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789期通訊，2024年5月31日。
2024年5月31日古巴通訊789期
內容
古巴多地民眾集會要求美國解除封鎖2024-05-02 1封鎖古巴長達62年！美國經濟霸凌的危害加劇 糧食與能源危機蔓延 2024/5/9 2
野貓入侵古巴！ 珍稀鱷魚寶寶慘遭毒手2024/05/12 7
古巴和委內瑞拉如何從美國封鎖中突圍(蘇子軒/台大醫院住院醫師譯)2024/5/13 8
美將古巴移出「反恐行動不合作國家」名單(本來無一物 美國惹塵埃)2024/5/16 13
中古航線正式復航 中國大陸公民可免簽入境古巴2024-05-19聯合報 13
卡米萊里總主教獲任命為聖座駐古巴大使2024//5/20 14
【自由副刊．哈瓦那歸記】 黃崇凱／古巴優步2024/05/20 14
古巴多地民眾集會要求美國解除封鎖2024-05-02
封鎖古巴長達62年！美國經濟霸凌的危害加劇 糧食與能源危機蔓延 2024/5/9
Rodrigo Acuña 蘇子軒(台大醫院住院醫師)譯
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民眾上街抗議。（美聯社）
【譯按】古巴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醫學、文教等領域取得的成就於國際舞台上有目共睹。然而最近，古巴正經歷蘇聯解體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本文指出，古巴政府本身固然有政策改革上的錯誤，造成危機最大的罪魁禍首，仍然是對古巴實施經濟封鎖長達62年、企圖透過制裁來推翻古巴革命的美國。原文標題為"Harms of US Blockade Against Cuba Compound as Food and Energy Crises Spread"，於2024年4月20日刊載於美國獨立媒體《Truthout》上，經授權翻譯刊登（Copyright, Truthout.org.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古巴正經歷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幾週前，哈瓦那（Havana）政府正式向世界糧食計劃署請求七歲以下孩童的奶粉。3月中旬，CBS新聞播報：「一小群抗爭者走上聖地牙哥（Santiago）的東部城市，批評長達八小時的停電、以及全國的糧食短缺。」3月下旬，715,000桶原油緊急從俄羅斯抵達馬坦薩斯（Matanzas）港口——這是一年內首度運往古巴的石油——而中國最近同意運送70公噸的米，這是總計400公噸的六批米中的第一批。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在紐約，人民論壇（The People’s Forum，一個當地NGO）為了以示團結，發起名為「讓古巴生存：為我們的鄰居提供麵包」的活動，目標是「以合法的人道援助，向古巴運送800公噸的麵粉」。
住在哈瓦那的一名35歲會計師比亞特（Zuldaimis Biart）告訴《Truthout》，當前的危機「直接影響到低收入人群、工人、帶小孩的母親、以及老人」。以她個人來說，她的薪水「無法滿足食物、醫藥、個人衛生、衣服、以及基本鞋類等最低需求」。
比亞特指出，不是每個人都能使用三年前推出的、被稱為「MLC」（自由兌換貨幣）的數位兌換貨幣，因為並非每個人都能收到海外親戚的匯款。比亞特認為教育和公共醫療照護系統的狀況正在惡化，是因為「所有國家機構都苦於大規模移民以及資源匱乏的問題」。
來自哈瓦那的一名34歲建築工人艾瓦雷茲（Asiel Álvarez）告訴《Truthout》，他也因為古巴貨幣體系最近的變革而面臨壓力，指出「他的薪資不足以購買任何產品」。根據艾瓦雷茲，電力短缺的問題現在不斷發生。
廣告公司萬博宣偉（Weber Shandwick）的行銷策略專員斯普林（Micho Spring），在《波士頓環球報》評論了她近期的古巴旅行，指出哈瓦那隨處可見許多垃圾，而公共運輸的營運大幅減少。她寫道：「在哈瓦那郊外，我震驚於人們的瘦弱」。
三年前，當古巴各地城市爆發了國家持續停電以及整體經濟狀況下滑的抗爭，總統米格爾・狄亞士-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迅即走上抗爭所發源的哈瓦那街頭。古巴國家電視台拍攝的一些與當地居民的激烈對話中，狄亞士-卡內爾代表了政府對危機的觀點。他跟一名顯然很痛苦的年長市民說：「親愛的，我們不得不切斷電源，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燃料！」在一個總統鮮少於危機中露臉的區域，更別提還跟抗爭者見面，狄亞士的舉措展現了政治勇氣。然而直至今日，危機仍在持續。
由於美國嚴厲的經濟制裁以及華府扣押了委內瑞拉的石油公司CITGO，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正處於數十年來的最低點。高度仰賴委內瑞拉石油進口的古巴，數年來一直受此事態發展衝擊，因而陷入能源危機。雪上加霜的是，古巴還沒從新冠疫情中復原，疫情迫使其關閉旅遊產業（該國經濟中最大的行業），因為古巴基於防疫而與外界隔離。
