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中」，第707期通訊，2019年3月17日。
2019年3月17日古巴通訊707期
內容
古巴外交部譴責美國國務卿無禮聲明2019/2/28
古巴外交部26號發佈聲明，強烈譴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本月24號古巴全民公投提出質疑的無禮聲明。古外交部表示，古巴人民的聲音清晰明了，自由地表達了支持社會主義建設的意願。儘管美國政府旨在影響憲法公投，古巴人民一直以來都反對美國企圖主導本國命運的任何主張。
而蓬佩奧的聲明內容體現了深根於美國現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也體現了重新將門羅主義強加於西半球的企圖。古巴外交部要求美國務院必須停止干涉別國內政以及選舉、投票進程的做法，這是違反國際法的表現，也違反了處理主權國家間關係的準則。
古巴譴責美國升級對古經濟封鎖2019/3/4
新華社哈瓦那3月4日電（記者朱婉君）古巴外交部4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執行「赫爾姆斯－伯頓法」第三條的部分內容，認為這是對古巴「侵略行為的新升級」。
美國國務院此前宣布將於3月19日起啟用「赫爾姆斯－伯頓法」第三條部分內容。這一決定使美國公民可以向美國法院起訴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的古巴實體。美方還表示，日後有可能完全執行第三條的全部內容，即准許美國公民向美國法院起訴與古巴有經貿往來的外國企業。
古巴外交部的聲明對此表示強烈譴責。聲明說，古巴政府按照國際法「公正、恰當地」推進國有化進程，美國制定的制裁名單「毫無根據」。美方此舉意在加強對古巴的封鎖，給古巴經濟發展製造更多障礙。聲明還向在古巴經營的外國企業重申，古巴將積極保障外資與合作項目。
這是美國自1996年通過「赫爾姆斯－伯頓法」后首次執行其中第三條。「赫爾姆斯－伯頓法」第三條的大致「邏輯」和內容是，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后，一些美國公司和個人財產被古巴政府「沒收」，因此美國公民可以在美國法院向使用這些財產的古巴實體以及與其有經貿往來的外國公司提起訴訟。
「赫爾姆斯－伯頓法」第三條一度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對。由於擔心執行第三條的相關內容會嚴重影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1996年以來，歷任美國總統都動用總統權力凍結其中的第三條。
1959年古巴革命后，美國政府對古巴採取敵視政策。1961年，美古斷交。次年，美國對古巴實施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2015年7月，兩國正式恢復外交關係，但美國並沒有全面解除對古巴的封鎖。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美國再次收緊對古巴政策。
川普政府霸凌古巴升級2019/3/6
（原標題）特朗普政府制裁古巴升級2019/3/6
美國之音
特朗普政府宣佈，將允許美國公民對數十家與軍事和情報服務有關的古巴公司提出訴訟。
此舉象徵性地加大了美國對古巴的壓力，因為這些古巴企業和政府機構已經受到美國特別制裁。
路透社援引古巴外長佈魯諾·羅德里格斯的話說，他“強烈反對”美國對古巴公司採取行動。
在哈瓦那街頭，更多的人反對特朗普政府的行動。
古巴學生薩雷岡薩雷斯說：“這是一項非常嚴厲的措施，將在經濟和旅遊方面對古巴產生重大影響。”
分析人士說，特朗普政府的這一舉動可能是對古巴支持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報復。美國正試圖向馬杜羅施壓，要求他下台。
美國承認反對派領導人胡安·瓜伊多為委內瑞拉臨時總統自從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與這個冷戰宿敵恢復關係以來，一些美國公司開始在古巴投資。
然而，在特朗普總統任內，兩國關係再度降溫。
羅鈞禧：古巴修憲公投，一夜醒來就是市場社會主義了嗎？2019/2/26
新憲法為古巴改革創造了基礎，無疑是社會制度改革上的重大躍進，但古巴經濟將仍然受控制及保持高度集中規劃。
走入古巴夏灣拿（Havana，哈瓦那），就恍如走進了時光隧道，好像時光一下子倒流了半個世紀。馬路上都是四五十年代的老爺車，而建築物都保留著舊日色彩。1959 年，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領導的古巴革命，成功推翻了親美的獨裁者巴蒂斯塔。不久後，在美蘇冷戰、古巴導彈危機陰霾下，古巴被西方國家封鎖，逾半個世紀轉眼過去，直至美國和古巴於2014年12月恢復外交關係，古巴才慢慢重新與西方國家建立了聯繫。
