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583期通訊，2015年12月26日。
2015年12月26日古巴通訊583期
《經濟學人》週刊長文介紹古巴棒球，香港「端傳媒」系列專文談古巴，
後援會籌備小組補充說明後，作為本期通訊。
慢古巴：釣釣魚，順便談談民主2015/12/24
古巴，二十世紀革命留給二十一世紀的一根骨刺，依舊在全球化時代的喉嚨裏隱隱作痛，但現在，這根加勒比海的魚骨，似乎就要被吐出來。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24-international-Cubaoneyearanniversary1/
2015-12-24特約撰稿人 張曉舟 發自哈瓦那
市民在馬雷孔海濱大道沿岸釣魚。攝 : Joe Raedle/GETTY
編者按：2014年聖誕節前夕，年邁的勞爾·卡斯特羅通過電視宣布古巴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一年過去，有古巴人第一次收到蓋着美國郵戳的信；有人開始在網絡上訂閲美國公司提供的視頻節目；很快，將有飛機直接越過加勒比海，將美國遊客送到這個僅僅150公里外的陌生鄰居家……變化，在曾經的「敵對國家」間蔓延。今天起，我們將連續幾日帶你踏上這片「革命熱土」，看古美關係破冰一年後的古巴日常。
古巴，二十世紀革命留給二十一世紀的一根骨刺，依舊在全球化時代的喉嚨裏隱隱作痛，但現在，這根加勒比海的魚骨，似乎就要被吐出來。
古美建交，教宗來訪，連續兩樁大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甚至令今年哈瓦那的旅遊旺季提前了幾天到來。儘管教宗方濟各作為史上最「激進」的教宗，一直毫不留情地批判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和天主教，似乎依然構成了西方文明的一對夢幻組合，在收復曾經被共產主義佔去的失地。美國對古巴的貿易封鎖儘管不得人心——哪怕是在歐美國家政府當中也鮮有贊同者——卻也未隨古美建交而全面解除，但事情無疑在朝着良好的方向發展。
美國堅持不懈的對古政策，無非是想迫使卡斯特羅政權，要麼推行民主和資本主義市場制度，要麼坐以待斃等着被推翻。希拉莉更是聲稱：「接觸不是送給卡斯特羅兄弟的禮物，而是威脅；美國駐哈瓦那大使館的存在不是妥協，而是燈塔。」然而，民主革命並沒有發生，「顏色革命」漸漸演變成了「和平演變」。
古巴藝術家卡洛斯製作陶藝，喜歡朋克音樂，説話時還會引用老子。他覺得古巴文化有着自己的美感和特性，他説：「古巴歷來所有的進步一直都很緩慢，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這樣，我很難感覺到什麼劇烈變化。」 視頻監製：梅二/端傳媒
很多人都會想像，隨着美國駐古巴大使館重新開張，哈瓦那著名的馬雷孔海濱大道，會成為風雲激盪的政治舞台中心。沒錯，我在哈瓦那那些日子，每次經過美國大使館，總會遇見扛着攝像機的電視媒體。自從古美建交，絡繹不絕的外媒都紛紛前來，把鏡頭對準星條旗。尤其是教宗來訪那幾日，那一帶遊蕩的記者人數簡直不亞於遊客。
但是這一次，外國媒體和所謂時事觀察家不會再像17年前那麼幼稚了。
1998年教宗保羅二世訪問古巴，很多西方媒體竟然開始給卡斯特羅政權數倒計時。他們天真地以為卡斯特羅會被教宗取代，古巴將像東歐一樣一夜巨變，只要守在哈瓦那就有可能見證一場顏色革命。
1998年的國際舞台，最有趣的就是古美二重奏，這邊廂保羅二世接受古巴人的膜拜，那邊廂白宮實習生裙子上的精斑大白於天下。然而卡斯特羅和克林頓最終都好好的，繼續呆在他們的寶座上，繼續延續古巴與美國沒完沒了的隔絕和對抗。彼此的社會制度，在經過適當的「排毒」和發酵之後安然無恙，似乎反而還增強了免疫力。
