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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4日 星期四

古巴通訊(665)台北捷運站出現「51758我要去古巴」宣傳看板。加拿大「恩愛夫婦營」將在古巴Varadero海舉行。

「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665期通訊,2017年8月23日。

2017年8月23日古巴通訊665期

台北捷運站在2017年8月出現先鋒旅行社「51758我要去古巴」宣傳看板。這個行程可能
是在八月九日推出,該公司宣稱,至八月二三日,至少已經有八十人參加。




大師鏡頭下的古巴,是熱火朝天的音樂天堂2017.8.19

原標題:大師鏡頭下的古巴,是熱火朝天的音樂天堂 本文譯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A City in Time」 By Joshua…
大師鏡頭下的古巴,是熱火朝天的音樂天堂
本文譯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A City in Time」By Joshua Jelly-Schapiro
(原blog在2017.8.18發表)

編譯 | Holiday(武漢)
編輯 | stone drinker

近二十年來,「樂滿哈瓦那」吸引了無數遊客漫步於哈瓦那舊城。街邊的妓女高呼「好景俱樂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好奇的德國人、加拿大人和美國人隨之而來,穿梭在古老的街區,朝聖輝煌一時的殖民地建築,而它們已然在古巴的熱浪里慢慢衰敗。

熱情的古巴人或玩著多米諾骨牌,或彎著腰擊打康茄鼓。雖然穿梭其間的遊客對西班牙或非洲旋律知之甚少,但是他們正如那些招攬客人的嬌媚妓女一樣,知道「好景俱樂部」。有時候妓女不斷重複這些單詞以引起那些美國佬的注意;有時候她們帶著遊客去附近的酒吧。這些酒吧是為了近來蜂擁而至的外國人專門開設的,酒吧室內樂隊的樂手們身著襯衫式夾克,在唱了幾首曲子和一些古巴小調之後,定會逐漸奔放起來。他們唱著古老的古巴歌曲譬如Guantanamera,伴隨著聽上去十分古舊的打擊樂小音階和弦,而這個旋律可以說是古巴自九十年代以來最具代表性的旋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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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更加新潮一些的古巴歌曲已經和鮑勃·馬利(Bob Marley)或者披頭士樂隊(the Beatles)一樣,成為全世界咖啡店的必播曲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Chan Chan。當然了,這些歌曲都收錄在了《樂滿哈瓦那》這張專輯里,於1997年首次發行。這張看似簡單的專輯收錄了古巴音樂黃金時期,即四五十年代的歌曲,由那個年代倖存的音樂遺珠演奏,由才華橫溢的美國吉他手瑞·庫德(Ry Cooder)和英國的劇院經理尼克·古德(Nick Gold)製作發行。

這張專輯在北美和歐洲的音樂電台一炮而紅,並迅速躋身於史上最熱銷的「世界音樂」(世界音樂指非西方流行樂和搖滾樂,受世界各地傳統音樂影響到一種流行音樂)之列。這種出現於八十年代獨樹一幟的音樂體裁標籤致力於記錄並傳播落後國家的民俗文化,以吸引發達國家的樂迷購買。「樂滿哈瓦那」這張專輯在全世界共發售超過八百萬張,以此帶動了樂團成員的一些周邊作品。同時,一位世界著名導演飽受讚譽的紀錄片也冠以此名。最終,「樂滿哈瓦那」成為了一種真正的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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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樂滿哈瓦那》中的音樂和畫面是為古巴這座島嶼的魅力解鎖的鑰匙。九十年代,蘇聯垮台,古巴經濟的資助者隨之不復存在,共產黨領導們被迫發展旅遊業來振興經濟。好景樂隊(Buena Vista)的音樂成為一股源泉,滋養著遊客或是那些渴望加入他們的人對美好的逝去世界的情懷。

別具一格的風格裝點著那個年代的古巴,繞樑之音不絕於耳,和船一般大的小汽車隨處可見,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最終與那個世界永別了。

1959年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在國內革命成功后訪美,而美國政府並不待見他的左派觀點。最終,美國人曾經最愛的旅遊勝地——古巴成為一塊無法踏足的土地。對於許多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美國人來說,這張專輯的封面(一位無憂無慮、身材較瘦的男人戴著一頂白色的帽子,闊步行走在美麗的大街上,身旁是一輛嬰兒藍色的雪佛蘭)不僅展現了一個充滿魔力的世界,更承載著他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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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ena Vista Social Club