政府為試圖穩定經濟，於2021年1月結束了施行超過25年的雙貨幣流通制度，恢復使用古巴披索（CUP），當時古巴披索兌換1美元的匯率為24。讓事情變得更複雜的是，古巴可兌換披索（CUC）廢止後，政府推出了名為MLC的新數位貨幣。政府的舉措在古巴老百姓眼中被證明是普遍不受歡迎的，因為光是到2021年底，通貨膨脹率就上揚了七成。2024年2月初，經濟部長吉爾（Alejandro Gil）被解雇。根據古巴政府的一份聲明，目前這位部長正在接受調查，理由是「我們黨和政府的領導未曾允許、也永遠不允許腐敗、模倣、和麻木不仁的孳生」。
然而，古巴經濟困境最大的罪魁禍首是美國政府，它對古巴實施了長達62年的嚴厲經濟封鎖。1960年4月，負責美洲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馬洛里（Lester D. Mallory）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到，多數古巴人民支持年輕的革命領袖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他發動的七二六起義在1959年1月推翻了華府所支持的殘酷獨裁者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根據馬洛里的分析，他寫道：
「應該立刻採取任何可能的手段來削弱古巴的經濟生活。如果這樣的政策被採用，它應該是一項積極決定的結果，此決定將引起一連串盡可能靈巧且不引人注目的行動，以在拒絕向古巴提供資金和物資方面取得最大進展，進而減少貨幣和實際工資，帶來飢餓、絕望、以及政權的推翻。」
冷戰期間，古巴透過與社會主義集團國家貿易，成功減輕了美國經濟封鎖的全面衝擊。蘇聯在1960年到1985年間以優惠價格購買了古巴的糖、鎳礦、蘭姆酒、以及菸草，根據一位專家表示：「蘇聯對糖的補貼總額超過了220億美元。」1992年，蘇聯解體使古巴經濟墜入被稱為「特殊時期」的重大危機的一年後，美國電影製作人艾波（Jon Alpert）請斐代爾・卡斯楚針對經濟發表評論。卡斯楚的回答很簡單：「我們的問題是封鎖和社會主義集團的終結。」他說：「我們有85%的貿易是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
到了1996年，隨著《古巴民主法》和《赫爾姆斯-伯頓法》的推行，纏繞古巴的經濟絞索變得更緊了。這些由國會通過並由柯林頓總統實施的法案，確立了任何與古巴交易的非美國企業，都可能招致法律制裁。西班牙政治人物岡薩雷斯（Fernando González Laxe）在歐洲理事會議員大會一份評論《赫爾姆斯-伯頓法》的報告中指出：「該法案的治外法權，體現在第三國的公司可以在美國法院被起訴，而它們的主管和家人可以被禁止進入美國。」對岡薩雷斯而言，「加拿大、歐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公司和公民將是最需要被擔心的。」
當歐巴馬總統在2016年訪問古巴並鬆綁封鎖時，一名評論家指出：「史上持續最久的制裁制度還沒完全解除，但這項進展很重大，其好處對古巴工人來說是立竿見影。」然而，給古巴人民喘息的時間卻很短暫。
數本關於古巴的著作的作者、以及留尼旺（La Réunion）大學的講師拉姆拉尼（Salim Lamrani）告訴《Truthout》，在川普執政下，「華府重返了對抗的政策，四年來實施了243項新的制裁，每週超過一項制裁，矛頭指向古巴經濟的重要部門，例如醫療服務的出口、旅遊、以及匯款。」這些制裁當中，拉姆拉尼指出：「有50項制裁在新冠疫情間實施，剝奪了古巴的重要設備如呼吸器，並嚴重影響了保健系統。」
更糟的是，川普政府在2021年將古巴重新列入美國指控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中。諾丁漢（Nottingham）大學榮譽教授卡普西亞（Antoni Kapcia）告訴《Truthout》，雖然此舉「沒有得到歐盟、加拿大、或英國的支持」，但它「影響了歐洲在古巴的業務，因為歐洲銀行和保險公司拒絕處理古巴實體的付款、也拒絕為在古巴停留提供保險。」卡普西亞表示，把古巴列入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使其比起2017年以前，在購買或支付進口品（特別是石油、醫藥、和食品）方面要難上加難，這很大程度地加劇了經濟局勢的惡化。」
《我們是古巴！革命群眾如何在後蘇聯世界生存》（We Are Cuba! How a Revolutionary People Have Survived in a Post-Soviet World）的作者亞菲（Helen Yaffe），在被問到為何拜登政府沒有恢復歐巴馬先前的古巴政策時，她告訴《Truthout》，雖然在2021年7月11日的抗議後，「拜登起初沒有就國家對古巴的政策做出重大改變」，但是「拜登被明確告知，革命國家脆弱且瀕臨崩潰，他不需要做太多就能成為終於見證古巴社會主義崩潰的美國總統。」不過，根據亞菲的說法，古巴正瀕臨崩潰的想法並不準確，因而拜登政府自身加倍努力增設了幾項制裁。