今年剛好是古巴革命勝利60週年，古巴到處掛滿了慶祝標語，但民眾最近眾焦的討論話題，卻是週日（24日）舉行的修憲公投。修訂憲法的公開理由，是將古巴2011年和2016年的經濟改革措施付諸條文，為現階段實行的前蘇聯時代憲法添入現代市場經濟元素，讓新憲法成為古巴向市場社會主義過渡的藍圖。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兩年前說過，古巴通過現行的1976年憲法時，正堅持蘇聯中央計劃經濟模式，但隨著時間過去，當時適應這套體制的歷史、社會和經濟環境早已改變。
這次修憲可以追溯到2011年的古巴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雖然那次大會的焦點落在人事交接上，即正式由勞爾接任卡斯特羅為古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亦即最高領導人），但其實大會亦批准了一份名為「指導原則」（los lineamientos）的文件。這是一份詳細的政策藍圖，計劃向市場開放某些經濟領域。2016年，古共第七屆代表大會通過一份「概念化」文件（la conceptualización），作為經濟改革的理論綱要，強調社會財產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用，為這次修憲提供了理論框架。
2017年6月，古巴的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National Assembly of People’s Power，或稱「國民議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編寫新憲法的初稿。古共中央委員會於2018年6月審議了提案草稿，然後於7月將其提交國民議會批准。在這次公投前，古巴民眾有三個月的諮詢期，政府在全國舉行了超過11萬個諮詢會，收集了超過65萬個意見。在接納這些意見及進一步修訂文本後，國民大會已於上月通過憲法草稿，在公投通過後，新憲法就會生效。
2016年11月26日，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去世後的第二天，一名婦女在夏灣拿街頭抽著雪茄讀報。2016年11月26日，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去世後的第二天，一名婦女在夏灣拿街頭抽著雪茄讀報。攝：Yamil Lage/AFP via Getty Images
百年修憲五次，確立社會主義信條
過去百年，古巴其實曾經有多部憲法，包括1901年、1934年和1940年三部、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後頒布的第一部社會主義時代憲法，以及1976年頒布的現行憲法。不難想像，前三部憲法與社會主義時代兩部憲法的基本原則有所不同。例如，1901年憲法受到美國憲法所啟發，強調分權制衡，但總統被賦予一些額外權力；1901年憲法的另一個著名之處，就是美國迫使古巴在憲法內寫入《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授權美國軍事干預古巴提供法律基礎，變相殖民古巴；在1934年憲法實行了短短一年就被廢除；1940年憲法轉向了半議會制（semi-parliamentary system），設立了總理（Prime Minister）一職領導「部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也強調憲政主義的社會性，與拉丁美洲社會憲政主義的浪潮一致，被認為是比較自由（liberal）和有進步性（progressive）的一部憲法。但這段時期的國民議會極度分化，1940年至1959年期間，古巴共有15位總理——最「短命」的一位，才當了六天總理。
然而，隨著古巴革命和社會主義政權上台，古巴的憲政秩序被完全顛覆，而這正在1959年憲法反映出來：政治權力集中在行政部門，以確保社會變革得以「由上而下」貫徹落實。立法的權力，由國民議會轉交到了部長會議；由於部長都是由總統任命的，所以這實際上加強了總統的權力。卡斯特羅當時兼任總理和共產黨第一書記，負責執行這些職能，其權力基本上是不受約束的。不過當時支持者認為，古巴需要建立「無產階級的支配」從而過渡至社會主義，以及抵制外部威脅。
1976年憲法是古巴現行的憲法，於1976年2月經公投通過，「總理」一職改名為「部長會議主席」（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這部憲法是美洲國家第一個明確堅持社會主義信條的憲法，其第一條即指古巴是「社會主義工人國家」。憲法還宣稱受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思想所指導。對於國家經濟，憲法指要以社會主義原則實施計劃經濟，大部分生產要素由國家控制，並且大部分勞動力為國家所僱傭。
美國和古巴於2014年12月恢復外交關係，古巴才慢慢重新與西方國家建立了聯繫。圖為古巴夏灣拿。美國和古巴於2014年12月恢復外交關係，古巴才慢慢重新與西方國家建立了聯繫。圖
不要均貧，修憲為了經濟新增長點