1996年,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開始挖掘這一切背後的故事,將那張照片和那些思緒外化為一種更容易引起感情共鳴的方式—電影,並於1999年上映。也是在這時候,庫德接到了古德的電話(古德是倫敦環球唱片公司的牽頭人)。

庫德與古德二人早有合作:他們1994年合作的項目Talking Timbuktu促使庫德——一位出生於六十年代搖滾時代卻熱衷於民間音樂的音樂家,去西非國家馬里探尋馬里的吉他演奏家阿里·法卡·突瑞(Ali Farka Toure)與藍調音樂之間掩藏已久的聯繫。如今,古德想在古巴做相似的事情。他告訴庫德他想邀請兩位馬里的吉他演奏家加入其中,和古巴的卓思琴(一種類似於吉他的古巴樂器)演奏家一同演奏,看看會發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

然而馬里的演奏家由於簽證原因並未來到哈瓦那,於是古德和庫德換了一種思路。藉助古巴民俗學家和樂隊領隊Juan de Marcos Conzelez的幫助,他們邀請到了許多古巴家喻戶曉的音樂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值古稀之年,並且已經多年沒有從演。他們在古巴歷史上著名的錄音室里錄製了《樂滿哈瓦那》的原聲帶,然後他將這盤帶子帶回洛杉磯。1996年春天,庫德在洛杉磯為文德斯的一部諾瓦式的電影《終結暴力》(The End of Violence)配樂,因此結識了文德斯。當庫德將他在古巴錄製的原聲帶放給文德斯聽時,文德斯與這些有音樂同樣擦出了火花,為好景俱樂部拍攝電影的想法由此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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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庫德 Ry Cooder

當德國新電影(New German Cinema)的擁躉文德斯於1984年在好萊塢取得重大突破時,他與庫德已經共事多年了。拍攝《德州巴黎》(Paris, Texas)時,文德斯邀請庫德用他慟哭般的滑音吉他的壓音,為電影中塵土飛揚的旅館風景配樂。文德斯的職業生涯一直在拍攝紀錄片和故事片之間轉換,而與先前相反的是,現在輪到文德斯為庫德記錄下的音樂量身打造一步電影了。

在《樂滿哈瓦那》這張專輯走紅之後,庫德告訴文德斯,他於1998年回到哈瓦那並打算為好景俱樂部製作一張新專輯,這張專輯聚焦於一位男巨星——Ibrahim Ferrer。

1996年,Juan de Marcos Conzelez在老哈瓦那城的大街上發掘了他,但他真正走紅是在五十年代,與當時最著名的歌手Beny More同台演唱民謠和詼諧的即興倫巴舞曲。庫德稱他為古巴的納特·金·科爾(Nat King Kole),並認為他會受到美國人的喜愛。隨後,文德斯與他的妻子多娜(Donata)以及他的團隊飛往哈瓦那。他的大致計劃是使用一些小型數碼攝像機和他們帶來的一項重要的新技術,在盡量少的干擾下拍攝費雷爾(Ferrer)的錄音場景以及他們身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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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拉欣·費雷爾 Ibrahim Ferrer

儘管文德斯以前從未踏足哈瓦那,但是他在三周的時間裡所記錄下的一切,成為這個年代最受歡迎的紀錄片之一。

文德斯古巴之旅的開始正如他在電影中展現的那樣:他跟隨著維吉爾(Virgil)進入這個世界。而庫德在電影開場騎著一輛駛向EGREM演播廳的老式摩托車,同時用外話音講述著好景俱樂部的故事,他此時的身份並非是一位當地人或是音樂專家,而是一名對這痴迷於這裡的遊客。

