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228期通訊，2010年2月6日。
這群學生正好反映了古巴的種族機構：西班牙裔的白人佔多數，其餘的為非洲裔和混血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multimedia/2010/02/100203_gal_cuba2.shtml
(取自2010年 2月 3日, BBC「古巴影集：浪漫哈瓦那」)
（澳門日報沈實「西窗小語」古巴與社會主義最後三篇，共17篇）
（後援會按：古巴參與海地救災的報導請見前兩期通訊）
聰明的讀者可能會說，這篇文章的主旨不過就是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新瓶舊酒罷了。但作者決定把本文指涉的情境定為「公民社會」，而非「民主社會」，並非標新立異，而是情非得已。讓我先說個故事。
海地與古巴的故事
1月12日，西大西洋島國海地發生芮氏規模7.3地震，首都太子港整個陷入瓦礫堆中，預估這次地震將造成20萬人死亡。如果不是這次地震，很多人可能根本不認識這個國家。維基百科中說：海地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海地在177個國家中名列第153；2004年，人均GDP為380美元，排名世界第 150。
然而，海地是拉丁美洲最早獨立的國家。早在1804年，海地人便經由獨立戰爭，成立了共和國。但海地獨立後，卻未能建立穩定的民主政治，政局不斷動蕩，獨裁者不斷被推翻。海地的軍事獨裁始終控制海地人民的生活；1957～1986年杜華利父子執政期間，甚至有3萬名無辜平民慘遭殺害。
立國兩百多年的民主共和國海地，何以悲慘至此？問題恐怕在人民的無知。至今，海地的國民義務教育只到小學；全國近9千所中小學校，私立竟超過85％。於是，海地的學齡兒童僅64％有機會進入小學；在城市，成人文盲率為57％，農村更高達85％（註1）。
同樣是加勒比海的島國，海地的對岸鄰國古巴卻有著不同的故事。
1902年美國承認古巴獨立，但卻實施軍事佔領，並扶植獨裁政權。直到1959年，卡斯楚領導武裝革命成功，才建立了古巴共和國，至今50年。
革命成功後的古巴，把辦理教育當成國家頭等大事。在2003年卡斯楚驕傲的向全世界宣告：「在所有國家中，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富國還是窮國，古巴在教育領域已名列第一。」這些世界第一是：小學入學率100％、小學的平均班級人數20人、教師在人口中的比例為42分之1、三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為78.2分（日本為77.4，荷蘭為59.6，美國為54.6、愛爾蘭為53.7、葡萄牙為45.5，註2）……。
古巴致力於教育，教育經費占政府支出比例很高。2001年，教育支出占全國支出的15.1％，同一時期，古巴的教育經費甚至比軍事開支多1倍！更難可貴的是，古巴教育從小學到大學一概免費，充分實現了「人人都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的社會主義理想。今天古巴的教育規模和品質已領先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可以和發達國家媲美。對一個國內生產總值不到發達國家10分之1的國家來說，這的確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古巴的教育真的是令人滿意的理想教育嗎？請看下面的事實：
(後援會按：下文不再轉錄，請見http://twpublic.blogspot.com/2010/02/blog-post_05.html)
新華網哈瓦那２月４日電（記者劉彤）一尊高達１８米的布娃娃日前在古巴東部城市卡馬奎中心廣場上豎立起來，許多人為此前來觀看。其製作者宣稱，這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布娃娃，打破此前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這一碩大的布娃娃的造型為一個黑人女孩，其內部由一個金屬構架支撐，外部飾以古巴農村常見的“巴統”長裙，布料則是用大量廢布頭連綴起來，呈藍、紅、白三種顏色，象徵著古巴的國旗。製作者給布娃娃起了一個親切的名字——“萊昂諾爾”。
談到創作該布娃娃的初衷，製作者告訴記者，他們期望“給世界上所有的窮孩子一個驚喜”。此外，他們還希望把這份“兒童心目中理想的禮物”獻給在地震中喪失了一切的海地兒童。