一般而言，各國不會輕易修改憲法——古巴也不例外。兩年多前卡斯特羅逝世，外界一直期待古巴出現突變。但其實古巴一直在變，修憲公投正是這個漫長政治變革過程的一部分。而要理解為何古巴求變，就要先了解古巴過去半世紀的經濟興衰。
「公平」（equity）是古巴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核心要素。在古巴革命初期，這議題本來無可爭議。在冷戰時期，蘇聯牽頭與各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古巴作為其中一員，有相對龐大的出口市場，也得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便宜的能源和製成品。因此，即使在西方關係被切斷的情況下，古巴經濟仍能實現增長。
然而，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COMECON 在一夜之間停止運作，古巴經濟突然陷入嚴重衰退，進入了所謂「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Special Period in Times of Peace，國民生產總值從1989年到1993年銳減了超過三分之一，糧食和燃料普遍短缺。古巴的經濟戰略不得不改變，要自給自足才能繼續走下去。
為應對短期和中期危機，古巴採取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包括快速擴張旅遊業、發展生物技術產業、出口人力資源（主要是醫生和護士），以及改革農業部門。古巴在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並不俗，直至2008年，古巴的經濟增長都處於西半球的前列位置，亦遠高於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
但自從2008-09年的環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古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都保持在略低於2%水平；鑑於古巴的統計數據並不可靠，哈佛大學教授 Jorge Dominguez 甚至認為實際數字應該是接近零。自從上世紀「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經濟蕭條之後，古巴還沒有完全復元過來。到了2015年，古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大致回復到1985年水平。2000年，委內瑞拉和古巴簽署協議，承諾每天向古巴提供11萬多桶石油，以換取數千名古巴醫生到委內瑞拉工作。但由於委內瑞拉過去幾年的政治亂局，石油運輸量到了2016年已經下降到每天約42000桶，進一步加深古巴的經濟困境。如果沒有新的經濟增長，古巴社會主義的「公平」達到的不是「均富」，而是「均貧」。
新憲法部分放開對私營經濟的限制
因此，本次修憲最大的影響是在經濟層面。雖然自1992年以來，私營企業能夠以「自僱」形式在古巴獲取營業執照，但其法律基礎其實並不清楚。除了小農戶擁有的土地，古巴現行憲法沒有明確保護私有財產，也禁止私營企業僱用受薪勞工。就算古巴每年得到的約20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理論上都是違憲的。
新憲法重申了國營企業是整體經濟的支柱，但將為私營企業及私有財產提供法律基礎，將私營企業和私人就業合法化。此外，新憲法也禁止政府徵收私有財產（除公共目的外），及保護外國直接投資。雖然新憲法列明古巴將繼續計劃經濟，但就省去了1976年憲法「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變相承認這個烏托邦式的目標並不可行。
與此同時，古巴去年7月宣佈新的私營企業規定，將現有201個私營經濟活動項目整合為123個，同時擴大部分項目經營範圍。但新規定有不少條文，限制私營經濟活動的發展。例如，在新規定下，接載遊客的的士必須通過國家旅遊代理經營；私營企業不能為外國人工作，這對不少古巴人（特別是不少編程員）來說，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雖然古巴政府後來放寬了部分規定，包括決定不對約60萬自營職業者（cuentapropistas）實行「一人一證」要求，即每人只能擁有一項私營活動的經營許可證。私營企業仍需要將資金存放在國營銀行以防逃稅，但比例就由80%降至65%。私營餐廳、酒吧和咖啡廳內座位不能超過50個的規定亦被取消。
新規定的不少內容，讓人感覺古巴政府不希望私營部門蓬勃發展，並通過各種法規限制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競爭的能力。美國大學教授 William LeoGrande 就認為，古巴政府一方面希望國家能夠從私營企業獲得更多稅收，但另一方面也限制個體業務的增長，以防止財富的積累。