關於革命前夕的哈瓦那，有兩部優秀小説。格雷厄姆 ·格林（Graham Greene）的間諜小説《哈瓦那我們的人》（Our Man in Havana）幾乎成了哈瓦那的另類旅遊指南。格林成功地寫出1950年代古巴革命山雨欲來的氛圍，並驚人地預言了古巴導彈危機，他筆下的哈瓦那，哪怕是明媚的海濱也顯得鬼影重重。
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的《追擊》則是新巴洛克主義的實驗傑作，它以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曲式結構，渲染出恐怖暴力和革命的惡性循環，儘管文體繁複而晦澀，但他縱橫捭闔的想象力仍然指向確鑿無疑的現實——卡彭鐵爾筆下的馬雷孔海濱大道是駕車槍擊暗殺的夢幻場景。
事實上，1950年代的哈瓦那確實是血腥的革命暴力現場，你只要買票去古巴革命博物館，看看那些血腥的歷史圖片，乃至刑具和血衣原物就知道了。革命博物館也是革命前的總統府，1957年，安東尼奧·埃切貝里亞等學生就是在這裏發動突襲而失敗。遊客如今笑吟吟地以彈孔累累的牆壁為背景擺拍照片留念，而當年這裏橫七豎八地躺着屍體。
安東尼奧·埃切貝里亞
埃切貝里亞生於1932年，是古巴著名革命者與學生領袖，在推翻巴蒂斯塔政府的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1956年，安東尼奧·埃切貝里亞創辦了哈瓦那革命總部，並於1957年3月13日向總統府發動圍攻。
作為1950年代的加勒比繁華都市，哈瓦那充斥着糜爛的夜生活和暴力的噩夢，馬雷孔海濱大道是好萊塢Cult電影的絕佳舞台。而革命的現實繼續加深人們對這裏的恐怖想象——大概在美國總統們看來，馬雷孔海濱大道的美國大使館附近，理應是入侵古巴最終勝利會師的中心；西方世界的人們也很容易想象：古巴人會在馬雷孔海濱大道揭竿而起，發動另一場推翻往昔革命者的新革命。
美國大使館旁有個小廣場，我們的哈瓦那朋克樂手何塞戲稱那兒是古巴的「哭牆」——因為被美國拒籤的人常常會聚集在那兒，他們哭喪着臉，有的人乾脆就哭起來——這是很煞古巴革命風景的事。
1994年，馬雷孔海濱大道確實發生過卡斯特羅建立政權以來最大的一次騷亂，當時古巴經濟近乎癱瘓。但這場騷亂也僅僅造成一名警察的死亡，菲德爾·卡斯特羅親自到現場與抗議者對話，相當巧妙地化解了危機，事後官方組織了幾十萬人參加那名警察的葬禮，以此宣告政權的加固。
羅伯特 ·奎克在《卡斯特羅傳》中如此描述古巴導彈危機時的哈瓦那：「1962年，絕大多數人在危機中支持他們的政府，就像他們在豬灣入侵時所做的那樣，部分人是因為支持社會經濟改革，其他人是因為他們那高於經濟利益的國家榮譽感。
當莫斯科和華盛頓的要人們正在討論古巴數百萬人的命運時，大多數古巴人的生活一切照舊：他們搭乘捷克的公共汽車去上班，他們擠進受歡迎的咖啡館和點心鋪，排隊等待購買限量的食品——一些人可能比平常買的更多。白天孩子們在學校裏上課。沿着馬雷孔海濱大道，男人和男孩們在岸上釣魚。」
2015年夏秋之交的馬雷孔海濱大道，我看到的情景和以上描述差不多，只不過捷克的公共汽車換成了中國的公共汽車（嶄新漂亮的宇通），只不過多了一點外國遊客和記者。古巴人的生活一切照舊，一方面説明其社會結構和秩序變化極為緩慢，一方面也説明古巴人的樂天順受。
市民在馬雷孔海濱大道行走。攝 : Noah Friedman-Rudovsky/端傳媒
釣魚在這裏並不合法——古巴人喜歡説「這兒的一切都是不合法的」，這意味着一切都是國家的，連海裏的魚，似乎也只能屬於卡斯特羅和海明威，屬於《老人與海》。我們的翻譯朋友奧斯卡是個狂熱的釣魚愛好者，他甚至自己做了一艘釣魚船，把釣到的魚拿去黑市上賣。但他每次都在凌晨和傍晚時分才出沒在海濱，因為通常這兩個時間段警察不會出現。