據介紹，布娃娃“萊昂諾爾”是由１３個人花費９個月時間製作而成，期間得到了卡馬奎市政府的支援。卡馬奎市是一座被聯合國命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城市。
在“萊昂諾爾”誕生之前，阿根廷人曾經製作了一尊高達１３米的布娃娃，名叫“佩波娜”。
仍在海地救人的美國醫生警吿，如果停止運送衆多需要緊急手術或在術後要深切治療的病人，將會有許多災民因此而死亡。美國在海地的運輸指揮部發言人很為難地說：“有些州不肯收海地病人來跟進深切治療，沒有目的地可去，我們把人載到哪裡？”
《紐約時報》率先披露，運送脊椎受傷、燒傷及其他傷患病人的行動已停止。
這也難怪地方政府，佛州州長說，知道聯邦政府準備每天把三十至五十個重病人送到佛州，而醫療時間又是“無限期”的，他覺得佛州負荷不來。他承諾在能力範圍內繼續盡力，呼籲其他州一起支援。
美國這次主動肩負起救災指揮工作，除了出於人道主義，也有為國家負面形象“洗底”的意思。對其他國家而言，旣然有人“鐵肩擔道義”，也就樂得讓美國做大哥，把主要責任都推到它身上。但今天的美國對如此大規模災難的善後醫療，大概已難於負荷，倘有大量重傷者因此而死亡，美國在先前的救災努力，可謂前功盡廢。
有關美國救災的負面新聞不止一則：美國屬土波多黎各派往救災的醫生拍下自己同病人動手術的照片——拿着鋸子給病人截肢，舉鋸拍照，放到Facebook上“晒冷”，侵犯病人私隱兼看來缺少同情心，引起衆憤。
一場救災行動，暴露救災原來經常牽涉到政治問題，古巴醫生＋美國運輸及物資的“救人夢幻組合”無法出現，災民因而更多傷亡。這大概是地震災難之外，海地人的另一個宿命了。（古巴＆社會主義·十七·完）
本文本來已經完結，但剛好有一則令人不開心的消息發生，而亞洲地區報章電視對海地新聞已“吿一段落”，不再花篇幅作後續性報道，因此在本欄給讀者補充下集：美國軍方說，由於運送到美國救治的海地地震災民的醫療費用應由誰支付的問題，佛羅里達州政府與聯邦政府有爭拗，聯邦政府不“認頭”，他們便拒收病人；拒絕繼續收海地傷者的，還有幾個其他州。由一月廿七日起，把重傷者空運到美國治療的行動被迫暫停。
佛州由共和黨人控制，與民主黨聯邦政府“計較”，也是天公地道的事。不過，在金融海嘯後，各個州政府也喊窮，聯邦政府第一時間派兵救災，州政府在能力範圍內盡量配合，但把重傷者源源輸入沿海州，而病人大多為嚴重受傷需要深切治療者，那筆龐大的醫藥費由誰來負擔？美國是全世界醫療費最昂貴的國家，錢由誰付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據說聯邦政府示意應由州來負擔，州政府馬上喊停（聯邦政府接單，州政府找數，中央有慷地方之慨之嫌）。這不是應了早前“新美洲基金會”的預言了嗎？
“新美洲基金會”曾苦心呼籲美國政府同古巴合作救人，由美軍出運載工具，把重傷者運到最近海地的古巴，再由古巴分送各醫院醫治，甚至考慮開放關塔那摩海軍基地內的醫院給古巴醫生來救人，就是明白到美國醫療的高不可攀。而且這亦是最有效及快捷的救人辦法，大概亦最省錢。
停止把重傷者送美救治，暴露了美國醫療系統的“死穴”。
（古巴＆社會主義·十六）
究竟古巴承擔訓練非洲醫生的艱苦工作，背後持的是甚麼理念？
西恩庫戈斯醫學院一位講師高美士說：“我們作了一個榜樣：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做事，儘管我們沒有許多資源。”
古巴醫生和醫學院敎授，談的是他們的國際使命——全球化醫療保健。有記者問：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內，你們有甚麼方法阻止在你們國家畢業的新醫生不會學他們在國內讀醫科的同業那樣，前往西方尋求收入豐厚的事業？
南非來的窮學生莫羅薩爾對記者說：“我用生命和你打賭，一旦回國開始執業，不會有在古巴受訓的醫生會去國。”
另一個大問題是：古巴的外來畢業生在古巴受訓的理念，回到自己國家服務的，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醫療系統，如何把所學的社區觀念醫療，融入國內的系統？
莫羅薩爾決心把古巴的醫德帶回南非：“我會給每個病人他所需要的醫療，而不會首先了解他們有沒有治病的錢。”
但古巴的醫學院敎師的看法，就沒有莫羅薩爾那麼單純了。他們承認有些畢業生回國融入本國的醫療體系，過程有時頗困難。首先是旣得利益醫生的排斥，他們不大接受在古巴讀醫的醫生，更不會接受他們看病不拿錢的哲學。但古巴醫學院老師說，“這是一場人性之戰，而人性和健康，總是會贏過金錢的。”
回到全球化的議題，世事最諷刺者莫過美國這個國家有很多錢，花在飛機大砲和打仗上數以百億計，人民聞病痛——尤其重病惶惶不可終日，因為可能沒有錢看醫生或做手術也。