現在，隨著超過40萬名古巴人在2022年至2023年下旬間離開該島，且美國正值選舉年，亞菲指出拜登已採取一些措施來「減少古巴到美國的移民」。然而，他並沒有移除「驅動移民的原因——即主要由美國封鎖造成的短缺和困境。」根據聯合國，截至2018年，美國對古巴60年的金融和貿易禁運已使古巴經濟損失1300億美元。
接受《Truthout》訪問的古巴公民的絕望和憤怒，是顯而易見的。
「我看不到人們的未來。」來自哈瓦那的建築工人艾瓦雷茲說道。「就我個人而言，我看不到未來。」
一名61歲的前學校老師桑切斯（Yolanda Sánchez），她偏好使用化名接受《Truthout》採訪，因為她需要古巴政府更新她的執照以在哈瓦那舊城經營一家小型旅宿和早餐店。
桑切斯坦言：「在歐巴馬擔任總統期間，古巴經濟曾蓬勃發展，私營部門有更多創業機會，人們也能獲得更多基本必需品。」在桑切斯看來，新冠疫情是場災難，而政府不久後做出貨幣改革的時機點亦是。
她表示「整個系統都崩潰了」，而一切的價格都在增加：「食物、醫藥、住房、環境衛生。」從桑切斯的觀點，通膨沒有停止，而「國家自身卻提高了基本必需品的價格。」
李維拉（Carlos Rivera）是一名40歲的醫護人員，她在哈瓦那的一家公立醫院工作，也要求使用化名。對李維拉來說：
「今天，危機還沒結束，我們不知道這一切將在哪裡結束。我們看到醫院被打壓，儘管醫療服務是國家外匯的重要來源，甚至也沒能至少改善在部門裡工作的人們的工作條件。另一方面，石油危機正嚴重打擊我們。交通運輸的問題非常嚴重。」
李維拉表示，哈瓦那的人們可花上三小時等待大眾運輸——他們希望這些時間可以拿來做其他事。
古巴媒體《La Tizza》的一名古巴記者羅西克（Iramís Rosique Cárdenas）在接受《Truthout》採訪時指出：「目前，受控管的基本物品籃（一種補貼的食物包）的供應也有嚴重問題，例如四月作為主食的米糧還沒抵達。」在他看來，「我們世界的未來是不確定的」，因為「我們未來的任何機會，取決於古巴能否完全融入世界市場（無論是好是壞），而我們所遭遇的經濟戰爭阻止了這件事。」
對阿姆斯壯（Fulton Armstrong）來說——他是華盛頓特區美利堅大學拉丁美洲專題的高級研究員、也是向中情局（CIA）匯報的國家情報委員會（NIC）的前成員——儘管存在其他因素像是新冠疫情、委內瑞拉的經濟危機、以及古巴政府自身的經濟錯誤和缺乏改革，古巴當前困境的首要因素仍是美國的經濟封鎖。阿姆斯壯在近期接受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德國之聲》（DW）訪問時指出，雖然一些反對古巴政府的抗議活動是人民不滿的自發性表達，但其他抗議則是利用社群媒體和機器人帳號精心策劃、並得到外部因素的支持。阿姆斯壯表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正是熱衷於看到古巴政府被推翻的角色之一——數年來已花費6億美元於「促進民主」（即試圖推翻古巴現存的政治制度）。
冷戰期間，美國發起了類似的反對古巴革命的活動。在1961年入侵豬玀灣失敗後，華府無視流亡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古巴極右翼團體成員公然犯下的恐怖主義行為，直至1997年古巴飯店爆炸案（針對古巴的最後一次恐怖主義行為）。1971年，中情局和一個反卡斯楚團體被指控將非洲豬瘟病毒引進古巴，造成50萬頭豬被強制宰殺以防止全面的動物疫情。
2017年，古巴政府宣稱「為了捍衛其獨立、主權、以及尊嚴」，針對古巴的恐怖主義行為導致了「合計3,478人死亡和2,099人殘疾。」
根據古巴情報機構創始人以及前古巴國家安全部部長艾斯卡蘭特（Fabián Escalante Font），從1960年代初到2000年，古巴當局也登記了637起針對斐代爾・卡斯楚的暗殺陰謀。
這場針對古巴的暴力行動當中，殘酷的經濟制裁仍是美國對古巴政策的核心。如今，在美國首次實施封鎖的62年後，美國數十年來嘗試煽動的一些更廣泛的社會崩潰似乎成了可能。
對那些熟悉於古巴革命的成就、以及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多數人普遍經歷的糟糕經濟狀況的人們來說，古巴社會的崩潰將是巨大的遺憾。對古巴老百姓來說，這將是場災難。
《新聞周刊》（Newsweek）在2022年指出古巴人的平均壽命仍比美國公民多出三年，後者出生時的預期壽命為76.1年。2016年，當斐代爾・卡斯楚以90歲高齡去世，另一篇新聞指出古巴在醫學領域的成就，包括成為第一個消滅母子垂直感染HIV病毒、降低嬰兒死亡率、以及開發肺癌疫苗的國家。
古巴教育家雷利斯（Leonela Relys Díaz）在2000年發展了「是的，我可以」（Yo, sí puedo）的掃盲計畫。截至2014年，該計畫已幫助28個不同國家（包括澳洲的原住民群體）的600萬人學習如何閱讀和書寫。
跨國企業和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古巴裔美國人極右翼遊說團體，都渴望重奪他們對古巴的支配地位。如果古巴革命崩潰了，人們將很難看到這些成就存續。
＊作者為台大醫院住院醫師
野貓入侵古巴！ 珍稀鱷魚寶寶慘遭毒手2024/05/12
古巴鱷被認定是「極度瀕危物種」，目前全球現存約僅剩3000隻，圖為古巴鱷寶寶。（路透資料照）