然而如果真的警察會到處抓釣魚者，古巴旅遊書和明信片上，哪來那麼多釣魚者？我所住的酒店，過道兩旁的風光照片有相當一部分是馬雷孔海濱大道的釣魚者。「馬雷孔海濱大道的釣魚者」已經成為古巴的最大圖像符號之一。1994年之後，旅遊業逐漸成為古巴的國家最大支柱產業，釣魚者更不會被過多幹涉。只不過政府還必須維護「一切屬於國有」的制度威權。男人和男孩們優哉遊哉地在馬雷孔海濱大道上釣魚，這何嘗不是和諧社會的最佳圖景。
假如你看過古巴拍於2005年的國產殭屍大片《殭屍胡安》（Juan de los Muertos），就不會對古巴抱持一根筋的偏見。中國的廣電總局都不可能允許這麼大的尺度：在馬雷孔海濱大道上，殭屍橫行，吃人，殺人，血流成河.........這樣的電影顯示出古巴也早已接受了美國好萊塢類型片的娛樂模式，儘管這種娛樂至死的方式多少掩蓋了某些殘酷的專制現實，但對於那些將古巴泛政治化的西方人士來説，這部電影開了一個粗俗的玩笑。
不要再將古巴視為一成不變的牢籠，更不要幻想馬雷孔海濱大道會以美國大使館為民主自由中心，爆發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革命或暴動，那些恐怖的殭屍，只不過提供了一場海邊的燒烤盛宴，那些猩紅的血，只不過是從鄰國進口的劣質番茄醬。
我們離開古巴那一天，天還未亮，奧斯卡和何塞（一位朋克樂手）就去釣魚了，地點就在美國大使館旁邊的岸上。他們吹起了一個個避孕套，套在魚竿上作為魚餌。
古巴，這個風韻猶存的加勒比美人或許會再度懷孕，但是不要指望她馬上就跟美國情人生下一個民主的私生子。我問了很多古巴朋友，尤其是年輕人同一個問題：「你認為古巴馬上會有發生一場巨變（big change）嗎？」回答都是否定的。有好幾個人説了類似的話：古巴的變化總是緩慢的，一點一點的。
古美關係「破冰」一週年
紅古巴：當老大哥不再看著你2015-12-25
很多老一輩的古巴人至今留戀蘇聯，準確地説，是那個有蘇聯撐腰和援助、以至於沒事就想解救水深火熱中非洲人民的安逸時代。(後援會按：後面這句話流於輕挑，也與事實部分違和。)
2015-12-25特約撰稿人 張曉舟 發自哈瓦那
市民在哈瓦那的街道上行走。攝 : Noah Friedman-Rudavsky/端傳媒
當俄羅斯航空的飛機降落在何塞馬蒂國際機場草坪，機艙內爆發一陣熱烈的掌聲。恕我孤陋，還以為是俄國佬在表達對這個熱帶社會主義島國的情誼呢，同行的中國朋克梅二提醒我：這是前蘇聯留下來的遺風。因為蘇俄的飛機太老舊，空難出事率高，每當平安抵達，俄國人民都會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慶祝自己保住了小命。儘管俄航早已淘汰蘇制老式飛機改買空客波音，但俄航的名聲還是不佳。
據説北京很快將與哈瓦那直航，但眼下還是得經停轉機，而莫斯科到哈瓦那是最經典的「共產主義航線」，只是在莫斯科要停留七個多小時之多。
整整28小時，我居然沒見過一個臉上有笑容的俄國人，普京臉似乎真的成了他們的「國臉」，俄航空姐不單面無笑容，甚至説話都是命令式，和歐洲其他航空公司的服務態度大相徑庭。我在莫斯科機場大吃一頓俄國菜的想法也落空了，莫斯科機場只有美式速食和美式咖啡吧，牆上掛著貓王披頭四，餐館咖啡吧內放著爵士樂或R&B（節奏布魯斯）流行歌。難以想像在蘇聯解體前，莫斯科機場會是這個樣子。
但這似乎不妨礙很多俄國人繼續保留一絲昔日的驕傲乃至傲慢——尤其是在古巴面前，俄國堪稱「恩主國」。
蘇聯解體後，古巴經濟在1990年代的頭三年衰退了38％，對外貿易總額減少了85％，可見對蘇聯依附程度之深 。那幾年，被古巴人稱為「特殊時期」，而不特殊的時期，就是躺在蘇聯人的油桶和糧倉以及武器庫上面。