古巴夏灣拿的國家酒店。古巴夏灣拿的國家酒店。攝：Joe Raedle/Getty Images
新憲法改變政治架構
此外，對於這次修憲，外界也關注古巴國家權力架構將如何重組。新憲法繼續強調共產黨的作用，也未有改變原有以古巴共產黨為全國主導力量這一基本原則；總統將會是國家元首，而「部長會議主席」一職將重新正名為「總理」，回復到1976年之前的稱呼。新憲法亦規定了總統年齡和任期限制，包括總統就職前的年齡必須低於六十歲；總統任期為五年，只可連任一次。總統將由國民議會選出，而總理將則由總統提名，任期五年，並由國民議會批准。
由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角色將會分拆，總統不再領導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和部長會議。總理作為政府及內閣（即部長會議）首長，負責與各省省長處理國家政策的日常管理；總統則將負責戰略發展和國家的總體方向。總的而言，新憲法希望將長期戰略及政策制定的工作，與落實執行的工作分開。這些改革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特別是將日常的政府工作由總統交給總理處理。而省長亦有更多權力，有助以促進地方之間的競爭與發展。
另外，國民議會主席同時兼任國務委員會首長，領導古巴國內最高級別的立法機關。一般情況下，國民議會每年只舉行兩次會議，而國務委員會則扮演「常務委員會」的角色，負責處理國家日常的立法職能。
在新憲法通過後，古巴應該很快就會有一個新政府。由於總統的地位被削弱，去年才接任勞爾成為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的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iaz-Canel）會如何自處，勞爾又會否提早向卡內爾交出第一書記之位，值得外界關注。
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古巴仍面臨的問題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古巴過去半世紀大力投資教育和醫療，本身已經有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平價」勞動力。過去古巴的基礎設施非常落後，甚至到了去年12才終於推出3G上網服務。這些勞動力和基礎設施，能為古巴經濟帶來不少增長潛力。如果古巴願意開放市場及實行市場改革，外國投資者無疑將願意大力投資。
然而，正如有批評聲音指出，古巴的根本政治經濟體制從來沒有被認真討論過——承認私有財產的新憲法和限制私有財產的新法規，代表了古巴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妥協。他們認識到私營部門為經濟發展所需，但有些人又擔心它們會加劇不平等，甚至威脅社會主義。這種矛盾本質上是不穩定的。
新憲法為古巴改革創造了基礎，無疑是社會制度改革上的重大躍進，但古巴經濟將仍然受控制及保持高度集中規劃。加上特朗普上任後恢復對古巴的旅遊與經濟限制，古巴的經濟市場化改革仍困難重重。古巴要走一條「古巴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甚至要向市場經濟全面過渡，仍然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羅鈞禧，曾任哈佛大學經濟學系及甘迺迪政府學院講師，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及拉美政治等）
馬拉度納認了 古巴有3非婚生子2019-03-09
聯合報 記者莊蕙嘉╱即時報導
已退休的阿根廷足球明星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8日透過律師承認，在古巴有3名非婚生子女，是他分別和兩名女子所生，這3名子女將可冠上他的姓氏。
58歲的馬拉度納將前往古巴做親子關係鑑定，並辦理認養3人的手續。他曾於2000年至2005年在古巴治療古柯鹼毒癮，可能是這段期間與當地女子交往所生。
馬拉度納有過一段婚姻，2003年和結褵20年的妻子克勞蒂亞•維拉費內（Claudia Villafañe）離婚，兩人育有2個女兒。
原本他堅決否認有私生子女，但在女方出面打官司後，馬拉度納陸續承認現年32歲的小馬拉度納和22歲的哈娜是他的孩子，其中小馬拉度納是他在義大利拿坡里踢球時，與一名義大利女子外遇所生。
另外，馬拉度納的女友2013年也為他生下兒子迪亞哥•費南度，因此他的小孩共有8人。
古巴20歲小將跳出8米92 轟開9米大關還遠嗎？2019-03-11
日期:3月11日，有來自古巴的推特發文表示，古巴20歲小將埃切瓦利亞在其國內進行的一場室外跳高比賽里，跳出8米92的驚人成績，多家歐美媒體跟進確認，法國「隊報「也很快給予確認，並做了一篇報導。不過和去年埃切瓦利亞在斯德哥爾摩跳出8米83一樣，這次8米92的取得，同樣也在超風速前提下，而且風速達到了順風每秒3米3。