〔編譯陳成良／綜合報導〕據《生活科學》（LiveScience）網站5月10日報導，近年來，野貓對野生動物的危害日益受到關注，最新研究指出，古巴的野貓可能威脅到極度瀕危的古巴鱷（Crocodylus rhombifer）的生存。
據報導，古巴鱷是一種僅棲息於古巴薩帕塔沼澤（Zapata Swamp）和拉尼爾沼澤（Lanier Swamp）的珍稀物種。牠們擁有獨特的骨骼構造，例如眼睛後方的骨脊，以及異常好奇且具侵略性的性格，甚至能夠從水中高高躍起。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比較基因組學研究所名譽主任阿馬托（George Amato）是一位古巴鱷專家，他指出，古巴鱷代表著「非常古老的進化譜系」，在當地生態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自1990年代以來，阿馬托就一直致力於古巴鱷的研究工作。
古巴鱷被認定是「極度瀕危物種」，目前，野生古巴鱷的數量估計僅剩3000隻左右，因此人類正積極採取措施增加其數量。薩帕塔沼澤鱷魚繁殖場（Zapata Swamp Crocodile Breeding Farm）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巴鱷繁殖機構，每年都會將約500隻人工繁殖的古巴鱷放歸沼澤，希望牠們能夠茁壯成長並繁衍後代。
然而，根據4月19日發表於《爬蟲學筆記》（Herpetology Notes）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薩帕塔沼澤鱷魚繁殖場在2022年10月至11月期間遭受了一系列掠食性攻擊，造成145隻4個月大的幼鱷死亡。文章作者、生物學家佩雷斯-弗萊塔斯（Etiam Pérez-Fleitas）和索薩-羅德里格斯（Gustavo Sosa-Rodriguez）提供的證據表明，野貓是這些攻擊事件的罪魁禍首。
研究人員發現，鱷魚圍欄附近留下了可疑的痕跡和貓毛。此外，攝影機陷阱也捕捉到至少1隻貓進入鱷魚圍欄的畫面。有一次，繁殖場工作人員目睹幾隻貓在附近啃食某種東西，走近一看才發現是「鱷魚碎片」。更重要的是，在7隻野貓被捕獲並移出該地區1個月後，攻擊事件就停止了。
佩雷斯-弗萊塔斯表示：「我們沒有發現其他掠食者出現在這些圍欄中的證據。」
阿馬托和佩雷斯-弗萊塔斯都認為，野貓並不會對古巴鱷的生存構成致命威脅，因為這些攻擊事件發生在人工環境下。畢竟，幼鱷在野外並不會像在繁殖場那樣被大量圈養在封閉的區域內。
然而，這項研究結果凸顯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外來入侵物種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不容小覷。野貓被列為「全球百大入侵外來物種」中的第38名，估計每年在美國造成數十億隻鳥類和哺乳動物死亡，並且與全球許多物種的滅絕有關。為了減輕野貓對原生生態系統造成的損害，一些組織和政府採取了誘捕、射殺和毒殺等措施，但這些方法也引發了不少爭議。
鑑於野貓的潛在威脅，佩雷斯-弗萊塔斯表示，他和他的同事正在「監測古巴鱷棲息地，以評估野貓的數量」。如果野貓的數量不多，那麼絕育雄貓可能足以保護鱷魚。然而，佩雷斯-弗萊塔斯補充說：「在野貓數量眾多的地區，我們建議採取撲殺的方式來減少牠們的數量，然後再進行絕育。」
古巴薩帕塔沼澤鱷魚繁殖場（Zapata Swamp Crocodile Breeding Farm），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巴鱷繁殖機構。（路透資料照）
古巴和委內瑞拉如何從美國封鎖中突圍(蘇子軒/台大醫院住院醫師譯)2024/5/13
【譯按】古巴被美國封鎖長達62年，報導指出古巴正面臨蘇聯解體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委內瑞拉自歐巴馬於2015年簽署的行政命令開始，也邁入被美國制裁的第十個年頭。今年四月，美國甚至宣布對委內瑞拉重啟石油制裁。
美國無疑是企圖透過經濟封鎖，推翻古巴和委內瑞拉兩個社會主義政權，讓跨國資本得以長驅直入。面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圍困，古巴和委內瑞拉該怎麼辦？本文為委內瑞拉媒體《Venezuelanalysis》對古巴知識分子盧戈（Llanisca Lugo）的訪談。盧戈是一名心理學家和大眾教育學家、馬丁．路德．金紀念中心（Martin Luther King Center）的國際團結協調員、同時還是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議員。
盧戈先是簡單梳理了美國從門羅主義以降掌控古巴乃至整個拉丁美洲的企圖，進而指出經濟封鎖何以成為當前帝國主義的首選武器：可以把被制裁國家產生的問題，轉嫁給該國政府身上，促進政權更迭。盧戈坦言，封鎖造成的危機無疑阻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然而，她仍真摯地為革命事業如何在帝國主義的封鎖下突圍，提出可能的解方。
