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528期通訊，2015年2月6日。
2015年2月6日古巴通訊528期
工人們在哈瓦那的雪茄工廠工作，當地許多生廠商們希望儘快在美國出售自己的雪茄品
牌，打入這個130億美元的市場。
地球彼端》謎樣的城市古巴哈瓦那2015-2-3
◎趙麟書（臺北信友堂會友）
哈瓦那的古蹟多的不勝枚舉，據官方統計有31%的建築物年份介於16世紀至19世紀。哈瓦那大教堂也是重要景點之一，教堂建物宏偉莊嚴肅穆，立面設計成非對稱式，兩側雙塔鐘樓一大一小，有兩百多年的歷史，整座城市隨處可見歲月留下的痕跡。
瑪洛碉堡（作者提供）
全世界目前最封閉的兩個共產國家，大概只有北韓和古巴；北韓位居亞洲，對台灣的百姓並不陌生，反觀古巴就不一樣了，好像謎一樣的國家！
老城區的復古風情
第一次知道古巴這個國家是在1961年的古巴危機，這次事件造就了古巴強人卡斯楚，也讓他在世界舞臺佔有一席地位。事隔五十年古巴已不像從前如此嚴密控制，而2014年古巴也與美國達成協議，恢復兩國中斷超過50年的外交關係，現在這個國家歡迎世界各國的觀光客來訪。去年十一月13日下午五點我和內人抵達古巴瓦拉狄洛機場（Varadero），個人因持台灣護照，入關雖不需簽證，但要在搭乘的飛機上購買效期一個月的旅遊卡（tourist card），此卡視為簽證。
古巴的移民關卡檢查仔細，花了近一小時才辦好出關手續，此時天色已暗。航空公司替我們叫了一輛計程車，由機場到哈瓦那要花費兩個小時車程，沿途沒有路燈，由車窗往外望去一片漆黑，如入無人之境，偶爾經過幾座小鎮，才見到一些微弱的燈光。這種景象讓我憶起五、六十年前的台灣，古巴似乎仍停留在那時空裡。
古巴首都哈瓦那人口210萬人，整座城市共分為15個行政區，老城區是最小的行政區域，但古蹟多集中在此。走在馬路當中，到處都是美國60年代的中古車，五顏六色，樣式可愛。除此之外，馬車和人力三輪車滿街跑招攬遊客，也是一大特色。
路的兩旁全是百年以上的老屋，根據官方統計，有31%的建築物的年份介於16世紀至19世紀，難怪聯合國要於1982年將這塊區域列為世界遺產。我住的旅館Plaza Hotel就屬這些老建物其中一棟，1909年建成，迄今已有百年歷史，許多觀光客慕名來此就是為了要入住這間旅館。
藝文活動表現輝煌
旅館斜對面是中央公園，公園中央立了一座古巴民族英雄荷西馬地（Jose Marti）的大理石雕像。他是古巴知名作家，在獨立戰爭中戰死沙場為國捐軀，後人感恩立碑紀念。老城區最顯著的地標應該是國會大廈，樣貌有點像美國國會，屬近代古典設計，可惜的是目前正在整修當中，不能就近參觀，只能隔街遠望。
國會大廈一旁的建物是1839年成立的哈瓦那劇院，屬巴羅克風格建築，裏面可容納1500位觀眾，我們可以藉此推想古巴早期或是現在藝文活動多麼耀眼輝煌，國會大廈後邊是雪茄工廠，工廠成立於1845年，生產多樣品牌口味的雪茄，銷往全國各地。不遠處可看見一座孤零零的牌坊立在街頭，上面寫著「華人街」三個大字。
早期哈瓦那的華人有一萬多人，卡斯楚奪權後實施共產主義，華人大部分的財產都被迫歸國家所有，他們只好移居臨近的中美洲國家或美國，如今在哈瓦那的華人只剩下一百多人。目前中國大陸對古巴影響力很大，雙邊貿易金額很高，由路上行走的各類大小旅遊巴士上所標示四個中文大字「宇通汽車」，可以看得出來中國與古巴的關係相當良好。
我下榻的旅館後邊有一條非常熱鬧的商店街和小吃街叫奧畢絲波街（Obispo St.），街口是弗羅裏達酒吧餐廳，裏面經常高朋滿座。酒吧如此出名，是因已故美國作家海明威在1939至1960年間居住古巴時與友人經常來此小酌，使得它聲名大噪。再往裏走，狹窄的街道兩旁經營各種商店像是書店、電子產品、藝廊以及各種小型博物館、餐廳及禮品店等，好不熱鬧。
海明威博物館緬懷文豪創作
這條街道有一著名旅館阿巴斯孟都司旅館（Ambos Mundos Hotel）。1930年代海明威常住此地，從事寫作工作，目前旅館已將他曾住過的511號房改為小型博物館，供遊客參觀。我們夫婦倆有幸進入內室，讓專人解說這位偉大的諾貝爾文學得獎大師的點點滴滴，對他有進一步的瞭解。擺置一旁的那台老式打字機，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都是由它而出。樓下不遠處是一家藥房博物館，藥品陳列層層架上，裝藥的瓷器瓶罐都是法國精緻的古董，具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古巴人非常自豪他們擁有頂尖的生醫科技，特別是在癌症和愛滋病藥品研發方面，成果卓著揚名國際。
哈瓦那的古蹟多的不勝枚舉，哈瓦那大教堂也是重要景點之一，教堂建物宏偉莊嚴肅穆，立面設計成非對稱式，兩側雙塔鐘樓一大一小，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可惜當天教堂不對外開放。
後來到維加廣場（Plaza Vieja），它是老城區最大的廣場，周邊建物都是倣效17世紀的形制建造的，在這古老建物中又可看到許多現代流行商業活動在裏面，如生意興隆的酒吧，還有博物館、現代畫廊及古董店等。適逢週末，街頭藝人正在舉辦演唱會吸引眾多遊客駐足觀賞，我們夫婦在附近一家露天啤酒屋，邊喝著黑啤酒邊欣賞他們表演。
往後幾天我們走訪了瑪洛碉堡、革命廣場、軍事博物館、哈瓦那大學、海明威常去的小漁港和中央火車站等。老城區到處都是景點，就是再花個四、五天都無法逛完，這座城市隨處可見歲月留下的痕跡，悠遊其間恍若隔世。