這正體現了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分裂：一方面，卡斯特羅勇於軍事擴張，甚至發動安哥拉戰爭（後援會按：安哥拉追求獨立於西方，南非要解除種族隔離政策的人，都不可能用作者這種角度看事情。請參見通訊459期，2013年12月6日的短文「南非、曼德拉與古巴」）；另一方面，作為全球左派革命者和激進知識青年心目中的一面旗幟，卡斯特羅卻又背叛了他們：1968年布拉格之春，卡斯特羅公然支持蘇聯入侵捷克。卡斯特羅樂於扮演第三世界新領袖的角色，領導所謂「不結盟運動」；但在蘇聯人面前，他甘於充當一條隨叫隨到的獵犬。（後援會按：作者最後這句再次顯現他對古巴與蘇聯的緊張關係，懵懂無知。）
一名女孩在切·格瓦拉畫像下走過。攝 : Alexandre Meneghini/REUTERS
蘇聯與東歐劇變後，陷入絕境的卡斯特羅不得不重新求助於拉美鄰居們。巴西前總統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1995年到2003年任巴西總統）曾在自傳中透露，某次拉美國家峰會上，私底下有位國家首腦當著其他國家領導人的面質問卡斯特羅：「菲德爾，你究竟要怎樣管理你那像糞坑一樣的小島？省得我們總給你收拾爛攤子！」卡多佐稱，當時卡斯特羅震驚地抬起了頭，説不出話。作為一位右傾經濟學家，卡多佐當然反對卡斯特羅，因此才會忍不住披露這個對卡斯特羅和古巴人來説極具羞辱性的祕聞，儘管他沒點出是哪位國家首腦竟然敢如此羞辱這位革命盟主偶像。（後援會按：作者有聞必錄，不對話語提出任何分析，也未評估其真偽虛實。顯然，作者是見獵心喜，他認同Cardoso的心理，但Cardoso所引述及其自認的菲德爾反應，是否真實，應該是另一回事。）
《殭屍胡安》(Juan de los Muertos)中也曾經惡毒宣洩過古巴人對俄國佬的牢騷——「我X俄國佬他媽，盡把 Ladas牌汽車賣到古巴來！」。不過，既然俄國佬作為老大哥，大包大攬了古巴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麼古巴人一有不滿，把老大哥當成替罪羊也就順理成章了。
然而，很多老一輩的古巴人至今留戀蘇聯，準確地説，是那個有蘇聯撐腰和援助、以至於沒事就想解救水深火熱中非洲人民的安逸時代。就連我們的翻譯奧斯卡——儘管他英語説的如此流利，儘管他如此熟悉美國文化——也承認自己對蘇聯人有感情，因為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過得非常安逸。
奧斯卡今年42歲，父親曾是國有企業的頭頭，按理他也屬於古巴的「官二代」。然而作為廉潔的共產黨幹部，他的父親並沒有為家庭帶來什麼額外實惠。奧斯卡是頗有代表性的古巴人，他橫跨了古巴的幾個時代，身上有懷舊的一面，也有「走入新時代」的強大資本：英語流利，熟悉歐美文化，並且還在學漢語。如果奧斯卡願意，完全可以做一個很棒的旅行社經理甚至老闆，或者專門做古巴和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但他並沒有這樣的志向。他曾經有機會去香港工作，但完全接受不了香港擁擠高速的生活 。
奧斯卡的生存技巧頗為機動和靈活，身份介乎無業遊民和自由職業之間。他有好幾個收入來源：做翻譯嚮導是一份收入，偶爾把釣魚所得賣給黑市販子也可以小賺一筆，更大的一項產業，則是投資加工牛仔褲用的拉鍊和釦子。這筆投資每月穩賺150美元，是他的基本固定收入，已經超過一般教師醫生工程師了。似乎每個古巴人都在挖空心思，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或者有限的社會資源，去搞副業賺「外快」以脫貧。
但是奧斯卡家庭最大的資產，還是這棟位於維達多區(傳統的哈瓦那富人區)、靠近海濱的十九世紀老房子。這是他父親作為共產黨幹部從政府得到的唯一實惠。古巴政府如今也慢慢放開了私人房產買賣，奧斯卡説他家房子值8萬美元左右，那是一筆钜款。古巴人手上沒什麼錢，但很少有人流離失所沒房住。在醫療 、教育，以及住房保障方面，古巴堅持「社會主義優越性」。