原文標題”Countering the Impact of the US Blockade: A Conversation with Llanisca Lugo“，於2024年5月3日刊登在《Venezuelanalysis》。
古巴已經承受美國的非法封鎖長達六十年，而委內瑞拉也在制裁底下過了近十年[1]。封鎖兩國的既定目標，是促進「政權更迭」。儘管這項政策還沒實現其目標，它已帶來許多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的挑戰。在這次訪談中，哈瓦那馬丁．路德．金紀念中心（Martin Luther King Center）的國際團結協調員盧戈（Llanisca Lugo），探究了帝國主義封鎖的後果，以及抵抗這類單邊強制措施（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帶來的政治與意識型態影響的可行策略。
妳最近在卡拉卡斯（Caracas）的一次演說中，深入探討了門羅主義（1823年）及其與帝國主義制裁的歷史聯繫。妳可以進一步詳述嗎？
深入探討針對古巴、委內瑞拉、以及整個區域的帝國主義政策的歷史背景是重要的。這些政策可以追溯到門羅主義，其明確主張了美國支配美洲大陸的意圖。門羅主義蘊含的是美國以最小努力最大化利潤的驅動力。
隨時間推移，美國對這個地區施加控制的企圖已發生轉變跟調整。我們的解放事業與帝國主義力量之間的權力平衡的改變，決定了政策的變化，但其目標仍維持相同。
讓我們以古巴為例。當你回顧我們的歷史[2]，你會發現帝國主義的手段隨時間改變。起初，美國試圖從西班牙手中買下古巴。隨後，儘管古巴距離勝利僅一步之遙，美國還是策略性地干預了我們的獨立戰爭（1895－1898年）。美國的干預使古巴實際走上了再殖民的道路。雖然名義是共和國，整座島嶼事實上與美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動態綑綁在一起。
接著，古巴革命（1959年）勝利的不久後，當古巴人民成為他們自身歷史的締造者，美國則開始奉行集體懲罰的政策。
這條公式很簡單：當人民起義反抗美國的支配和資本利益時，帝國主義就用盡一切手段來懲戒那個社會。在古巴革命之前，哈瓦那的飯店、渡輪以及企業迎合了邁阿密的資產階級的需求。事實上，整座島嶼是為了美國資本利益在運作。革命登台不久後，封鎖就定位要懲戒人民。封鎖從過去到現在是經濟和金融性質的，但它也造成了政治上的孤立。
當一個國家——無論是古巴、委內瑞拉、或任何其他國家——試圖在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宰的世界裡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遲早會受到帝國主義的「制裁」。我需要澄清，當我談到帝國主義，我傾向於聚焦在美國上，但帝國主義是由經濟、政治與文化力量的網絡構成的——這片網絡由美國為首的資本金融邏輯所驅動。
單邊強制措施為何成了帝國主義軍火庫中的首選武器？
封鎖並沒有出現在帝國主義講述的故事當中。為什麼？想法是要把一個被封鎖國家所產生的問題的責任，轉嫁給該國的「壞」政府。這很重要，因為封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的效率，國家機構因而將被視為不適切和無能於治理，並成為需要為當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負責的唯一對象。
當然，封鎖永遠不會單獨出現。在古巴，公然的暴力被採用來對抗革命，但當前封鎖是帝國主義使用的主要機制。封鎖作為一種策略，是為美國帶來優勢的一種文化和意識型態機制。
妳曾經主張，在某些情況下，封鎖可能引起革命事業和人民之間的分化。妳可以加以說明嗎？
我們的情況很複雜，因為古巴和委內瑞拉都著手進行了以人民為主角的社會主義事業。在這兩個進程中，儘管方式不同，但人民的權力一直是核心。古巴和委內瑞拉都肯認人民是變革的主體，因為人們理解社會主義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實現。
然而，人們在面臨長期的短缺後，社會疲勞、失序、以及冷漠就開始出現。這導致了作為主體的人民和革命事業之間的斷裂。當這發生時，變革所需要的革命力量和事業本身之間的張力就開始顯現。
因為作為革命力量的國家需要確保人們的糧食、生產必需品、以及幫助弱勢群體，這些將削弱戰略性的事業。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情況需要持續被監控。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不讓眼前的問題使我們偏離戰略目標。這意味著，在解決短缺和其他經濟問題時，我們也必須關注革命——這始終是在進行的工作——並且處理我們民主進程中的缺陷。簡言之，我們必須在解決當前目標的同時，追求革命事業的戰略目標。平衡兩者對避免革命事業和人民之間形成代溝是極其關鍵的。