八天七夜的旅遊很快就過去了，在赴機場與我們同車的一位婦人，左手肘用紗布纏裹，嚴重受傷骨折，問明原因，才知兩天前出遊遇上一場車禍，而她的同伴腦震盪，當天仍躺在醫院觀察治療。想到自己與妻旅程平安，感謝神一路的保守，詩篇一二一篇8節謂：「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橫濱DeNA 簽古巴兄弟檔2015-02-03
〔記者吳清正／綜合報導〕橫濱DeNA宣佈以年薪3.5億日圓（約9500萬台幣）和古巴國家隊主砲古利耶續約1年，並簽下古利耶的弟弟，成為日職第一對古巴兄弟檔。
30歲的古利耶去年季中加盟DeNA，出賽62場打擊率0.305，擊出11支全壘打和30分打點，季後一度傳出巨人隊有意挖角，DeNA不但留住古利耶，連他弟弟也一起簽下來。
DeNA和21歲的小古利耶簽下年薪3500萬日圓（約950萬台幣）的兩年合約，小古利耶在最近一季的古巴聯賽出賽52場，打擊率0.326，擊出7支全壘打和39分打點。
而過去兩年在樂天隊打球的前洋基隊瓊斯有意重返大聯盟，經紀人波拉斯表示，至少有兩隊對瓊斯有興趣。
近半年來首次 古巴官媒發布老卡斯楚照片2015-02-03
中央廣播電台
古巴國營媒體2日晚間刊出前總統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的多張照片，駁斥有關這位年邁領袖健康衰退的傳聞。
這是將近6個月來，古巴媒體首次發布這位古巴革命領袖的照片。
根據古巴共產黨機關報「格蘭瑪報(Granma)」等官方媒體刊出的照片，有的顯示高齡88歲的斐代爾．卡斯楚在住所會見大學院校學生會領袖，有的顯示他在跑步。
由於去年12月17日美國和古巴宣佈雙方重修舊好的重大消息後，斐代爾．卡斯楚遲遲沒有露面，有關他的健康揣測甚囂塵上。
今年1月27日，古巴國營電視台才報導一封據說是出自斐代爾．卡斯楚之手的信函，他在信中指出，自己不信任美國，也不會與華府會談。
斐代爾．卡斯楚於1926年在古巴東方省出生，1959年1月1日他率領起義部隊推翻當時的獨裁政權，建立美洲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2005年6月，他因病住院，由弟弟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暫代元首職務，2006年斐代爾正式交棒給勞爾。
這是將近6個月來，古巴媒體首次發布這位古巴革命領袖的照片。
根據古巴共產黨機關報「格蘭瑪報(Granma)」等官方媒體刊出的照片，有的顯示高齡88歲的斐代爾．卡斯楚在住所會見大學院校學生會領袖，有的顯示他在跑步。
由於去年12月17日美國和古巴宣佈雙方重修舊好的重大消息後，斐代爾．卡斯楚遲遲沒有露面，有關他的健康揣測甚囂塵上。
今年1月27日，古巴國營電視台才報導一封據說是出自斐代爾．卡斯楚之手的信函，他在信中指出，自己不信任美國，也不會與華府會談。
斐代爾．卡斯楚於1926年在古巴東方省出生，1959年1月1日他率領起義部隊推翻當時的獨裁政權，建立美洲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2005年6月，他因病住院，由弟弟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暫代元首職務，2006年斐代爾正式交棒給勞爾。
老卡斯楚亮相 半年來首見 2015/2/4
高齡八十八的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楚（圖右／法新社），其照片二日出現在官方媒體，為去年八月以來首見。照片中的他坐著，略駝背，不過在和一名學生領袖談話時顯得神采奕奕。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高齡八十八的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楚，其照片二日出現在官方媒體，為去年八月以來首見。照片中的他坐著，略駝背，不過在和一名學生領袖談話時顯得神采奕奕。
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的弟弟、現任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宣佈，這兩個長久以來敵對的國家將恢復外交關係以來，有關菲德爾．卡斯楚健康的揣測愈演愈烈。
定期撰寫專欄文章的菲德爾．卡斯楚，在美古宣佈著手復交後對外封口，直到一周前才發表看法，對他的弟弟與歐巴馬接觸給予冷淡的支持。
菲德爾．卡斯楚的照片二日晚出現在古巴共黨機關報《格蘭瑪報》網站。格蘭瑪報刊出二十一張兩人對談的照片，有的顯示菲德爾．卡斯楚參與談話，有的則是他觀看影片與翻閱報紙的照片。
巴西一名神學家上周見過菲德爾．卡斯楚後表示，這位古巴前領袖健康良好。
解密中古牛蛙外交:卡斯特羅午宴上承諾贈蛙2015/2/5
北京新浪網
如今，牛蛙是南京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作為原產美洲的外來物種，牛蛙是怎樣傳入中國的？其中細節鮮少有人能說得清。最近，上海市檔案局的周曉瑛女士通過查閱大量檔案資料並採訪當事人，撰寫發表《卡斯特羅贈送的特殊國禮──中古“牛蛙”外交軼事》一文，介紹了上世紀60年代初，發生在中國和古巴之間的一段“牛蛙外交”。文中提到一個細節，1962年古巴送給中國400只牛蛙，其中有120只就“落戶”在南京。