去年室內世錦賽冠軍埃切瓦利亞，今年開場也比的是室內賽，但戰績普通，最好成績達到8米21，不過考慮到埃切瓦利亞個人室內最佳戰績也就8米46，今年室內開局還算正常。這次比賽是在哈瓦那當地時間周日進行，賽事被命名為古巴杯。該賽事是埃切瓦利亞今年第一場室外賽，結果埃切瓦利亞就跳出了8米92的超高水準成績。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暫時沒看到關於這場比賽的太詳細報導。讓人驚奇的是，埃切瓦利亞比賽中第一跳就達到這成績，而後他右腳感到不舒服，就沒有再比下去。雖然超風速成績不能認定為紀錄成績，但奪冠無疑，99年出生的古巴另一小將馬索以8米16獲得亞軍。
埃切瓦利亞在常規風速下跳出的最好成績是去年創造的8米68，排名2018年年度第一，這個成績在常規風速下歷史總排名20名左右。8米92雖然超風速，但在超風速和不被認可世界排名系統里，可以達到歷史第四位，前四位分別是美國選手鮑威爾在1992年跳出的8米99（風速每秒4米4），古巴選手佩德羅索在1995年跳出的8米96（風速儀被人阻擋），鮑威爾在1994年跳出的8米95（風速每秒3米9），這三場著名的超風速之跳，全部都是在義大利的塞斯特列雷創造。接下來就是埃切瓦利亞這次的8米92。即使計算全風速成績，8米92也能排名歷史第五，因為也就多了鮑威爾的正式世界紀錄8米95這一跳。
不管有沒有風，在20歲零四個月左右，就能跳到8米92，當今男子跳高界，埃切瓦利亞毫無疑問是頭號天才。他隨時有可能代表地球人類，在跳遠項目上轟開9米大關。
古巴批評美國以「聲波攻擊」為藉口破壞兩國關係2019-03-15
新華社哈瓦那3月14日電（記者朱婉君）古巴外交部美國事務處主任費爾南德斯·德·科西奧14日說，美國所謂的「聲波攻擊」沒有任何證據，美國正以此為藉口破壞古美兩國關係。
美國務院稱，2016年底至2017年8月，至少有24名美駐古大使館員工出現聽力受損、頭暈頭痛、疲勞及睡眠困難等癥狀。美方認為這些人員遭到「聲波攻擊」。古巴政府對此一直予以否認。
費爾南德斯·德·科西奧在14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美國在沒有任何科學證據的情況下始終使用「攻擊」一詞來表述美駐古外交人員遭遇健康問題的有關事件，美國部分政客和政府官員在操縱該話題，試圖將其作為藉口破壞兩國關係。
他說，「我們不懷疑有（外交）人員生病，但我們否認這些疾病和癥狀由在古巴受到的『攻擊』所造成」。古方「極其嚴肅」地對待這一事關國家安全的問題，並保障在古外交人員健康與安全。
在新聞發佈會現場，多名古巴調查人員以數據、圖片等信息展示美國、加拿大駐古外交人員的病症與所謂的「聲波攻擊」無關。 2014年年末，古美兩國啟動關係正常化進程。2015年7月，兩國正式恢復外交關係。但自特朗普2017年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政府宣布收緊對古政策，隨後以所謂美駐古外交人員遭到「聲波攻擊」為藉口，驅逐在美古巴外交官並撤回六成美駐古外交人員。古巴政府多次否認美方指控，譴責美國行為導致古美關係出現倒退，並表示願在平等條件下與美國開展對話。
開放網路服務 社群媒體竄紅2019-03-16
經濟日報 洪啟原
古巴去年12月開放民眾使用手機網路服務後，快速迎來細微卻可明顯感受的變化。古巴人開始在網路上挑戰政府官員，或上網張貼骯髒的學校廁所照片，讓這個全球網路連結最不發達的國家進入數位時代。
據統計，開放網路服務的前40天，有180萬人購買3G行動數據方案；數據顯示，約640萬民眾開始使用網路和社群媒體。古巴總統狄亞士-卡奈重申網路的重要性，表示古巴當局正致力在網站和平台提供服務。
實探古巴：停留在“計划體制”下的社會主義海島 2019/3/15
導語 委內瑞拉大震蕩掀起的颶風，不僅喚起人們對于左翼政黨、顏色革命的警惕，也讓很多人開始反問：委內瑞拉特色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破產，是否某种程度上暗合著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某种宿命？ 同樣為社會主義國家，過去一年，古巴先后在政治制度、經濟关系、所有制以及人身自由等方面動作頻繁，而且通過修憲設定國家領導人任期制，更讓外界不由感嘆：難道這個國家真的要變了？為解開古巴改革的謎团，本刊記者專訪了去年率团實地走訪調研古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以下為訪談實錄第一與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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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2018年秋天你帶著团隊去古巴訪問和交流，当時古巴新領導人上台，同時古巴憲法也著手重新修訂，新一輪改革正在進行之中。能否先概括地談談古巴之行的印象和感受？