封鎖限制了金融市場的管道、阻礙了我們跟銀行的關係、也延遲了重要貨物的運輸，例如牛奶、甚至是醫院運作所必要的燃料。在處理這樣複雜的狀況時，要延續一個打造革命的政治論述是困難的，但這麼做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最為知悉的古巴案例中，人們為了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這是憲法中我們革命的意識型態來源——討論該「怎麼辦」，付出莫大努力。我們的論辯也借鑑了荷西．馬蒂（José Martí）和婓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的思想。然而，封鎖持續地阻礙進展，同時造成了經濟和文化上的壓力。
封鎖我們國家的既定目標是「政權更迭」。古巴已經承受制裁制度超過六十年，而委內瑞拉也經歷九年的封鎖。即便如此，我們的政府仍屹立不搖。那麼為什麼美國帝國主義仍持續推行此政策？
封鎖跟美國國內政治緊密交織，特別是在選舉期間。它超越了政黨界線，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擁抱這項策略。然而應當指出，川普的政策可能是最嚴厲的，因為這些政策阻礙了我們獲得醫療進口產品的能力，並對我們的經濟造成嚴重打擊。
儘管封鎖沒有成功推翻我們政府，它仍有效地創造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疲乏和冷漠。此外，封鎖使得年輕世代更為斷裂——這個世代沒有親身經歷過革命，那是最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發生而解放的史詩感和氛圍感最為強烈的時候。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革命永遠不會是完成品而且可能被逆轉。革命並不總是線性的，它不是永久在上升，而且可能被取消。我們也了解到，革命中的低迷可能比躍進要更加痛苦、激烈和迅速，而躍進往往是緩慢的，因為革命之變革需要力量和耐心。
封鎖的懲罰效應已經導致一些年輕人抱有資本主義提供他們更好前景的想法，從而吞噬了他們的反叛性。後果是，一些古巴年輕人渴望進入由資本邏輯定義的勞動市場。
當你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值得、認為排除某些人以便其他人躍升是正常的、認為私人企業運作得更好、認為集體方案使你筋疲力竭時，資本的邏輯就贏了。
因此，我們必須加入當下仍在進行的，關於哪個社會模式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的辯論。我們必須證明，共產主義社會會是更好的。
為什麼從我的觀點看來，這是如此重要？因為封鎖使我們的歷史和敵人無法被看見。它創造了一種敘事，其中革命承擔了所有災禍的責難，而成功和解決方案似乎來自其它地方。
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我們的革命歷史的年輕人們沒有反思空間、如果他們沒有他們的組織、如果他們沒有地方依循自己的心來重新點燃革命精神的氛圍……那麼，我們就可能失去我們集體鬥爭的初衷。
最後，我們不能假定我們的事業已經完成、不能假定其在面對帝國主義時是堅固、同質且具抵抗性的。我們處在一個永久的鬥爭當中，並且需要永久的辯論並行。
妳談到需要培養青年的革命主體性。除了妳所鼓勵的至關重要的持續辯論之外，妳還建議採取哪些其它行動？
我常常想到的是，我們不應該空想一個充滿完美的良善、知識、以及預言性的光輝的地方。我們夢想中的理想事業並不存在。沒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也沒有人手中握有完美的路線圖。因此，我們必須從組織起來的人民身上找尋前進的道路，但即使是人民也不是無所不知的。
我們會犯錯，張力和矛盾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但這就是前進的方向。什麼樣的未來在前方？我們需要做更多組織工作並且做得更好。曾經有一段時間，古巴革命因為廣大的草根組織而取得巨大的躍進。這應該是我們的典範。我們需要讓這些組織恢復活動、培育它們、並幫助它們進步。
但這還不夠。我們必須找尋其它方法來促進從反叛中誕生的共同主體性。我們應該鼓勵組織一場大會的一群學生、或是聚集起來解決當地問題的一群貧民窟孩子。這些空間應該被允許自發地蓬勃發展，即使它們沒有依循指定的確切路徑。
組織方法有很多；有些是明確政治性的，有些則不是。然而，我們必須避免蔑視後者。一群年輕人組織起來踢足球可能不是明顯政治性的，但他們的努力具有集體的面向，在本質上悖反了資本的邏輯。
我們必須激勵年輕人的反叛性和熱情，我們必須鼓勵為我們的革命進程注入活力的空間。這麼做的同時，我們必須訴諸我們的歷史，讓所有人都融入到革命事業當中……但每一個世代都必須開闢屬於自己的道路！
我們必須互相辯論和傾聽，如此一來出現的多樣性也會趨於一致。無論是政黨、青年組織、或是公社都無關緊要；任何使我們作為共同主體的組織事業都是具解放性的。
妳最近造訪了委內瑞拉。妳對玻利瓦革命有任何特別看法嗎？
每個革命進程都有其美麗之處。我們其中一項待處理的任務，便是向委內瑞拉人民傳達他們的革命進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有多重要。事實上玻利瓦革命對古巴有巨大的影響。當我們聽到查維茲（Hugo Chávez）的演說，我們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連結到我們的事業，因為他談論的不只是國家的解放，更是整個洲的解放。