國禮牛蛙緣何落戶南京？這些外國“客人”在南京有什麼樣的經歷？今天南京人餐桌上的牛蛙，與那批牛蛙有關嗎？帶著這些疑問，現代快報發現週刊記者展開了後續的採訪。現代快報記者 白雁 摘編整理
使館午宴，卡斯特羅表示要送一些牛蛙給中國
從外交部檔案中所能找到的關於“古巴牛蛙”的記載，最早見於1961年9月3日，是一份出自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工作人員之手的談話記錄。
那天，位於古巴首都哈瓦那城區中心的中國大使館，迎來了幾位熟悉的貴客。其中一位身穿橄欖綠軍裝的絡腮胡中年男子，正是大名鼎鼎的古巴革命運動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陪他一同前來的，還有當時的工業部長、後來同樣叱吒世界政治舞臺的切‧格瓦拉。
中國首任駐古巴大使申健，由毛澤東、周恩來親自點將，自上任伊始，便與卡斯特羅、格瓦拉等建立了互信、友好的關系。
那天的使館午宴，雙方的話題圍繞“吃”而開始。說起中古各有特色的食材，申健大使話鋒一轉，談起了古巴當地養殖的牛蛙。當時，在古巴牛蛙養殖已超過五十多年的歷史，牛蛙經濟在古巴亦成為繼蔗糖、雪茄後的另一項經濟支柱產業。申大使於是向兩位古巴領導人提出了一個請求，表示“中國很希望買一些牛蛙到中國試養”。對此，卡斯特羅當即表態，“完全可以”，並進一步表示“可以送一些給中國”。格瓦拉也點頭稱是，甚為贊同。
這年11月，申健大使回國述職。在京期間，他專程拜會了國家科委主任武衡，向武主任介紹了古巴總理卡斯特羅將要贈送我國牛蛙的情況。申大使還向武主任建議：最好能派一支牛蛙工作小組，專程赴古巴學習當地養殖技術，完成古方所贈牛蛙的接收工作。
12月29日，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致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就派“牛蛙小組”之事，正式作出回複，表示“原則上可同意派出”。
南京水產專家張興忠擔任“牛蛙小組”組長
對赴古巴學習牛蛙養殖技術及接收牛蛙回國的人員，水產部以“政治過硬、業務過硬”為標准，在全國範圍內各水產研究所、高校中進行甄選。名單很快被確定，一位是上海水產學院的青年教師蘇錦祥，另一位則是南京長江水產研究所的張興忠。整個甄選過程，僅少數人知曉，對外秘而不宣。
1962年4月26日，以張興忠為組長的“牛蛙小組”從北京出發，飛赴古巴首都哈瓦那。四天後，“牛蛙小組”抵達目的地──古巴首都哈瓦那開始考察。為了保証這些活蹦亂跳的牛蛙們盡可能“鮮活”地被帶回北京，“牛蛙小組”和古巴專家一起嚴格把關，通過肉眼觀察，進行挑選，保証入選牛蛙皆是“青壯年”。
古巴政府為配合牛蛙的中國之旅，也是一路大開“綠燈”。1962年6月5日，200對共400只古巴牛蛙被裝入十幾只白鐵皮運輸箱，在“牛蛙小組”的護送下，登上了從哈瓦那機場起飛的航班。
兵分三路，120只牛蛙落戶南京
6月10日，古巴牛蛙抵達北京首都機場，水產部聯系國內航空機構進行轉運。在“牛蛙小組”的護送下，400只牛蛙依照50%、30%、20%的比例，分別送上飛往廣州、南京、上海的航班。待飛機降落後，又被裝上汽車，運往上述城市的水產院校和水產養殖試驗場。
6月14日，最後一批牛蛙運抵廣州芳村養殖場，古巴牛蛙全部分送完畢。據外交部檔案記載，400只牛蛙中，“僅僅死亡11只，其中上海和南京死亡的7只中，有6只是開包時發現的，另一只是隔一天死的。經解剖檢查，死亡蛙的腸胃中是空的，估計是從捕捉到運抵養殖地過程中，因飢餓而致死。”這在當時的交通和技術條件下，不可不謂是一次“奇跡”。
作為接運工作組的專家，張興忠送牛蛙回南京、蘇錦祥送牛蛙回上海，各自完成交接任務後，再返北京。按上級要求，向水產部、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匯報情況，並撰寫牛蛙繁育及養殖的書面報告。
1962年6月29日，“卡斯特羅贈送古巴牛蛙給中國”的新聞稿終於通過新華社正式對外發布，並刊登在第二天的國內各大報刊上。南京的《新華日報》，也於30日刊登了題為《卡斯特羅送我一批牛蛙──已分別接運到江蘇、上海等地飼養》的新華社電文。
與此同時，接收“國禮”牛蛙的省份將培育牛蛙當作一項重大而光榮的政治使命，調動了本地水產養殖領域最優秀的人才，進行重點繁育，並向更多的地方推廣，很快就遍及全國二十多個省份。
牛蛙在中國的安家落戶，也牽動著兩國領導人的心。在牛蛙落戶中國的頭一年，周總理為此專門致信卡斯特羅，表示感謝。卡斯特羅對於牛蛙，同樣也是牽記在心，每次接見我代表團時都會問及此事，而中方代表團訪問古巴或拜會卡斯特羅時，也有一“保留節目”：匯報古巴牛蛙在中國的近況。卡斯特羅對此總是致以由衷的感謝。
國禮牛蛙緣何落戶南京
周曉瑛文中提到，1962年，中方的“牛蛙小組”以張興忠為組長，前往古巴迎接國禮牛蛙。張興忠1961 年畢業於蘇聯莫斯科大學生物系，是我國著名的水產研究專家。上世紀60年代，張興忠供職於長江水產研究所，這家研究所是我國最早的水產科學重點研究機構之一，於1958年在南京成立。1962年，貴為國禮的古巴牛蛙之所以能落戶南京，與這家水產研究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1965年9月，長江水產研究所由南京遷至湖北省沙市，包括張興忠在內的一批專家也隨所遷往湖北。長江水產研究所遷至湖北後，多次更名，1984年後定名為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如今，這家水產研究所已經遷至武漢。張興忠教授目前已經退休，定居湖北荊州。