哈瓦那舊城武器廣場的二手市場上，有一些蘇聯東歐的紀念徽章和杯盤，冷不丁會翻出一枚勃列日涅夫的像章。 那是一個共產主義大家庭黃金時代的褪色記憶。
古巴棒球危機 2015/12/19 ~ 2016.1.1
Economist: ‘Sport and diplomacy: Cuban baseball crisis’, 2015.12.19 ,pp.54-56
(中文翻譯原址在此：http://mlkj24.pixnet.net/blog/post/31261942
在勞頓(Lawton，哈瓦那的貧困郊區。按：在哈瓦那北北西約6.7公里，哈瓦那住房最破舊，也是觀光客必到之處，是在市中心)漆黑的街頭，尋找切·格瓦拉的畫像。往左轉，走上水泥階梯，說出密語(今天是「我賣綠矮人」)。房間裡面，有二十個古巴人安靜地坐著。儘管潮濕，仍在轉的吊扇，讓甜菸草呼出的煙霧，在閃爍的螢光燈旁徘徊。新來的，會被要求付出二十五古巴披索或一美元，作為「團結貢獻」。在第一滴酒習慣性地灑在地上，滋潤口渴的聖徒後，一瓶三美元的清澈蘭姆酒開始發揮作用了。
這樣的場景，很容易跟祕密政治集會聯想在一起。但這個團體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大聯盟美聯冠軍賽第一場，由堪薩斯皇家出戰多倫多藍鳥。在古巴1959年革命後，這座島嶼上的運動迷，對於古巴以外的職業聯賽所知甚少(按：如同美國人對海外職業棒球所知不多，只能通過挖腳接觸外國球員)。但現在，感謝姍姍來遲的網路，以及古巴選手叛逃到大聯盟，對美國棒球的深入了解，成為熱愛棒球古巴人的榮譽勳章，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古巴男性，以及許多古巴女性。「你不知道皇家贏了嗎?真丟臉」，一位與會者，在搭計程車前往勞頓的路途中，這樣調侃朋友。那輛計程車擁有50年代的巨大排氣量，而避震器的功用，遠比不上勞頓一帶的坑坑洞洞。
對古巴人來說，要看大聯盟即時轉播，最簡單的方法是到哈瓦那市中心維達多(Vedado)一帶的飯店酒吧。那裡有許多中年美國遊客，趁著旅遊禁令鬆綁後，來此觀光。但很少古巴人負擔得起酒吧以美金計價的啤酒；此外，當地人說，如果當班的事女性，非常有可能她會把電視轉到肥皂劇。所以棒球迷會聚集到類似上述的地下酒吧，那裡的老闆有辦法接收到非法的衛星訊號，用他那台80年代的日本電視播出來。
他們保持安靜，以免鄰居跟當地的保衛革命委員會(在每個村落都設置的政府線人。按：此之外，革委會仍有強大互助功能)打小報告。但他們為皇家加油，因為皇家的一壘手Kendrys Morales是古巴人。在因為叛逃七次失敗，坐了幾次牢後，他終於在2004年靠著一艘木筏逃離古巴。每次Kendrys Morales站上打擊區時，他們就低聲歡呼。在皇家五比零獲勝後，屋內一連串擊掌。
隔天，是古巴棒球聯賽的重要日子。在哈瓦那可容納5萬5000人的搖搖欲墜拉美球場(Latin American Stadium)舉行。對戰組合是主場的工業家獅子(古巴的紐約洋基)，對上來自鄰近區域的客隊馬坦薩斯鱷魚。幾年前，觀眾席會很擁擠。但今天外野觀眾席空空如也，即便是內野熱區，看起來也只有半滿。看起來很無聊的警察叼著菸。一組主場球迷，試著用手提喇叭振奮人群，但回應的卻寥寥無幾。
一個造成如此冷清的理由，是古巴政府禁止在球場內販賣酒類。更大的問題，是球賽品質不佳。光是去年，工業家就有十一名球員前往美國；馬坦薩斯則有十位。留下來的選手都比較弱，也士氣低落：跑者看起來很滿足於在壘間慢跑，在比較困難的守備中，外野手讓球漏到後面。（按：這確實是問題。2014年有60球員前往美國不歸。美國關係正常化，古巴人覺得他們移民美國獨一無二的特權，也就是落地美國就取得居留證，也許會有變化，因此出現移民美國的高潮，在棒球員，也是，因此2015年至11月底已有100人。這些球員雖多不是知名或頂尖，但無疑對古巴棒球隊實力造成負面衝擊，2015年11月在台舉行的世界十二強比賽，古巴雖入八強，表現比諸過往，確實弱了）。認知到球員名單耗盡後，古巴棒球聯盟在季中解散了半數球隊，並讓表現最好的八隻球隊分享這些球員。