而正是在這古老的錄音室里,文德斯的電影正式拉開序幕。鏡頭穿過門欄,將一幅奇妙的圖景展現在我們眼前:兩位不算年輕的古巴黑人歌手站在兩架古舊的麥克風后相視而立。男歌者戴著一頂黑色帽子,像貓一樣的臉上帶著似笑非笑的可愛表情。他是易卜拉欣·費雷爾(Ibrahim Ferrer),專輯《樂滿哈瓦那》封面上那個闊步行走的男子。女歌者顴骨很高,舉止如女皇般優雅,她的名字奧馬拉·波圖昂多(Omara Portuondo)也與這種氣質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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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馬拉·波圖昂多 Omara Portuondo

這對歌者用飽滿的古巴西班牙語詠唱者寂靜、愛與死亡,他們的音色正如他們舉手投足間從容的優雅一般富有魅力。有那麼一瞬間,他們面帶著溫柔而又緊張的神情,略有茫然地對望彼此,靜靜體味體味著流淌的音樂。與此同時,攝影機也如同被打動了一般,環繞著二人緩緩打轉。

看著兩位歌者深情款款的對唱,四周的老音樂家們和著完美的音調心無旁騖地伴奏,人們不會介意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里欣賞這樣的場景與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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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對唱

當這個場景結束后,通常我們會期待著故事回到庫德或者以為古巴音樂研究者身上,向觀眾解釋這一切和這些故事裡的人物,但是,這部電影的表現手法略有不同。文德斯的鏡頭帶著我們走出演播室,走進哈瓦那,走進這些音樂家們生活的大街小巷,而非一味地醉心於向觀眾闡釋。當然了,在整部電影里文德斯都幾乎沒有這樣做。文德斯稱,他的拍攝原則是「讓這些偉大的人充分展現自我」,「讓音樂為自己發聲」。他踐行的方式,是將這些音樂家們置於他們所屬的環境中。

正因如此,我們才能聽到費雷爾說著黑人英語漫步在街區上,聽上去就像歌曲Candela中他即興創作的歌詞一樣。費雷爾講述了他在古巴聖地亞哥的一個東部小鎮聖路易斯作為孤兒的童年,以此讓大家了解「我是什麼人,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看到,波圖昂多漫步在她所出生的哈瓦那中心西裔貧民區。她的父親是一位年近五旬的昔日棒球巨星,常常在午餐后與她的母親來一段二重唱。康貝·塞貢多(Compay Segundo)—卓思琴演奏者、同時也是出色的演唱家,抖動著手中的雪茄,耄耋之年的他自信地說道還想要一個兒子,帶著不羈和痞氣。影片的開頭他坐在一輛老式的敞篷車裡,向附近的老居民打聽著消失已久的好景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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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貝·塞貢多 Compay Segundo

我們還看到,奧蘭多·卡喬·洛佩茲(Orlando 「Cahaito」 Lopez)在廢棄的舞廳里漫不經心地撥動著他的低音大提琴,談論著他出身於低音提琴世家。洛佩茲的父親是奧雷斯特·洛佩茲(Orestes 「Macho」 Lopez),他的叔叔名叫伊斯雷爾·洛佩茲(Israel Lopez),他的藝名卡喬(Cachao)更加廣為人知。這對傑出的兄弟創造了曼波音樂,在古巴音樂史上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正是洛佩茲兄弟在四十年代為好景俱樂部創作了一曲抑揚頓挫的坦桑,包括了重複節奏的曼波段落,正如他們為其他類似場所中的舞者所創作的那樣。這些伴奏對於音樂大師,譬如他們自己或者奧蘭多·洛佩茲的即興創作來說,堪稱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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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卡喬·洛佩茲 Orlando 「Cahaito」 Lopez

至此,我們已通過電影了解洛佩茲兄弟以及好景俱樂部背後的故事。《樂滿哈瓦那》這部影片並非讓觀眾單純地了解同名專輯中的音樂風格「頌」(son)(「頌」是一種二十年代前在古巴東部鄉村發展起來的音樂,由米格爾·馬塔莫羅斯(Miguel Matamoros)將西班牙吉他和班圖打擊樂器相結合而形成),而是在傳達:正是在「頌」在古巴形成的十年之後,好景俱樂部的樂手們將小號與傳統的「頌」樂團演奏相融合;正是在三四十年代,在傳奇人物安東尼奧·阿卡諾(Antonio Arcano)(卡喬和馬喬曾經的演奏夥伴)以及阿塞尼奧·羅德里格斯(Arsenio Rodriguez)(好景俱樂部的頂級鋼琴師魯賓(Rubin)曾與之共事)的樂隊的帶領下,古巴音樂變得更加複雜化和多樣化,並由此產生了曼波音樂(mambo),以及隨後在紐約廣為人知的薩爾薩音樂(Sa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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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這並非一部探尋古巴音樂歷史的音樂紀錄片,更沒有像1964年的古巴紀錄片《我們的音樂萬歲》(Nosotros la musica)那樣,展現古巴音樂黃金年代的戲劇性局面。同時,《樂滿哈瓦那》的創作初衷也不是記錄樂手們的表演,即使在片中確實包含了大量的表演片段。