國禮牛蛙命運如何
1965年，也就是古巴牛蛙落戶中國後的第三年，由於國際關系的變化與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各地水產院所、水產養殖場的科研人員們被政治運動裹挾，身不由己。全國各地養殖的古巴牛蛙，也大多以流放野外、回歸自然而告終。
上世紀80年代，古巴牛蛙再次回歸人們的視線。當時，湖南省漢壽縣有農民在洞庭湖邊的小湖裏聽到了牛蛙的叫聲。循著線索，科研人員在湖泊中發現了少量牛蛙。檢驗結果表明：洞庭湖邊的牛蛙正是古巴牛蛙的後代。此後，通過當地科研人員的不斷研究，牛蛙養殖技術得以攻克，從當地銷出的古巴牛蛙苗種很快遍佈國內。
中國養殖牛蛙始於何時
中國的牛蛙養殖，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有了。
據記載，1935年，上海江灣紀念路有一個沈姓老闆開了一家“上海養蛙場”，叫賣一批從美國引進的牛蛙，號稱“珍寶巨蛙”，每對售價24元(相當於當時一個工人一個月的薪金)，但後來不了了之。1958年，上海水產學院也曾試養過幾只，但因未產卵而死亡。
1959年，浙江省寧波市水產研究所和天津市楊柳青農場先後從日本購進牛蛙試養。1961年初，廣東省芳村淡水養殖場也從日本引進牛蛙養殖。上述種種均未成氣候。這些從日本引進的牛蛙，死亡率在70%以上。
古巴雪茄廠商盼進入美國市場2015-2-6
國際線上專稿：據秘魯《商業報》2月6日報道，雖然去年年末美國對古巴商品出口的限制有所放寬，但是古巴雪茄仍不能合法在美國銷售，面臨著相當大的出口阻礙。
隨著美國和古巴尋求關係正常化，一月份，美國總統奧巴馬下令，允許美國人去古巴旅遊的話可以攜帶價值100美元的古巴朗姆酒和煙草出境。但是，這些商品仍只能出售給少部分美國人，因為直到目前，美國人去古巴旅遊仍會受到一些限制。
美盼4月前開使館 古巴開條件 2015年2月6日
（原標題）美盼4月前開使館 古巴堅持先刪名單
美國政府向古巴當局施壓，希望能在今年4月前在哈瓦那開啟大使館，但古巴堅持美國應首先將古巴從支持恐怖組織的國家名單上移除。
古巴拒絕美國設立使館，可能會讓兩國間的談判變得更加複雜，美國政府表示正催促官員快馬加鞭，將古巴從名單上移除，但最快也要在今年6月，甚至更久的時間。
美國急切希望在今年4月在巴拿馬舉行的美洲峰會前，與古巴恢復外交關係，屆時美國總統歐巴馬將和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楚會面，這將是兩人繼2013年以來的首次會面。（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卡斯楚贈送的特殊國禮（1）2015-01-05
周曉瑛 來源：新民晚報
圖片說明:申健、熊友榛夫婦在中國駐古巴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上（照片由申健、熊友榛之子申強提供）
1962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報紙，均在重要版面刊登了一條來自新華社的消息：古巴總理菲德爾·卡斯楚贈送給我國政府的一批大型食用牛蛙，最近已用飛機由哈瓦那運來北京，並已由養殖單位分別接運到廣東、江蘇和上海等地進行飼養。這批牛蛙經過長途運輸，成活情況良好。
幾年前，在外交部檔案館浩如煙海的開放檔案中，筆者無意中查到幾份與“卡斯楚贈送中國牛蛙”有關的解密檔，其中多涉及周恩來、菲德爾·卡斯楚、切·格瓦拉等中古政壇的風雲人物。看似並不“高大上”的小牛蛙，為何會引起兩國高層的重視？它們來華之後發生了哪些值得回味的故事？如今國人日常所食的牛蛙又是否與此有關？
帶著疑問，通過翻閱外交部檔案，查找相關歷史文獻，並尋訪當年親歷者……一段多年來鮮有人能完整知曉的“牛蛙外交”軼事，由此漸漸浮出了歷史的水面。
使館午宴
從外交部檔案中所能找到的關於“古巴牛蛙”的記載，最早見於1961年9月3日，是一份出自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工作人員之手的談話記錄。
那天，位於古巴首都哈瓦那城區中心的中國大使館，又迎來了幾位熟悉的外國貴客。其中一位身穿橄欖綠軍裝的絡腮胡中年男子，正是大名鼎鼎的古巴革命運動領袖菲德爾·卡斯楚，陪他一同前來的，還有當時的工業部長、後來同樣叱吒世界政治舞臺的切·格瓦拉。在中方使館人員的記憶中，當時正值中古外交蜜月期，幾位古巴領導人如同友鄰串門一般，頻頻來大使館做客，賓主雙方關係極為融洽，“古巴領導人常和申健大使坐在同一張沙發上促膝交談，親密無間。”
自1960年9月起，古巴成為西半球首個與社會主義中國建交的國家。對於這個敢於同美國直接叫板的美洲小國，以及其革命運動的精神領袖卡斯楚，中國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古巴革命有世界意義”。作為中古建交初期的關鍵人物——中國首任駐古大使申健，由毛澤東、周恩來親自點將，自上任伊始，便與卡斯楚、格瓦拉等建立了互信、友好的關係。除了在各種會議的正式場合中接觸，申大使也將外交舞臺延展到了大使館的會客廳以及餐廳。而對於不拘小節、外向開朗的卡斯楚來說，他似乎也更樂於去中國大使館和申大使會面。在那裏，雙方圍繞著兩國間的文化、科技、商貿、農業領域合作，展開了一系列開誠佈公、輕鬆自如的交談，許多合作中擦出的火花，便是從這裏開始。