世事貧與富的分野，很令人迷惑，至於資本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好，從人人得享免費醫療角度來看，你能說美國人比古巴人幸福嗎？（古巴＆社會主義·十五）
世事貧與富的分野，很令人迷惑，至於資本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好，從人人得享免費醫療角度來看，你能說美國人比古巴人幸福嗎？（古巴＆社會主義·十五）
新華網北京2月1日電（馮彥強）來華訪問的古巴旅遊部長馬努埃爾·馬雷羅·克魯斯1日在北京表示，2010年上海世博會是古巴非常重要的國際活動，古巴將在上海設立古巴歷史上第一個世博會展館。
克魯斯還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去古巴首都哈瓦那旅遊，他說那裏有獨特的文化，便於遊客了解古巴的歷史和傳統；除此以外，還可以去比那爾德里奧省的農民家裏親身體驗煙葉種植，或者參觀聖克拉拉市的切格瓦拉紀念中心。
“遙遠的地理不應該成為古中交流的障礙，熱情的古巴人民歡迎中國的客人，”克魯斯說。據他介紹，去年共有200多萬外國人到古巴旅遊，旅遊業收入佔古巴GDP的42%。2009年中國赴古巴旅遊人數為12352人，而1994年這一數字僅為670人。克魯斯說：“逐年增加的中國遊客對我們非常重要。為了照顧中國人的口味，古巴幾乎所有的四星級以上酒店都有中餐廳。”
另外，克魯斯披露說，在古巴，中國製造的吉利轎車和旅遊巴士承擔著主要的旅遊運輸。“我們希望推動更多的中國企業投資古巴旅遊業，比如興建旅遊酒店等。”
克魯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出席中古合資的上海新天哈瓦那大酒店（Gran Melia Shanghai）2月3日舉行的投入使用儀式。
克魯斯還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去古巴首都哈瓦那旅遊，他說那裏有獨特的文化，便於遊客了解古巴的歷史和傳統；除此以外，還可以去比那爾德里奧省的農民家裏親身體驗煙葉種植，或者參觀聖克拉拉市的切格瓦拉紀念中心。
“遙遠的地理不應該成為古中交流的障礙，熱情的古巴人民歡迎中國的客人，”克魯斯說。據他介紹，去年共有200多萬外國人到古巴旅遊，旅遊業收入佔古巴GDP的42%。2009年中國赴古巴旅遊人數為12352人，而1994年這一數字僅為670人。克魯斯說：“逐年增加的中國遊客對我們非常重要。為了照顧中國人的口味，古巴幾乎所有的四星級以上酒店都有中餐廳。”
另外，克魯斯披露說，在古巴，中國製造的吉利轎車和旅遊巴士承擔著主要的旅遊運輸。“我們希望推動更多的中國企業投資古巴旅遊業，比如興建旅遊酒店等。”
克魯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出席中古合資的上海新天哈瓦那大酒店（Gran Melia Shanghai）2月3日舉行的投入使用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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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化肥、農藥、拖拉機，古巴農民靠創意與合作種植作物，獲得驚人的成就。圖為古巴農民歐培道(Humberto)在他的咖啡園裏，用一個塑膠瓶改裝成捕蟲器。瓶內放了咖啡的抽取物和酒精，吸引昆蟲讓牠們醉倒。【攝影／美玲】 |
在城市，打造綠洲──古巴農業改革
‧人籟論辨月刊 2010/01/18
【撰文／芳子、美玲】
不是因為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不是因為卡斯楚，當年遠道跑到古巴，吸引我們的是這個、農民，還扯上古巴。
加勒比島國的農業。正確的說，應該是那裡的生態農業和城市農莊。朋友總愛訕笑我們小資情結。五穀不分，一天到晚跟電腦打交道的城市人，怎麼個迷上了農耕，談什麼個農業、農村
沒有化肥、農藥、拖拉機，古巴農民靠創意與合作種植作物，獲得驚人的成就。圖為古巴農民歐培道(Humberto)在他的咖啡園裏，用一個塑膠瓶改裝成捕蟲器。瓶內放了咖啡的抽取物和酒精，吸引昆蟲讓牠們醉倒。【攝影／美玲】
富足與公義的課題
總愛跟朋友從頭說起。這段歷史由59年開始，當年來自地主家庭的卡斯楚在革了美國霸權、革了弗漢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傀儡政府的命後，就馬上革那一陌又一陌本來高度集中在大莊園主手上的土地的命。革命前，古巴73％的可耕地由不到10％的地主擁有。新政府一上台連番推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國有化，終止那長期在土地上人與人的掠奪關係；直到九○年代初，75％的可耕地是國家所有。