房寧：古巴對我們50后這一代人有一种吸引力，應当說我們有一种古巴情結。 記得当年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曲《鴿子》，歌詞大意是“当我離開我可愛的故鄉哈瓦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三年自然災害”鬧饑荒的時候，許多人吃過古巴糖。古巴的英雄人物更不必多說，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他們历經千難万險，“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這些人在我們這代人心目中是永遠的英雄。
我上中學的時候，讀過一本傳記《切·格瓦拉》，印象特别深刻。這本書展現了格瓦拉燦爛而暫短的人生。在我去農村插隊的時候，雖然当時已經沒有太多的強制性，但我還是去了，心里想既然不能跟著格瓦拉去打游擊，那就跟著毛主席干革命，去改天換地。 我們這一代当中的不少人有著深深的古巴情結，認為古巴是一個革命的傳奇，一個抗暴的傳奇。
我是第一次到訪古巴。畢竟今天的我已經不是五十年前的那個少年，而是一個政治學者，擁有專業工作者的眼光和游历考察多國的經驗。尤其是在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基礎上，我對古巴肯定有著不同于普通游客或新聞記者的感受和認知。在古巴，我們接觸不少当地的同行和不同行業、不同職業的人們，通過他們，我們對古巴有了更多的了解，時間雖然不長，但收获不少。
多維：有哪些具體的感受呢？
房寧：總的觀感是有些出乎意料。古巴人口近千万，幅員近11万平方公里，是加勒比海上一個美麗的海島。拿北京比，面積大約是北京的八倍，人口不到北京常住人口的二分之一。從古巴的幅員、人口資源、自然條件等方面看可謂得天獨厚。古巴島地勢平坦，土壤肥沃，陽光普照，雨露滋潤，是一個自然條件非常好、非常富庶的地方。但現實中，古巴十分落后，困難重重，人民生活艱辛。多數普通群眾，尤其是城市居民，仍然處于溫飽水平。這里需要特别提到，由于優越的自然條件，古巴農村人的生活條件要比城市人好。這與中國不同。 古巴是一個沒有實現工業化的城市化國家，這是古巴最為特殊的地方。古巴的基本國情有兩個75%。一是城市居民占總人口的75%，二是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占比75%。如此之高的城市化率，第二產業不足10%。古巴的工業極其落后。
据当地人講，古巴是一個几乎沒有工厂的國度。 古巴几乎所有的工業品都需要進口，比如玻璃、水泥、鋼材等，統統不能生產。不要說汽車，連汽車配件都生產不了。最令我吃驚的是古巴制糖業，雖然粗糖產量占世界總產量10%，但生產不了高質量的白砂糖。古巴的經濟支柱主要是旅游、貿易、服務。 從古巴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看，大多居民要靠計划供應體制維持生活，生活水平在溫飽线上，但少數人生活得非常好。古巴是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 從城市面貌上看，在我訪問過的國家中，古巴與印度最為相像，城市面貌、基礎設施十分破舊。特别提一下古巴街道上的“老爺車”非常特别。哈瓦那街上跑著許多很古老的汽車，而且是“万國牌”，比如苏聯、東歐、中國的車都有，只是十分老舊。革命前的美國轎車現在拿出來修一修当觀光車，跑在大街上很别致，像好萊塢老電影中的鏡頭。古巴的公交車基本上是中國的宇通，也是非常老舊。
古巴的道路，除了哈瓦那老城區市中心是世界文化遺產而建得比較好之外，其他道路的路況很差，古巴內地几乎去不了，交通完全沒有保障。 当然，古巴與印度還是有區别的，就是古巴有基本的社會保障，與中國計划經濟時代一樣，城市居民憑本供應基本生活用品。具體來說，現在哈瓦那居民每人憑證供應煤氣、大米、芸豆、食用油、白糖、紅糖、鹽、掛面、咖啡、火柴、雞肉、雞蛋等十二項生活必需品。農村居民自給自足，生活相對好些。古巴人特别愛吃豬肉，但豬肉非常貴，豬肉和牛肉都不在計划供應之中，牛奶也只計划供應給兩歲以下兒童。肉類只有雞肉，每人每月供應一塊，或者是一只雞腿，或者是一塊雞胸脯，雞蛋每人每月5個。供應最為充足的是糖，每人每月14公斤，基本上吃不完。 總的來說，古巴城市居民的供應水平非常低，而且近些年越來越低。
但古巴現在自由經濟部分十分活躍，類似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的“自由市場”，能買到充足的商品，只是價格奇高，同類商品，比如雞蛋售價是計划供應的大約30倍，普通人買不起。 提到價格，古巴實行的是價格雙軌制，貨幣雙幣制，這是古巴經濟的另一大特點。 古巴的貨幣叫比索（peso），普通貨幣，当地人稱為“土比索”，即CUP。古巴國有企事業單位和城市工薪階層掙的是土比索，這些人薪資每月500至1,200土比索，部級干部能拿到1,200土比索。簡單兌換的話，25土比索能兌換約1美元左右，如果1美元折合人民幣7元錢，500土比索大概是150至2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古巴體制內工薪階層月收入折合人民幣最多不到500元錢。