當然，除了大使館相對輕鬆的氛圍外，還有一個因素，也是吸引卡斯楚常常光顧於此的原因，這就是使館廚房有一位燒得一手地道中國菜的大廚。常以中國美食“老饕”自居的卡斯楚，酷愛此地幾道名菜：松花蛋和糖醋魚，每次來訪，服務員也會在午宴或晚宴擺桌時，特意放上一瓶他喜愛的桂花陳酒，並在刀叉之外，為其再備上一副使用起來更得心應手的筷子。
這一天的使館午宴，如同檔案中所記載的那樣，雙方的話題首先還是圍繞“吃”而開始。申健大使向卡斯楚和格瓦拉介紹了中國水稻專家和蔬菜專家在古進行生產試驗的最新情況。根據兩國間所簽署的《科學和技術合作協定》，中方將先後派遣北京鴨、淡水魚和水稻等領域專家到古巴，教授當地人種植水稻、飼養此前未有過的鴨類和淡水魚品種。從大米、蔬菜談開，作為農場主兒子的卡斯楚對此頗有心得。他甚至還在哈瓦那郊區建有一個家庭農場，養殖一些家禽，栽種四季蔬菜水果。說起中古各有特色的食材，申健大使話鋒一轉，談起了古巴當地養殖的牛蛙。當時，在古巴牛蛙繁殖已超過五十多年的歷史，憑藉得天獨厚的氣候優勢，使得當地牛蛙生命力較強，繁育週期短，也因此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古巴全國約有8個冷凍公司專門經營牛蛙製品的對外出口，年出口額達到五十萬美元，牛蛙經濟在古巴亦成為繼蔗糖、雪茄後的另一項經濟支柱產業。
申大使於是向兩位古巴領導人提出了一個請求，表示“中國很希望買一些牛蛙到中國試養”。對此，卡斯楚當即表態，“完全可以”，並進一步表示“可以送一些給中國”。格瓦拉也點頭稱是，甚為贊同。賓主雙方就此一拍即合。
卡斯楚贈送牛蛙的消息，並沒有通過“電報”、“信函”等很快傳回國內。與中古雙方此前互贈的機器設備或農作物不同，牛蛙是活物，縱身跳躍可達兩米高，如何將其安全穩妥地運輸，又如何解決其後續飼養問題，對此，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又經過了一番摸底。直到兩個月以後，他們才正式告知北京，而傳遞消息並親自落實此事的，正是申健大使本人。
這年11月，申健大使回國述職。在京期間，他專程拜會了國家科委主任武衡，向武主任介紹了古巴總理卡斯楚將要贈送我國牛蛙的情況。申大使還進一步補充說明，由於古中相距遙遠，再加上牛蛙生活習慣特殊，養殖技術要求較高，因此他向武主任建議：最好能派一支牛蛙工作小組，專程赴古巴考察當地養殖技術，完成古方所贈牛蛙的接收工作。
申大使的建議很快得到了積極回應。從外交檔案中，可以看到水產部、國家科技國際合作局、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圍繞“卡斯楚總理贈送中國牛蛙”、“如何接收古巴牛蛙”等事宜，彼此間協商、溝通的來往函件。
12月29日，就在申大使和武主任會面的一個月後，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致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就派“牛蛙小組”之事，正式作出回復：
現水產部擬于明年（1962年，作者按）三月派兩人小組去古，四月返回……科委領導已批同意，我們考慮，為了加強兩國科技交流和中古友誼，原則上可同意派出。
卡斯楚贈送的特殊國禮（2）——中古“牛蛙”外交軼事
周曉瑛
■ 蘇錦祥在哈瓦那“五一”遊行集會現場留影，在他身後不遠處便是卡斯楚、格瓦拉所在的主席臺
◆ 周曉瑛
秘密選拔
牛蛙因叫聲酷似牛哞而得名，同國內常見的青蛙、蟾蜍相比，古巴牛蛙的體型更大（相當於一般青蛙的兩倍），彈跳高度更高（可達兩米），口味也更鮮美嫩潔。但對於那個年代的中國人而言，別說在餐桌上見不到，就連牛蛙這個詞，也幾乎是聞所未聞。
但事實上，牛蛙養殖在中國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早在1935年，上海江灣紀念路有一個沈姓老闆開了一家“上海養蛙場”，叫賣一批從美國引進的牛蛙，號稱“珍寶巨蛙”，每對售價24元（相當於當時一個工人一個月的薪金），但後來不了了之。1958年，上海水產學院也曾試養過幾隻，但因未產卵而死亡。1959年，浙江省寧波市水產研究所和天津市楊柳青農場先後從日本購進牛蛙試養。1961年初，廣東省芳村淡水養殖場也從日本引進牛蛙養殖。上述種種，均未成氣候。
中國國家科技國際合作局在1962年的一份報告，專門就引進古巴牛蛙的可行性及發展前景作評估：“鑒於過去從日本引進的牛蛙（原產美洲）已死亡70%，國內缺乏養殖牛蛙的經驗，又很需要發展養蛙事業”，“古巴牛蛙肥大，肉可食，皮可制女皮鞋和小皮包，並有條件在我國養殖”……
與此同時，水產部也在緊張有序地安排選拔，對赴古巴考察牛蛙養殖技術及接收牛蛙回國的人員，他們以“政治過硬、業務過硬”為標準，在全國範圍內各水產研究所、高校中進行甄選。名單很快被確定，入選者分別來自上海和南京，一位是上海水產學院的青年教師蘇錦祥，另一位則是長江水產研究所的張興忠。整個甄選過程，僅少數人知曉，對外秘而不宣。據後來成為中國魚類學研究專家的蘇錦祥教授在接受筆者採訪時回憶，“那時候我也完全不知情。只是覺得奇怪，有一天在做實驗，學校攝影師跑來看我，一邊還拿著紙比對，悄悄問旁人‘像不像’。後來才曉得，原來是水產部要為我辦理赴古護照，但不方便通知本人去拍照，只好從檔案裏翻出老照片翻拍，又擔心和本人不像，所以跑來確認。”