今天的比賽則是痛苦地一面倒，馬坦薩斯痛擊工業家的先發投手，打下七分。最大的亮點是1993年叛逃到美國、後來在打聯盟打了九年的Rey Ordóñez，在回鄉拜訪時看了這場比賽。球迷到他旁邊拍照。在球隊輸球後，工業家隊的21歲游擊手Lourdes Gourriel junior說，「這對隊上來說很難受」。「看到某人在電視上(大聯盟)，而他昨天還在你旁邊打球，不過這是每個人的選擇啦。我們跟那些離開的選手都還是好朋友。」
南美足球迷已習慣他們國家最亮眼的明星，到更富裕的歐洲聯賽踢球。但對古巴棒球迷來說，這樣的出走，還很新。不到一年前，美國跟勞爾·卡斯楚(老卡斯楚的弟弟與繼承人)政府，宣布準備恢復邦交；這種人才流失，是跟北方佬和解後，最明顯的後果，也是古巴經濟自由化後，可能會損失哪些東西的指標。（按：古巴並不反對正常「輸出」球員，因此在2013年起已經可以如同台灣，接受海外職棒邀約前往打球，但若至美國，礙於美國規定，球員所得不能合法轉移部分至古巴，是以古巴球員反而只能前往日本等國。美國該規定的修正，可能需要國會同意）
古巴的棒球危機 (中)
十九世紀尾聲
Bottom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雖說棒球源自美國，這項運動還在起步階段時，就在1860年代抵達古巴。十年不到，古巴就出現了第一場有記錄的比賽，成立了美國以外首個職業聯盟，也讓棒球成為國球，為政治目的服務：聯盟的創立者，將利益偷偷挹注給爭取脫離西班牙獨立的游擊隊。而爭取獨立的間諜，以棒球選手的名義，在美國的支持者跟古巴之間傳遞訊息、資金。古巴棒球歷史的作者Roberto González Echevarría說，「跟美國相比，棒球對古巴來說，更像是全民運動。」「棒球被認為是現代、民主、美式的；對比西班牙的鬥牛運動，落後又野蠻。就好像美國國父們在揮著路易斯威爾大棒子(Louisville Sluggers，球棒的著名品牌)。」
在古巴於1902年獨立後，棒球成為展現軟實力的手段之一。在西語系國家，如多明尼加、波多黎各、委內瑞拉、墨西哥東部協助傳播棒球運動、建立文化認同的，不是美國軍人，而是古巴選手。也為古巴球員贏得了「棒球門徒」的暱稱。在美國，最有名的古巴人也是棒球選手。1959年前，出身拉美的大聯盟球員，有三分之二都是古巴人。即使古巴球員多數是黑人，在1947年前因為種族禁令不能打大聯盟。(1912年時，針對兩位橄欖色皮膚古巴球員血統的疑問，辛辛那提紅人進行了「調查」，宣布那兩位球員是「飄洋過海的兩位最純種卡思提亞人(Castilian ，西班牙史上的一個王國)」。)在同一時期，古巴讓黑人球員跟白人球員，於種族混和的冬季聯盟中，能在同個球場上競技，讓古巴成為運動精神的榜樣。
在老卡斯楚掌權，並成為首席球迷後，棒球原本隱性的政治角色，變得更明確了。他宣布選手「應該成為革命的旗手，為了對人民的愛打球，而非為了錢打球。」他禁止職業運動，建立了全國聯賽。這個廣受歡迎的業餘聯賽，由各省派出一支由當地球員所組成的球隊參賽。他也建立了一套強大的球員發展系統，球探觀察到有天分的小孩，在他們成為青少年後，便由棒球學校訓練。
美國的球迷當時(現在也是)只有關心大聯盟的球員，因為古巴球員從未在美國打過球，所以並不知道古巴創造了許多棒球明星。但古巴球員組成的國家代表隊，在較弱的國際賽事，比如說奧運中(大聯盟球員不參與)，完全宰制：在1987年至1997年間，古巴連續贏得156場賽事。老卡斯楚把這樣的成就，做為宣傳策略的中心。60年代負責共產青年運動部的Ismael Sené說，「古巴唯一可在國際間抬得起頭的，就是運動。」「外界針對我們的宣傳都說，我們很貧乏、沒有食物。那好吧，看看我們的運動員！」而古巴在美國的「全民運動」上的強悍，讓勝利的果實更甜美。