在影片的前一個小時,哈瓦那的場景中穿插著阿姆斯特丹音樂會現場的片段。文德斯將這些片段做了去色處理,以此凸顯它們不同於此刻的古巴。在影片的最後一幕中,這些音樂家們漫步在紐約街頭,在卡耐基音樂廳中沐浴著絢爛的燈光酣暢淋漓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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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部音樂電影,《樂滿哈瓦那》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文德斯以印象派主觀的,由人物驅動的方式,來刻畫這樣一座富有魅力的城市,並通過旁觀者的視角鏡頭,流露出濃濃的鄉愁。

這種鄉愁於哈瓦那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卡斯特羅1959年革命的烙印。哈瓦城內的美國暴徒被驅逐處境,古巴徹底與美國決裂,並最終走向社會主義。這場革命給予了古巴音樂家們所謂的社會主義福利,譬如醫療保險,卻終結了古巴的歌廳時代,而這是許多音樂家們賴以生存的根基。由於這五十年來,古巴共產黨將重心更多地放在醫療和國防上,而不是修葺那些破舊的建築,因此在這方加勒比海岸的黃金海岸上,濃郁的鄉愁在人們的心裡激蕩。

不管怎樣,這樣的場景與文德斯的風格完美契合。文德斯在七十年代所拍攝的德國公路電影很好得詮釋了如何用風景與光影來講故事,並在後期的一些嘗試中不斷完善這種方式。比如:1987年的《慾望之翼》(Wings of Desire)對於冷戰期間的柏林進行了奇幻化的描繪,1994年的《里斯本的故事》(Lisbon Story)採用盲拍的方式,任憑鏡頭記錄所到之處的影像,因而在鏡頭中電影里的人物與在里斯本陽光下晾曬的衣物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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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之翼》(Wings of Desire)

在與好景俱樂部的音樂家們接觸的過程中,文德斯感到他的這些拍攝對象在紀錄片的採訪過程中,並非像虛構的人物那樣,有著特別典型的性格特徵。於是他開始使用城市本身以及城市的布景來推動他的影像,以此將這些音樂家化身為活雕像—永恆的哈瓦那的象徵。

當個頭矮小的鋼琴巨匠魯本坐在公園的長椅上,被巨大的菩提樹圍繞著,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中時,攝影指導耶格·威得默(Jörg Widmer)先使用斯坦尼康對他進行流暢的三百六十度環繞拍攝,隨後我們才慢慢靠近魯本。威得默和文德斯用同樣的方式拍攝其他的一些「原型」,譬如當瓜希羅牛仔埃利亞德斯·奧恰(Eliades Ochoa)如同一個悲傷的流浪漢一般沿著鐵軌漫步的時候,以及大鬍子的魯特琴演奏家巴爾巴里托·托雷斯(Barbarito Torres)在老舊的吉他工廠昏暗的燈光里講述古巴弦樂器的時候,都採用了類似的方式。

大師鏡頭下的古巴,是熱火朝天的音樂天堂

鋼琴師魯本

當然,文德斯並非唯一一個意識這個問題的人:哈瓦那正遭受著和大多數旅遊勝地截然相反的境遇,正如旅行作家托馬斯·斯威克(Thomas Swick)所觀察到的那樣。哈瓦那的實景比用圖像所記錄的更加美麗。