直到出國前一個星期，蘇錦祥才得知此事：“領導說，要派我去古巴，接運卡斯楚總理贈送給我國的牛蛙。”此前一直從事魚類研究的他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出國任務，感到十分意外，卻又頗感光榮：“當時我是青年教師中為數不多的黨員，這是組織對我的信任。”
第二天，蘇錦祥被安排去青浦，參觀當時滬上唯一養殖牛蛙的水產養殖場。“幾隻牛蛙關在水泥池裏，一蹦老高，鼻子碰到池壁都破皮了。”這也是他第一次近距離看到牛蛙。兩天后，蘇錦祥動身前往北京，在水產部報到時，遇到了南京來的張興忠，一位曾在蘇聯莫斯科大學留學多年的魚類研究同行。部領導向蘇、張二人鄭重宣佈：成立赴古牛蛙接運小組，張興忠為組長，蘇錦祥為組員。
4月26日，牛蛙小組從北京出發，乘中國民航飛機，經莫斯科、布拉格兩度中轉，飛赴古巴首都哈瓦那。水產部交給他們的使命是：“考察牛蛙的飼養，並接運古方贈送的牛蛙，計雌雄種蛙各200只。”
迢迢萬裏
中國和古巴，一個在亞洲大陸，一個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岸，中間隔著一望無涯的太平洋。四天后，“牛蛙小組”抵目的地—古巴首都哈瓦那。加勒比海岸吹來溫暖略帶腥鹹味的海風，濃鬱的異國情調撲面而來，與之相映襯的，還有古巴人革命的激情、戰鬥的氣氛、充滿熱情的待客之道。
當時正趕上“五一”勞動節，哈瓦那照例舉行了隆重的遊行集會，卡斯楚、切·格瓦拉等古巴黨政高層領導人參加集會並觀禮。初來乍到的蘇錦祥和張興忠，作為中國貴客，受邀登上了集會現場的嘉賓觀禮台，而他們身後僅幾米遠的地方，便是卡斯楚等人所在的主席臺。卡斯楚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說，用激動和激烈的語調譴責了美國對古巴的不斷侵犯與實行經濟封鎖，號召古巴人克服眼前的困難，一定要堅決保衛革命勝利果實。他的演講獲得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歡呼聲和口號聲。
除了應邀出席隆重節慶活動，蘇錦祥和張興忠也被安排參與了不少富有“社會主義國家”特色的活動，如節假日去甘蔗地裏切割甘蔗，去工廠車間參觀，到海上看漁民捕魚，體驗當地人的日常勞作與生產。古巴方面也想以這種方式，向遠道而來的中國客人展現一個生活富足、人民安居樂業的古巴。
“牛蛙小組”平時住在位於哈瓦那市中心的中國大使館，在那裏他們可以享用到使館食堂美味可口的中國菜，食堂師傅也親熱地稱他倆為“牛蛙同志”。大使館進出交通便利，他們每日都會坐上古官方派出的專車，在哈瓦那養魚場場長的陪同下，前往首都及周邊的各個省份，參觀古巴漁業合作社、水晶宮、養魚中心、罐頭廠、冷煉廠，瞭解牛蛙的日常習性及加工流程。其間一個細節，令蘇錦祥多年以後仍記憶清晰：“古巴的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但當地通曉西語和中文的人很少，大使館找到了一位元華僑為我們全程翻譯，不過他只會廣東話，好在我祖籍廣東，略通粵語，所以考察過程中，當地人說西班牙語，華僑翻成廣東話，我再翻成普通話給張興忠聽。”
除了與牛蛙養殖有關的考察參觀，他們還走街串巷，瞭解加勒比海岸的風土人情，也發現了不少當地獨有的與牛蛙有關的風景線：“古巴牛蛙皮具業較發達，牛蛙的皮製成革，比牛皮更珍貴，做成的公事包、錢夾、女士皮鞋、手提包，比牛皮做的要貴幾倍。我們看到不少古巴婦女用蛙皮提包，穿蛙皮皮鞋。”
對於傳說中“鮮美異常”的牛蛙肉，在蘇錦祥印象中古巴人自己倒是很少吃，反而以出口為主，“不過國內飯店也有蛙腿賣，我們吃過一次，肉很鮮美，口感像是雞肉。”
卡斯楚贈送的特殊國禮（3）
日期：2015-01-07 作者：周曉瑛 來源：新民晚報
圖片說明:1962年6月30日《人民日報》關於卡斯楚贈送牛蛙的報導
◆周曉瑛
轉眼進入6月，考察臨近尾聲，有一個難題擺在他們面前，那就是如何在長時間空中飛行後，保證這些活蹦亂跳的牛蛙們盡可能“鮮活”地被帶回北京？為此，“牛蛙小組”可以說花費了很大一番心思。一方面，他們精心挑選了古巴西部比那爾德里奧省的野生牛蛙作為採集來源，那裏的牛蛙長期生活在天然池塘中，活力及繁育能力在古巴牛蛙中屬於上乘。對於捕捉到的牛蛙，他們和古巴專家一起嚴格把關，通過肉眼觀察，進行挑選，保證入選牛蛙皆以“青壯年”為主。此外，他們還在哈瓦那水產養殖場多次進行包裝工具、運輸方法和長途運輸的模擬試驗，最終篩選出一種圓筒分層的運輸箱作為容器，將牛蛙與浸過水的海綿放在一起，保證路途中一定的溫、濕度環境，並可避免劇烈碰撞。
古巴政府為配合牛蛙的中國之旅，也是一路大開“綠燈”，他們特意開具了一張證明，寫明這批動物是作為卡斯楚總理贈送給中國政府的禮物，並主動承擔了包括運費在內的全部費用。正式啟程前，古巴有關機構，早已開具好了牛蛙的檢驗檢疫證明，並聯繫捷克、蘇聯等國航空公司進行托運，“牛蛙小組”僅需負責牛蛙的押送和沿途照顧，這樣一來，中途換機轉運的一切手續，都由航空公司之間負責接辦，為中方省去了不少途中過境的麻煩。
1962年6月5日，200對共400只古巴牛蛙被裝入十幾隻白鐵皮運輸箱，在“牛蛙小組”的護送下，登上了從哈瓦那機場起飛的航班。由於西方的封鎖，古巴對外交通頗費周折，他們須從哈瓦那出發，途經捷克布拉格轉機，飛往蘇聯莫斯科後再轉乘中國民航飛機。待這些特別的古巴小客人抵達北京，已是五天以後。