我們也受到委內瑞拉公社的啟發。它們可能並不完美，但很明白的是：當人們組織起來、集體地處理日常事務、並且生產他們需要的產品時，一個平等的社群就出現了。這是超越資本主義的根本一步。
在馬丁．路德．金紀念中心，我們正在研究委內瑞拉公社，也正在努力跟公社成員交換經驗。我們想要多了解他們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過程、了解他們跟國家的互動、以及他們如何施加壓力、組織流程和報帳。
我們在古巴有美好的經驗，但委內瑞拉的公社也可以教會我們許多。如同我最近訪問卡拉卡斯時說的，我們應該捲起袖子走進公社，以便互相了解跟學習。沒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我們無法獨自實現解放。我們必須從矢志戰勝資本主義、將我們人民從帝國主義的枷鎖解放出來的每一個運動中激發靈感。
[1] 【譯註】關於美國對委內瑞拉實行近十年的制裁歷史，可以參考《Venezuelanalysis》出版的著作《一場沒有炸彈的戰爭：制裁對委內瑞拉的社會、政治、經濟影響》（A War Without Bombs: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Sanctions Against Venezuela）。其中經刪節和編輯過的中譯版本可參考這裡。
[2] 【譯註】關於古巴謀求解放又與美國帝國主義糾纏不清的歷史，可以參考黑體文化近期出版、美國歷史學者費瑞（Ada Ferrer）的著作《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與美國交織的史詩》，以及政大新聞系馮建三教授為其寫的推薦序。
美將古巴移出「反恐行動不合作國家」名單(本來無一物 美國惹塵埃)2024/5/16
美國國務院表示，「從2022年到2023年，支持認定古巴為不完全配合反恐努力國家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因此，美國國務院2023年沒有根據《武器出口管製法》第40A條將古巴認定為「反恐行動不合作國家」。
美國國務院稱，古巴拒絕在引渡哥倫比亞遊擊隊組織「民族解放軍」成員的問題上與哥倫比亞合作，導致古巴於2022年被認定為「反恐行動不合作國家」。
哥倫比亞方面後來撤銷對上述「民族解放軍」成員的逮捕令。
美國國務院15日稱，美國和古巴在2023年恢復了執法領域的合作，其中就包括在反恐方面的合作。
對於美方的舉動，古巴外交部長般奴·洛迪古斯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讚賞，稱美國「剛剛承認了眾所周知的事情：古巴全力配合反恐行動」。（編譯/蘇佳維）
中古航線正式復航 中國大陸公民可免簽入境古巴2024-05-19聯合報
記者謝守真／即時報導
古巴總理馬雷羅與中國駐古巴大使馬輝5月17日在哈瓦那一同歡迎中國國際航空復航首班機到達。圖／取自中國大陸駐古巴大使館官方網站
古巴旅遊部長加西亞於當地時間5月4日宣布，持有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可免證入境古巴，且中國與古巴將恢復直航班機。近日，首班「中國-古巴」直航客機，順利於當地時間5月17日傍晚飛抵古巴哈瓦那何塞馬蒂國際機場（José Martí International Airport）。加西亞同日宣布，即日起持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可免簽入境古巴。
據新華社，當地時間5月17日，一架由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營運的波音787-9編號「CA865」客機於下午18時29分在哈瓦那降落，同時，這象徵著標「北京-馬德里-哈瓦那」直飛航班成功復航。而當地機場為迎接搭載近120名中國大陸乘客的航班舉行水門歡迎儀式歡迎航班抵達，並在飛機空橋走道進行剪綵，慶祝中古兩國復航。
當日，古巴總理馬雷羅（Manuel Marrero Cruz）也到場迎接抵達的中國旅客。馬雷羅在機場儀式上稱，在中古兩國不懈努力下，雙方直航復航終於夢想成真，這也是兩黨、兩國政府和人民關係不斷加強的結果。同時，加西亞也在儀式上宣布，即日起持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可免簽入境古巴。
此外，中國駐古巴大使馬輝在儀式上表示，中古恢復直航將是深化旅遊合作、助力古巴經濟復甦的實際舉措，共建中古命運共同體邁出了堅實一步。期待兩國政府部門和企業繼續通力合作，使「說走就走的旅行」成為現實，續寫兩國人民相知相伴、兩國文化交流互鑒、兩黨兩國特殊友好關係不斷得到新發展的精彩篇章。
而搭乘中古復航首班機的浙江籍旅客王艷稱，之前從中國前往古巴需要轉機且轉機時間較長，這趟直航航班無需旅遊簽證和過境簽證，更加方便中國遊客前往該地。