在哈瓦那,隨處都可以取景,譬如拍攝這個如同柔和的大調色板的城市,譬如拍攝房屋和車輛的曲線。在九十年代更是如此。因為在九十年代這一切還沒有發生:歷史建築逐漸被翻新,外幣大量湧入(現在已經泛濫成災),以此讓哈瓦那城變得所謂的現代化而非衰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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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街頭的棒球男孩

當文德斯於1998年踏足哈瓦那時,那些現在正被國外投資者修復的歷史建築和老酒吧還原原本本地封存著,古巴電影協會也給了文德斯自由處理權,允許他拍攝他任何所需要的場景。因此,文德斯展現出韻味十足的場景,其中那些最具紀念意義的畫面充分表露出文德斯的天賦——用肢體語言傳達無法言說的感情。

這種天賦在他2011年的作品《皮娜》(Pina)中達到了達到了頂峰。這部使用3D技術拍攝的電影致敬了文德斯的好友,舞者皮娜·鮑什(Pina Bausch)以及她無與倫比的舞蹈,全片沒有任何台詞。同樣的,在《樂滿哈瓦那》中,威德默的斯坦尼康沿著古巴國家芭蕾舞學院的樓梯緩緩上移,如同一個被美麗的鋼琴曲所吸引的遊客漫步在城市裡,然後畫面定格於在巨大的舞房裡彈琴的魯本,一群可愛的十歲的孩子穿著舞蹈服開心地圍繞在他身邊。

這部電影也並非是完美的。有人質疑,瑞·庫德的兒子約阿西姆(Joachim),一位來自洛杉磯的年輕的打擊樂手,在電影中為什麼能夠得到與古巴的藝術家們同樣的對待:電影鏡頭中,小庫德沉思著偉大的鼓手在這個生鏽的老監獄般的城市中的境遇,他卻很難在與這些傑出人物的同台表演中贏得一席之地。他在這部影片中的作用是不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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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人說,瑞·庫德在這部電影中同樣存在一些問題:不論庫德在幕後為這些音樂家們付出了多少,無論古巴傳統音樂通常的起因是什麼,庫德的出現很容易引起音樂發燒友的這種感覺:與其讓庫德在錄音室里將他的夏威夷吉他混入美妙而純粹的古巴音樂中,還不如讓安分地坐在製作人的辦公室里。這一切的一切只是在表明,「樂滿哈瓦那」這個項目在最開始就是由那些反感「世界音樂」的人所發起和支持的。

人們希望,在古巴或其他類似的地方,這些偉大的古老音樂的演奏者不需要依靠外國資本的青睞來獲得回報。但是,諸如「樂滿哈瓦那」這類項目的終極奧義往往在於,項目本身的成功給參與其中的音樂家們帶來了何種影響。從這方面看,儘管許多音樂家在1999年以後相繼去世,但是在生前最後的時光里,他們在古巴乃至世界音樂中都贏得了一席之地。所以,上述問題的答案也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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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斯也一直在反思這樣的問題。在電視拍攝期間,他曾說:「我並不認為拍攝的方法和技術能夠決定一部電影。拍攝者對於被拍攝者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我很希望這部電影能夠得到認可,因為我們真的很熱愛這一切。」現在看來,這種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這部影片確實做到了。但是,關於「樂滿哈瓦那」,不論是唱片還是電影,目前最要緊的也許是古巴音樂的生命力如何在這片土地上延續下去,而不僅僅是將這些字眼作為標語或者吹捧哈瓦那舊城的旅遊口號。不久前,在島嶼的另一端——古巴聖地亞哥,我尋找到了一個有意思的答案。

那是一個歷史性的場合:我飛往聖地亞哥參加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葬禮。他是聖地亞哥的子民,更是古巴的國父。五十年代,卡斯特羅在聖地亞哥外的山區發起政變,塵歸塵,土歸土,他的骨灰也在2016年12月被安置於此。在葬禮的最後儀式結束的夜晚,在長達九天的國喪后,聖地亞哥的街道上終於響起了音樂。在小鎮中心廣場附近的街道上,我隱約聽到一個大型樂隊演奏著我熟悉的旋律。曲子開頭的和弦並非用吉他和卓思琴來演奏,而是類似於高中行進樂隊中的大型小號隊,再以層次分明的手打擊樂器伴奏。但我絕對不會弄錯,這首曲子就是《Chan Chan》。