政治禮遇
6月10日，古巴牛蛙抵達北京首都機場，水產部聯繫國內航空機構進行轉運。在“牛蛙小組”的護送下，400只牛蛙依照50%、30%、20%的比例，分別送上飛往廣州、南京、上海的航班。待飛機降落後，又被裝上汽車，運往上述城市的水產院校和水產養殖試驗場。
6月14日，最後一批牛蛙運抵廣州芳村養殖場，古巴牛蛙全部分送完畢。據外交部檔案記載，400只牛蛙中，“僅僅死亡11只，其中上海和南京死亡的7只中，有6只是開包時發現的，另一只是隔一天死的。經解剖檢查，死亡蛙的腸胃中是空的，估計是從捕捉到運抵養殖地過程中，因饑餓而致死。”在國際和國內將近十天的連環運輸中，牛蛙的存活率達到97%。這在當時的交通和技術條件下，不可不謂是一次“奇跡”。
作為一路的接運專家，張興忠送牛蛙回南京、蘇錦祥送牛蛙回上海，各自完成交接任務後，再返北京。按上級要求，向水產部、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彙報情況，並撰寫牛蛙繁育及養殖的書面報告。此間，一位元新華社記者曾專程來採訪“牛蛙小組”，詢問古巴牛蛙的來龍去脈。不知為何，記者的採訪內容遲遲未對外披露。直到半個月後，也就是6月29日，“卡斯楚贈送古巴牛蛙給中國”的新聞稿終於通過新華社正式對外發佈，並刊登在第二天的國內各大報上。
見報雖晚，但古巴牛蛙所受到的政治禮遇之厚，卻是前所未見的。就拿有著中國政治風向標之稱的《人民日報》為例，此前報紙，從未出現過任何與牛蛙有關的報導。但在1962年6月30日以後，關於牛蛙的新聞卻如雨後新筍般頻見報端，如：《古巴牛蛙安居上海》、《古巴牛蛙在上海生長良好》、《牛蛙在廣東生兒育女》、《廣州市設立牛蛙養殖試驗場》……而在地方上，以上海為例，包括《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在內的各大報紙，關於“牛蛙”的報導，也是從無到有，一時間紛紛佔據了各報的重要版面，成為記者們爭相關注的熱點話題。
與此同時，牛蛙被作為“卡斯楚總理贈送給周恩來總理”的國禮，被各接收省份當作一項重大而光榮的政治使命，調動了本地水產養殖領域最優秀的人才，進行重點繁育，並向更多的地方推廣，很快就遍及全國二十多個省份。1962年9月，水產部專門在京召開了一次全國範圍內養蛙工作經驗的交流和總結會議，其會議規模、參會人數均創下中國養蛙歷史紀錄。
自1962年至1964年，牛蛙從原來的新名詞，漸漸成為當時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個常見詞。不少人都翹首期盼著，有朝一日能在餐桌上，嘗嘗這傳說中“肉質細嫩潔白，味道鮮美，營養豐富”的蛙肉。但客觀地講，當年有機會一嘗其味的中國人只能用鳳毛麟角來形容。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任職於中國文化部的黎之老人，在回憶文章中不無遺憾地提到了他與牛蛙“失之交臂”的故事：1964年10月中旬，他代表文化部赴釣魚臺國賓館十號樓，參與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工作。在起草和定稿過程中，周總理、陳老總常常來參加會議討論或看望大家。有一次，吃中飯時，陳毅告訴大家，明天他請大家吃牛蛙。聞此消息，在場者皆充滿期待。“第二天中飯時，我同桌的幾個從未吃過牛蛙的人，一見到肉類，就猜：這大概是牛蛙。飯後，陳老總宣佈，今天沒有牛蛙，我打招呼晚了，來不及準備。舉座大笑。”不難看出，當年即便是在釣魚臺國賓館的宴會廳，哪怕是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做東，想要招待客人吃牛蛙，也非輕而易舉之事。在北京中央尚如此，在地方、在民間更可想而知。
就這樣，在人們的口口相傳中，牛蛙由新聞報導中的常見詞而演變為另一種傳奇，它不再只是“卡斯楚總理贈送給周總理的國禮”，而成為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奢念。據一位水產養殖場的職工家屬回憶，當年他們養殖場是所在省唯一的繁育牛蛙基地，該單位負責人因為討好上級，私自拿了幾隻牛蛙相贈，結果被群眾檢舉揭發，因此受到懲處，身敗名裂。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牛蛙因其贈與者是卡斯楚受到了非一般的政治禮遇，更因它的難以得到，愈發顯得稀奇和珍貴。
卡斯楚贈送的特殊國禮（4）2015-1-8
作者：周曉瑛 來源：新民晚報
圖片說明:1962年7月1日《新民晚報》關於牛蛙落戶中國的報導
卡斯楚贈送的特殊國禮（4） ——中古“牛蛙”外交軼事
◆周曉瑛
舌尖美味
牛蛙在中國的安家落戶，也牽動著兩國領導人的關心與掛念。中國總理周恩來曾以“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人”來形容中古友誼，在牛蛙落戶中國的頭一年，周總理為此專門致信卡斯楚，信中這樣寫道：
親愛的菲德爾·卡斯楚總理同志：
您贈送的古巴牛蛙，已經順利地運到我國，並已分別安排在上海、南京、廣州養殖。目前這些牛蛙生長和繁殖情況良好，我國水產部門正在推廣養殖工作，一定要使這些牛蛙在中國能夠繁衍起來。