另，據「中國國際航空」微信公眾號消息，中國國航表示，這條中國與古巴之間的唯一航線，中途經停馬德里，航程約1.7萬公里，全程約24小時，每周執行2班。同時，此航班為繼4月底復航「北京-馬德里-聖保羅」航線後，中國國航正式復航的又一條跨三大洲長途航線。
卡米萊里總主教獲任命為聖座駐古巴大使2024//5/20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5月20日任命卡米萊里（Antoine Camilleri）總主教為聖座駐古巴大使。獲任命前，他是聖座駐埃塞俄比亞和吉布提的大使，以及駐索馬里的聖座代表。
卡米萊里於1965年8月20日在馬耳他斯利馬出生，1991年晉鐸，擁有法律和教會法學位，1999年1月9日加入聖座外交部門服務。在這些年中，他曾在聖座駐巴布亞新幾内亞、烏干達和古巴的代表處及聖座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門工作。2013年2月22日，本篤十六世教宗任命他為聖座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門副秘書長。
教宗方濟各於2019年9月3日提升卡米萊里蒙席為總主教，同時任命他為聖座大使。他於同年10月4日晉牧，並於31日獲任命為聖座駐埃塞俄比亞和吉布提的大使、駐非洲聯盟特別代表和駐索馬里的聖座代表。卡米萊里總主教懂七種語言：意大利語、英語、西班牙語、法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和俄語。
【自由副刊．哈瓦那歸記】 黃崇凱／古巴優步2024/05/20
出發前，朋友囑咐我們預先下載「La Nave」手機應用程式，據說是「古巴Uber」。第一次使用La Nave，起因是我的保險業務員說，理賠得要有我的英文版就醫單據和診斷書。
原訂當天請朋友開車載我們前往醫院，但他們到了約定時間仍未現身，我們也不好意思勞煩，順勢打開叫車程式。西班牙文介面需要反覆複製、剪貼到翻譯軟體，才能確定叫車成功。接單司機隨即打了手機來確認，我聽得霧煞煞，回以簡單英語，對方就說聲OK。程式上顯示等待時間、預估車資、車子型號及顏色、司機名字和評價星等，除了不能刷卡付費，就跟Uber差不多。
叫「基本款」車輛，表示沒冷氣，車況通常較老舊。我們搭上從許多書裡讀過的蘇聯車款Lada鈷藍色四門小車。前座掛著小電扇，司機說這輛車從1988年開到現在，仍然不賴。車體內裝簡單到讓人覺得，這輛車昨天才在他家倉庫拼裝而成，引擎運轉的油煙味一路相隨。
到醫院，經過一輪詢問，問到某個能說英語的護理師表示，院裡負責診斷證明的翻譯，每週只來一個下午，建議隔天再來。我再度用La Nave叫了「舒適款」車輛。來的是哈瓦那市區常見的MG 6黃色計程車，有冷氣，堪比豐田的Altis。我們去了國營飯店的咖啡廳鬼混一下午。
後來陸續搭過幾次Lada、雪佛蘭、龐蒂克老爺車，我們總會提早數好加上一成小費的車資，謝過司機，下車。在這座語言不通，手機網路時有時無的城市，La Nave是唯一能撫平外出焦慮的事物。它定位準確，計費有依據，能估算路徑和乘車時間，程式介面秀出來的數字，讓我得以暫時擺脫種種不確定感。
藝術家尤內爾約了在我們民宿碰面。他說要帶我們去見一位老師。尤內爾領我們往外走，去到幾個街區外的公車站。我們上了公車，一站站過去，車內愈來愈擠。尤內爾突然在某一站示意我們下車。脫離混濁窒悶的公車，我們在傍晚街上走著。我本以為這是趟輕鬆的傍晚漫步，走到後來，只想趕快走到目的地。我們走到渾身是汗，走到我忍不住拿手機用翻譯軟體問尤內爾，還有多遠？他反覆說，快到了。我們繼續走。
終於到了他老師的公寓樓下。大門緊閉。我們這才發現，他並沒跟他老師事先約好。尤內爾跑到街中央，臉朝上，大聲喊著他老師的名字。沒有回應。
5/31 左翼國際主義在21世紀意味著什麽？
從2016年總統競選中萌芽的新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是「美國優先」的左翼。不是因爲它是民族主義、仇外心理或孤立主義，而是因爲它主要關注國內政治問題：全民醫療保險、取消學生債務以及警察種族主義和暴力等。10月7日一夜之間改變了這一點。自去年秋天以來，美國左翼的壓倒性焦點一直是抗議美國政府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凶殘報復中，扮演了深度同謀的角色。當今美國政壇最大的新聞之一，是席捲大學校園的抗議和鎮壓浪潮，這似乎將影響今年秋天總統大選的結果。
巴勒斯坦團結運動提出了一系列新左派尚未解决的更大問題。今天國際主義的意義是什麽？社會主義國際應該做什麽？在國際政治日益多極化的時代，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應該是什麽樣子？一個多極世界會更加和平和進步，還是只是大國地緣政治的最新版本？《雅各賓》雜志特約編輯Chris Maisano最近采訪了美國左翼國際主義的三位主要實踐者——Phyllis Bennis、Bill Fletcher Jr和Van Gosse——談論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經歷，以及他們對二十一世紀成爲國際主義者意味著什麽的看法。
發表文章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