（AZCUBA），實現了政企分開。古巴糖業集團擁有13家子公司，56家糖廠。古糖集團實施了一系列新政策，如：提高甘蔗收購價，刺激蔗農生產積極性；向蔗農提供商業貸款；古糖集團實現資金自給自足；糖廠周邊的社區服務轉移至專業服務機構；將蔗農及甘蔗種植企業因缺乏資金和生產資料而多年累積的債務進行重組等。
目前古巴蔗糖工業現狀是：剩餘56家糖廠中的46家生產運營；蔗糖產量連續兩年持續增加，在剛剛結束的榨季中，蔗糖產量提高了16%；蔗糖質量提高；甘蔗種植率逐漸提高；生產成本減少，蔗糖衍生品增加；利用甘蔗廢渣發電，糖廠實現了電力的自我供應，並能向全國供電；但設備仍利用不足，生產收益率偏低。
古糖集團表示，今後將更新農田區塊、提高農業產量、增加甘蔗產量；增加投入，提高灌溉覆蓋率，從現有的9%提至27%；繼續更新農業設備和交通設備，更新甘蔗種植技術，種植質高多汁的甘蔗；完善甘蔗收購體系；完善並提高對蔗農的技術服務；增加蔗糖產量，年均提高15%-20%；繼續提高蔗糖質量；加強投入，吸引外國投資和本國資金；增加蔗糖衍生品的產量，生產動物飼料和酒精。古巴蔗糖工業將前景光明。
（中央社哈瓦那13日法新電）生涯從未轉戰職業賽、被譽為是當代最優秀拳擊手的古巴名將史蒂文生（Teofilo Stevenson），11日心臟病發過世，享年60歲。
史蒂文生縱橫世界業餘拳壇14年，是首位在奧運同一級賽事3度摘走金牌的拳擊鬥士。
出賽相當於目前91公斤以上級的史蒂文生，在1972年慕尼克奧運摘下個人首枚金牌，之後又在1976年蒙特婁奧運以及1980年莫斯科奧運連續摘金。
但在古巴加入蘇聯抵制1984年洛杉磯奧運後，讓他無緣4度摘金。
史蒂文生1986年退休，生涯出賽321場，拿下破紀錄302勝，隨後加入古巴拳擊協會擔任教練和官員，在他監督下，以他為師的薩文（Felix Savon）為古巴連摘3枚奧運金牌（1992年、1996年和2000年）。（譯者：中央社王黛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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