我國接運牛蛙和考察學習的人員在古巴期間，受到貴國政府及有關部門的熱情接待，古巴各地人民也給了他們以熱烈歡迎和積極協助，使他們順利地完成了接運和學習的任務，這些都充分地體現了古巴革命政府和古巴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對此，我謹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完全相信，中古兩國人民在共同鬥爭中凝結成的偉大友誼和兄弟般的互助合作關係，一定會日益鞏固發展。祝中古友誼萬古長青！
順致最親切的問候。
周恩來1962年8月24日於北京卡斯楚對於牛蛙，同樣也是牽記在心，每次接見我代表團時都問及此事”，而中方代表團訪問古巴或拜會卡斯楚時，也有一“保留節目”，那就是彙報古巴牛蛙在中國的近況，卡斯楚對此總是致以由衷的感謝，並表示“很高興地看到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對於牛蛙這些小事這麼關心，做得這麼盡心”。
但凡當時有古巴代表團訪問中國，除了安排參觀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的工農業及旅遊景點外，還有當地的牛蛙養殖基地。據《人民日報》記載：1964年10月9日，以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哈瓦那省委員會組織書記佩奧裏為首的代表團，抵達廣州訪問，參觀了廣州市郊石井人民公社和華僑糖廠。此外，“貴賓們還參觀了牛蛙養殖試驗場。1962年6月卡斯楚總理贈給周恩來總理的古巴牛蛙有一半在這裏養殖，貴賓們看到這些又肥又大的古巴牛蛙，非常高興，他們捉住肥大的古巴牛蛙請攝影記者給他們拍照留念。古巴牛蛙初到這裏落戶時，每只體重只有四兩，現在已長到一斤半至兩斤重，而且已繁殖了三萬多隻。”
可惜，天未能遂人願。在內外因交纏的歷史背景下，牛蛙的命運又慢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1965年，也就是古巴牛蛙落戶中國後的第三年，一團愈來愈濃重的陰雲籠罩在中古之間：中蘇關係宣告破裂，北京與哈瓦那的關係起了變化……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四清”、“文革”等運動，聲勢浩大，一浪高過一浪，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身不由己地裹挾其中，其中當然也少不了那些水產院所、水產養殖場的科研人員們。
位於上海青浦趙巷的青浦淡水養殖試驗場，至今仍保留著當年養殖牛蛙的幾口魚塘和水泥池，只是牛蛙早已不見了蹤影。作為1962年第一批引進古巴牛蛙養殖的地方科研機構之一，該場經過幾年的飼養馴化，牛蛙產卵時間逐年提早，產卵量也不斷增加。科研人員在原有牛蛙養殖技術上又推陳出新，改用養魚專用的河塘來飼養牛蛙蝌蚪，不僅降低了養殖成本，也提高了蝌蚪的成活率。可以說，他們當年的牛蛙養殖技術，在中國已屬領先。
但當進入1966年，牛蛙的成活率卻已不是水產學家們所能掌控的了。隨著大批科研人員投入“運動”，原本熙攘的研究室人去屋漸空。而同時，一封封群眾來信寫往上級單位，反映養殖場以高成本精養牛蛙，卻又無法大量投產。為此，上級領導綜合各方意見後，養殖場採取了縮減成本，擴大牛蛙產量的嘗試：將牛蛙放入農田野生放養。但野外放養的牛蛙，一方面缺少餌料，另一方面當時農田往往大量澆灌農藥，土質和水質均受影響，牛蛙或因饑餓，或因中毒，相繼而亡。
為此，該場領導曾試圖向外單位取經。但當年曾接收並推廣牛蛙養殖的20多個省、市，絕大部分不再從事牛蛙養殖繁育，那些曾作為先進典型的研究院所，也早已停止了試驗工作。經過一番權衡利弊的抉擇，養殖場負責人在與革命群眾充分研究討論後，達成了共識：“牛蛙對我國國民經濟意義不大。今後不準備繼續飼養。現存約120只種蛙將聯繫處理。”最終，這些曾經帶給人們光榮與使命的牛蛙，被一池一池地放歸於公園的河塘中，從此不知去向。
和上海一樣，其他省份的古巴牛蛙，也大多以流放野外、回歸自然而告終。從1962年到1966年，因卡斯楚贈送牛蛙而引發的這一波牛蛙養殖浪潮，由盛及衰，就此偃旗息鼓。
時過境遷。歷史的車輪緩緩駛入了1980年代，湖南省漢壽縣傳來消息，有農民在洞庭湖邊的小湖裏聽到了“牛叫的蛙聲”。循著線索，科研人員在湖泊中發現了少量牛蛙。
聞此消息，蘇錦祥教授不禁喜從中來：“湖南本沒有牛蛙，唯一引進的便是從古巴帶回的那一批，雖然‘文革’中被放流野外，但很可能生存繁衍了下來。”湖南方面的實驗結果也證明了他的分析——洞庭湖邊的牛蛙的確就是古巴牛蛙的後代。此後，通過當地水產科研人員的不斷實驗研究，牛蛙養殖技術得以攻克，從湖南漢壽當地銷出的古巴牛蛙苗種很快又遍及國內近20個省市。
自1962年初興，歷經動亂年代的蟄伏，由“卡斯楚贈送牛蛙”所引發的這一股牛蛙養殖潮流，終於在改革開放年代又被重新喚醒，得以延續、重振。此後，中國牛蛙養殖業雖也曾向美國引進過牛蛙，但自始至終還是以當年的古巴牛蛙作為最重要的種苗來源，並在新舊世紀之交形成了一條養殖、銷售、加工、美食的完整產業鏈，也最終實現了老一輩外交家、水產科學家們的夙願——“牛蛙被端上餐桌，成為每一個普通中國人都能品嘗到的‘舌尖美味’。”
摘自《檔案春秋》201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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