大師鏡頭下的古巴,是熱火朝天的音樂天堂

我走過幾個街區尋到了聲音的源頭。那是座老房子,木製的門窗在夜晚的悶熱的空氣中向著大街敞開。大門的上方漆著它的名字:米格爾·馬塔莫羅斯音樂學校(the Miguel Matamoros Music School)。這個機構以「頌」的創造者之一命名,在這裡,一群約莫二十歲的年輕人每周日在廣場上進行公演。這裡的老師是個富有激情的男子,戴著象徵非洲古巴(Afro-Cuban)信仰的約魯巴珠子。我問他剛剛這些孩子為遊客演奏的曲子是不是《Chan Chan》,聖地亞哥人民是不是也喜歡這支曲子。他很詫異的看著我。「每個人都喜歡《Chan Chan》」他說,「難道你不知道嗎,這是好景俱樂部的曲子啊。」

大師鏡頭下的古巴,是熱火朝天的音樂天堂
作者:約書亞·傑利-夏皮羅(Joshua Jelly-Schapiro),著有《Island People: The Caribbean and the World》一書,多年來致力於記述古巴藝術與歷史


「恩愛夫婦營」首移師古巴舉行2017.08.21

婚姻治療法重建盟約基本要素
多倫多家庭更新協會首次將「恩愛夫婦營」移師到古巴舉辦。

【明報專訊】多倫多家庭更新協會首次將「恩愛夫婦營」移師到古巴舉辦。參加夫婦先上營內的訓練課程﹐然後漫步於古巴的陽光與沙灘﹐享受前所未有的親密與浪漫。

「恩愛夫婦營」是根據優良的婚姻治療法與重建婚姻的基本要素﹐融匯中國文化中家庭的獨特色彩與動力﹐經過近30年在世界各地華人社區試用並證明有效的訓練營。「恩愛夫婦營」目的是建立和鞏固夫婦的恩愛關係﹐幫助夫婦促進溝通同心同行。

過去多倫多家庭更新協會舉辦的「恩愛夫婦營」都是在渥爾維的酒店或Cranberry度假村舉行﹐於11月中舉行的一次特選在古巴舉行﹐希望參加者有更深刻和美好愉快的體驗。出發日期為11月13日﹐在11月20日回程。營地為古巴Ocean Varadero ELPatriarca度假村。費用每位1,380元﹐包括來回機票﹑「恩愛夫婦營」食宿及古巴首都夏灣拿一日遊。有專家指出﹐離婚數字在世界各地﹐當中包括加拿大正直線上升。離婚帶來的傷害不限於異離的夫婦﹐夫婦的下一代和有關親戚朋友不能倖免﹐帶來重大社會成本。有參加過「恩愛夫婦營」的夫婦稱許主辦者和帶領夫婦認真的引導﹐從營裏所學及參與者坦誠的分享非常受用﹐一些夫婦甚至在營後跨過離婚邊緣﹐重拾美滿婚姻。

邱清泰博士和妻子余竹君於1990年4月1日在美國加州創立家庭更新協會﹐現已發展成為國際組織﹐在加拿大﹑巴拉圭﹑智利﹑阿根廷﹑英國﹑北歐﹑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澳洲設有分會﹑聯絡處和協調小組。邱博士或許沒有想到這27年來﹐家庭更新協會能夠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透過無數「恩愛夫婦營」造就了不少恩愛夫妻﹐改善很多夫婦的關係﹐甚至挽回一些瀕臨破裂的婚姻。


古巴初生單眼豬 似黑猩猩多過豬2017.8.21
古巴一隻初生怪豬,只有一隻眼,長相像黑猩猩,村民都嘖嘖稱奇。
那隻豬在比那爾德里奧省聖胡安馬丁內斯出世,身呈棕色,一隻眼生在臉中央,雙耳與靈長類動物的差不多。
農夫見那隻豬的兄弟姊妹都健康正常,惟牠外表奇特,不明所以,立即召獸醫為牠檢查。村民亦聞風而至,看看那隻豬如何與別不同。
網上流傳的片段顯示,農夫的妻子提起小豬的前蹄,令牠以後足站起,看來更像黑猩猩。英國《每日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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