但對球員的期待過高，讓古巴政府在遭遇地緣政治變動時很脆弱。1991年國家隊投手René Arocha，在邁阿密的一項巡迴賽中，離開飯店房間、去找他的阿姨，再也沒有歸隊，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古巴球員叛逃。他原本沒有打算要繼續打棒球了，因為他假設大聯盟球員比古巴球員強很多。但在一名古巴裔經紀人牽線後，他拿到了六位數的合約，隔年成為聖路易紅雀隊的二號投手。
Arocha證明古巴球員也能站穩大聯盟，而蘇聯的垮台，讓古巴陷入了前所未有貧困的「特殊時期」，越來越多叛逃者出走。90年代時，Liván跟Orlando Hernández兩兄弟分別離開古巴，一位是在巡迴賽時，另一個則坐破船離開。兩位球員分別在大聯盟生涯的第一年，都在各自的世界大賽系列中，扮演重要角色並拿下冠軍。這給了邁阿密當地討厭卡斯楚的流亡者，一個非凡的故事；古巴人為了嚐到自由的滋味，並獲得在美國打球的機會，所冒的種種風險。古巴隊為了避免更多人叛逃，只要在海外比賽時，便對球員嚴格監控，讓這些國民寵兒覺得自己是罪犯，進而鼓勵了更多叛逃者。
緊縮比賽
Squeeze play
古巴政府一開始以淡泊態度面對早期的叛逃。「一個離開了，會出現十個更好的球員」，老卡斯楚曾如是說。但過去幾年中，叛逃的涓涓細流已成為洪流。以近期的2007年來說，當時大聯盟只有十位古巴球員，現在有二十七位。而某些早期的叛逃球員，生涯成績上不怎麼出色，但現在的古巴球員，已經造成一些影響了。如果不是發生在他唾棄的美國，老卡斯楚可能會把這件事當成他最大的成就。Yoenis Céspedes，這位身材魁武、揮棒豪邁的外野手，以一己之力助紐約大都會打進世界大賽。他從三百英呎以外回傳本壘助殺的驚人準度，讓他贏得古巴飛彈的稱號。José Fernández，從古巴逃往墨西哥的船上，他救起被大浪捲走的母親，那年他才十五歲。現在，他憑著熾烈、令人打不到的快速球，以及低至膝蓋的曲球，成為邁阿密小哈瓦那區最受關注的人物。Aroldis Chapman是大聯盟史上最快球速的紀錄保持人，105英哩(169公里)。哈瓦那市中心公園，有一張稱為「Esquina Caliente(熱區)」的長板凳，死忠球迷數十年來每天集中在這裡談論棒球。現在的日常，就是拿著古巴球員 — 甚至是古巴逃亡人士在美國的後裔 — 在大聯盟的最新數據。他們到公共信號熱點，利用手機跟一小時兩美金的無線上網卡，連上相關網頁，比如說CubanPlay，一個由古巴人經營的新網站。
大聯盟的成功，伴隨而來的是大聯盟的財富：二十七名古巴大聯盟的年薪，加起來共有一億美金。隨著報酬增加，一個完善、走私更多球員的體至儼然形成。幾乎所有最近的叛逃者，都是經由邪惡的人口販子協助。人口販子雇船，把球員載到附近的國家，賄賂古巴海岸巡防隊，讓他們得以出發，同時也賄賂多明尼加或是墨西哥官方，讓他們發放居留文件；付錢給犯罪組織，讓這些人口販子能在他們的地盤上經營，並把球員當作人質，直到與大聯盟簽下合約，提供那些黑道報酬(也許是簽約金的一部份)。明星右外野手Yasiel Puig，為了付出的金額多寡，曾被迫滯留在墨西哥的猶加敦半島長達數個月。而他的挾持，跟惡名昭彰的販毒集團哲塔思(Zatas)有關。外野手Leonys Martín，曾在槍口下被迫在墨西哥簽下一份合約，承諾要付出收入中的30%給一間人頭公司；走私他的人，現在在佛羅里達的監獄中。
勞爾·卡斯楚自2006年擔任古巴總統後，便小心翼翼地試圖鬆綁國家的控制。但叛逃，加快了棒球鬆綁的腳步。2013年，古巴宣布運動員可在海外職業聯盟打球 — 只要他們願意付20%的稅、代表古巴打國際賽，並在冬天返國打古巴聯賽。有幾位球員在夏天前往日本職棒，賺得七位數薪水。