古巴流通的另一种貨幣是所謂的“紅比索”，即CUC。這种貨幣是外汇兌換的，歐元1∶1兌換紅比索，美元汇率1.2∶1。這种貨幣理論上講是外汇券，但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外汇券不同。中國当年外汇券只能在指定的外汇商店使用，而紅比索在市場上自由流通。紅比索與土比索兌換率是1∶24。 当今的古巴社會可以分為兩大階層，掙土比索的“土比階層”和掙紅比索的“紅比階層”。計划體制內的居民是“土比族”，生活水平很低。而“紅比族”收入很高，衣食無憂，他們的起步收入大約每月在500紅比索以上。根据我們觀察和測算，古巴的“土比”、“紅比”兩大階層收入差距保守估計至少也要在20倍以上。 古巴現在居然也有自己的淘寶網，当地華人稱之為“土淘寶”，能夠網購到任何消費品，也能送到家。
古巴有錢人的家中配備的是全套美國、日本家用電器。 根据我們的經驗，在外就餐是一個國家貧富差距比較直觀的觀察點。在哈瓦那的餐廳里吃飯是很貴的。在美國紐約普通一餐每人大約10美元至15美元就差不多了，而在哈瓦那則要花20個至25個紅比索，這相当于“土比族”一個月的工資收入了。
多維：掙索的古巴人比例大概是多少？ 房寧：這個問題還待研究。据我們拉美所的同事講，應該不少于20%。关于這一點從貧富居民居住區可以得到一些佐證。哈瓦那的貧富居住區的划分已經十分明顯，居住在富裕階層住宅區的居民大約占市民的五分之一以上。
多維：“紅比族”主要從事什么行業？ 房寧：哈瓦那的“紅比族”主要從事貿易、服務、旅游行業。可以這么說，在古巴如果想過好日子，就要與外國人打交道，最好還有個在美國的闊親戚，那樣就可以把美元寄回家。這與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通過個體經商，依靠工業、制造業富裕起來的方式不一樣，因為古巴沒有工業。
在古巴，服務生是熱門行業，他們拿到的小費收入比教授工資都多。拿旅館的清潔工來說，每收拾涉外賓館的一個房間一般可以得到1美元小費。即便如此，古巴的服務生也是非常高興的。具體算一下，一個服務生假如一天收拾5個房間，就能有5美元小費收入。 古巴的就業特點是全民充分就業，個人不充分就業，即一崗多人。古巴大多數就業崗位都是一崗多人，一般至少是兩人。如果這樣算下來，古巴涉外賓館的清潔工一周上三天班，一個月工作10天左右。這樣算下來，涉外賓館清潔工每月大概能有50美元的小費收入，約折合1，250土比索，這几乎相当于古巴部長級干部的一月工資收入啊！這讓我們想起中國八十年代的民諺“開顱的不如剃頭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当然能夠有這類肥差的人肯定有一定的背景。 多維：這有點像朝鮮。在朝鮮，有涉外賓館這樣的工作機會，都是非常吃香的。
房寧：是的。在中古論坛上與古巴同行交流時，我說，“中國目前依然面臨著嚴峻的腐敗問題”，他們笑了。我問他們“難道這片革命的淨土之上也有腐敗嗎？！”他們笑的更厲害了。
深度解讀：社會主義古巴的黨政權力之變2019/3/15
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9-03-14/60123480.html
多維：2018年7月，古巴開始新一輪改革，政治層面，試圖通過修憲，確定領導人任期制為兩個任期，一共十年。對于古巴此次的改革大動作，你如何評價？
房寧：古巴正在進行改革，但在古巴國內，叫“更新”。“改革”這個詞在古巴還不是褒義詞，是負面的。当年古巴批評中國、東歐的改革，說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所以古巴現在用“更新”。但實際的含義就是改革，要改變古巴的政治經濟制度嘛。 首先，古巴在政治權力交接層面上的變革還算比較成功。古巴第一代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掌握政權長達50多年，在古共八大上順利完成交接。菲德爾·卡斯特羅已經去世，他弟弟勞爾·卡斯特羅（Raul Castro）如今也退居二线，如今由革命之后成長起來的人，即以國務委員會主席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為代表的新一代領導人順利和平地實現了權力交接，這對于古巴意義重大，也是政治文明的表現。
其次，古巴在政治體制層面上也做了改革，尽管在中國看來，古巴的改革力度不大，但對古巴來說，已經是很大的突破了。具體來說有兩點。
- 權力適当分散。這是最重要的。 在古巴之前的體制里，國家最高權力機关是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國務委員會為其常設機構。該機構與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差異是，它不僅負責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工作，更重要的它是古巴最高決策機構。以前國務委員會負責人先后由卡斯特羅兄弟擔任。在菲德爾·卡斯特羅時代，他一人兼任古共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部長會議主席、軍隊最高統帥等四個最重要的職務。如今的變革在于，將國務委員會變為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常務機構，類似于中國的人大常委會。部長會議主席更名為總理。這樣一個改變就使部長會議主席（或總理）與國務委員會主席分開了，有一點“黨政分工”的味道。可以說，此前古巴的立法機構、行政機構、黨、軍隊的大權歸于一人掌握的情況被逐步改變了。