革命前，人口約七百萬的古巴，有一半以上的人住在城市裡，是中南美洲相對富裕的工業國家。富裕，但貧富懸殊。新政府宣稱農業是國家的基石，要發展農耕，好好供養古巴人民。六○年代中期，政府開始向國民特別是一些邊緣社群提供食品津貼。農耕，不純粹是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切‧格瓦拉在1965年2月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召開的亞非團結組織(Afro-Asian Solidarity Organisation)第二屆經濟會議上代表古巴政府發言，說古巴的農業發展是要：「改變農業結構、回應新科技開拓的可能性、以及消除對人的剝削」，「農業生産力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達到一個難以置信的水準，失卻方向，造成過度生産、糧食和工業原材料過剩的危機；可是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卻在挨餓，儘管那裡的土地和人力，足以生産滿足好幾個地球的需要。」古巴的農業除了要讓古巴人得到溫飽以外，還希望回應資本經濟運作的失衡，要改變不斷惡化的貧富不均，要建立一個除了富足(plenty)，還有公義(justice)的新社會。
當富足加上了公義，農業就有一個不一樣的面向。土地擁有權再分配、食品津貼，處理了部分人與人之間的公義問題；而調整農業結構、改善農耕科技知識，則有助促進農業生產能力。但新政府沒有好好處理另一種公義，六○年代到八○年代，古巴農業還是沿著常規農業或者是現代化農業的路前行，繼續肆意剝削環境和生態：地裡主要是單一化的外銷甘蔗、煙草和咖啡等作物；農耕高度機械化，大量使用農藥化肥，使用量是拉美甚至是美洲的兩倍。糧食則差不多完全進口：當時古巴人消耗的90％麥類、100％穀類、43％米、97％家畜飼料、甚至種子，全靠別人的土地供養。「全國660萬畝可耕地中，70％缺乏有機物，11％的土壤被侵蝕，14％發生鹽化現象，還有24％，因為過去使用大型拖拉機，而使得土壤呈現硬化。」靠現代農業所經營的富足背後，是日漸貧瘠的土地和幾乎完全喪失糧食的獨立自主性。支撐輝煌的所謂進步和發展背後，是對貿易國的極度依賴：革命以前是美國，革命以後則是前蘇聯集團。九○年代以前的古巴農業，可以說是既不富足，也不公義。
意外走出康莊大道
古巴開始回應公義，走上富足之路，是在前蘇聯集團瓦解，進入漫長的「和平時代的特殊時期」之後。很弔詭，很多時候，只有當我們回到零點，當我們一無所有，當我們心懷謙卑的時刻，我們才能夠真正明白。前蘇聯集團一夜間消失，古巴喪失了所有依託。往後發生的事，關心農耕的人，都能夠娓娓道來。沒有了貿易夥伴，甘蔗沒有市場；賺不了外匯，買不了石油、大米、麵包，就連簡單的零件都一下子從缺。沒有化肥、農藥、種子、汽油，地裡長不出莊稼，肚子很餓。二十來歲的阿蒂安娜(Adriana)在八○年代初出生，記不起那些日子怎樣度過，但父親那時用橡膠熬湯的故事她聽得很多。要存活，古巴別無選擇，開始用心看土地，真正回應環境和生態的呼喊。
沒有汽油啓動拖拉機，就請牛馬代勞；沒有化肥，就用有機廢料做堆肥，由蚯蚓把牛糞變「黃金」；沒有農藥，就種植天然的抗蟲花草，生産生物菌，改善土壤，增強作物的抵抗力。從1991年開始，古巴政府在全國設立了近三百個實驗室，因應各地獨特的情況，生産自然除蟲劑和分解有機物的生物菌；採用輪耕控制雜草；間種和栽種多種顔色的作物，擾亂蟲鳥的認知規律。從大規模機械密集使用化學農藥肥料的單一經濟作物耕種模式，古巴迫於現實需要，進入小農合作社、人畜勞動密集、多元化種植、使用生物有機農藥肥料、綜合改善土壤品質的生態農耕。這些年下來，農田裡的物種豐富了，而最重要的，是人和人、人和土地的距離和關係都變得越來越親密。
古巴被迫跟自然和解，逆世界剝奪性現代農業發展而行，發覺面前是一條康莊大道。在短短兩三年間，就成功打破很多對生態農業的錯誤觀念：拖拉機停工、化學農藥肥料大量減少後，一些合作農場的産量居然可以達到原來的90％。幾種主要農産品的産量在1998年竟比十年前翻了一倍以上。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0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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