大聯盟跟古巴政府現在都說，他們希望有個「正常化」的制度，讓古巴球員可以合法、安全地前往美國，以工作簽證的方式為大聯盟球隊效力，並在季外返回古巴。安東尼奧·卡斯楚(Antonio Castro)是老卡斯楚已知的九個小孩之一，他是國際棒總官員，也是古巴回想70年代的「乒乓外交」，桌球讓中美關係恢復。大聯盟也鼓勵哈瓦那跟華盛頓間的關係解凍。大聯盟已向美國政府申請在古巴做生意的執照，派前大聯盟球員在聖誕節進行友好訪問，並試著在明年3月，派出一支球隊於哈瓦那舉辦表演賽。在此同時，許多美國人原本認為古巴不過是個反烏托邦的集權國家，古巴球員也帶來了新視野。
但叛逃仍在持續，有兩個原因。首先，古巴棒球官方所稱的，球員可「自由離去」是個空話。是政府決定誰可以離開、去多久，去哪個國家的哪支球隊，薪水多少，而不是球員自己。官方通常會選擇年紀較大，已對政權展示過忠心的球員。
第二，是美國國內那些年長「冷戰老兵」的持續影響。雖然歐巴馬精簡了許多簽下古巴球員所需的官僚作業，他們還是需要在古巴外有住所，並簽下宣誓書說他們「不打算，也不會被歡迎回古巴。」且只有美國國會可以解除貿易禁令，禁止與古巴政府交易。而這項禁令，讓球員無法將海外所得的一部分，作為母國對他們訓練投資的回報(正如美國自己會課美國公民的海外所得)。古巴要求海外球員加入古巴聯賽、打國家隊也是另一個阻礙；因為大聯盟球隊，絕不會讓他們的球星在球季間離隊打國際賽，也不會讓球員冒著受傷的風險，在冬天時打歷時不短的古巴聯賽。
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with American characteristics
雖然古巴政府對於美國的體育帝國主義有所微詞，但古巴政府還是有可能跟大聯盟在某些最關心的議題上，結成很難想像的盟友。雖然大聯盟有著一年價值九十億美金大資本家的名聲，但大聯盟的經濟模式，跟古巴式的社會主義原則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保持球迷的興致，大聯盟必須保持窮隊、富隊間的戰力平衡。大聯盟用豪華稅、年度選秀(這讓最優秀的年輕選手失去議價權)來達到目的。超過二十三歲、在古巴聯賽打過至少五年的古巴球員，可迴避這些規則。這讓他們可以取得更高的報價，破壞大聯盟精心策畫的的經濟再分配制度，減少球隊老闆的利潤。所以大聯盟想提倡一種簽下古巴選手的嚴格制度，而非毫無限制。
此外，大聯盟球隊跟經紀人已經在警告，在如此多叛逃球員的情況下，古巴的棒球人才庫已近乾涸，需要補充。世界棒球十二強賽，上個月分別在台灣跟日本舉行，古巴最後拿到了難堪的第六名。古巴獨特的棒球文化，以孤立之姿發展超過五十年，已證明是優秀選手的強大生產國。多明尼加、委內瑞拉提供給大聯盟的，是未經琢磨的璞玉。相反地，只代表自己省份出賽，幾乎無薪的一般古巴球員，已習慣跟接近世界級的選手競爭。「我只是另一個球迷」，比賽前，在球場外面與群眾閒晃的工業家隊27歲投手Reinier Reynoso如是說。他說，球迷跟球員「一起開派對」。
既然大聯盟對於製造出新一代古巴超級巨星一事，擁有濃厚興趣，因此也不願干預這項同時受群眾歡迎，又有國家支持的運動。大聯盟法務長Dan Halem說，「我們對於去古巴，然後簽下他們所有選手這件事並不感興趣。」「我們希望古巴的棒球興盛發展。我們也欣見，古巴培養自己的明星，讓他們留在當地一段時間。如果他們失去所有的明星選手，球迷也會失去興趣。很少打棒球的國家，會僅為了成為大聯盟農場而打球。」
隊醫，便公開呼籲這樣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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