- 古巴將開始實行任期制，此變革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也是非常重要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一個十分重大也是具有很高風險的問題就是政治交接，學術化一點說就是政治繼承。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繼承制度化水平低，政治繼承不規范、不穩定，偶然性大。這樣造成新的領導人權力基礎薄弱，缺乏權威性，往往會進一步導致政策偏差，甚至政權的不穩定。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苏聯的第一次政治交接——列寧與斯大林的交接，就導致了苏共黨內殘酷的斗爭和血腥的清洗。此后也問題不斷，弊端叢生。最后苏聯解體也是與政治繼承有关。而任期制是制度化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繼承問題的一個重要基礎。 總的來說，古巴此次改革在政治體制上邁出了步伐。從改革措施來看，古巴此次改革強調政府作用，即行政權的作用。一般來說，行政機構更多需要面對現實問題。按照中國的經驗，改革會讓政府更加務實。
從長遠看，此次古巴政治體制改革也為今后的改革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組織層面三重意義上的准備，核心要義在于用制度化的方法重新配置權力。以前的制度下權力集中在個别人手中。權力集中于個人，權力運行就有可能受到個人偏好影響。鄧小平甚至說可能會因個人注意力的變化而影響權力運行。那樣的話，政權就缺乏可預期的政策和行為，而運行良好的社會不能缺少預期，不能總是根据領導的意志而變化。那樣的話，社會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無從談起。 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都會強調法治。在社會主義國家，強調法治的根本意義在于，在政治與經濟、政權和人民之間提供一种可預期的关系，建立一种契約。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社會積極性才有可能被調動起來。因此，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實質性含義和重要性之所在。法治在國家與人民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形成一种制約关系，政權藉此給人民一個信號、一种規則，讓人民產生正面和積極的預期，人民才能努力工作、投資置業。 如今古巴也意識到這個問題，雖然僅僅是開始，但已經邁出了一大步。
多維：以上都是從規則層面來談古巴改革，在具體政策層面又是如何呢？
房寧：這也是我接下來要說的。第一，古巴允許私營個體經濟，這猶如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情形，令人想到当年浙江義烏的“四允許”（編者注：四允許是指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
中國当年打破了此前禁忌。首先，農民可以把家中自產的剩余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而在過去只能交給供銷社。比如自己家的雞蛋必须交給供銷社，然后再買回去。
其次，開始允許農民經商，意思是不僅可以拿自家的東西去賣，還可以去販運。這种行為此前叫投機倒把，絕對不允許。 我在浙江調研期間了解到一件有趣的事，当年各地有一個名頭很響的機構叫“打辦”，即“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那時中國中央政府有工商總局，但地方沒有。如今地方工商局的前身就是這些“打辦”。浙江的打辦在各地設點，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台州臨海的打辦。在八十年代初剛剛開放一點的時候，允許浙江溫州、台州的商人到椒江、黃岩等地販運賣貨，但不能過臨海。因為設在臨海的“打辦”會查，也不允許到寧波搞貿易。
如今古巴也一樣，可以做生意，開餐館，但目前僅允許個人辦個體戶，而非辦工厂。現在古巴著手修改憲法，似乎對私人以及外國人投資辦企業有所開放。但從憲法到法律，從法律到政策，從政策到實際，要走的路還長著呢！
還有一個細節，現在古巴人出國和当年中國人出國一樣，可以帶回國几個“大件”。現在“開口”雖小，但已經有人組織這樣的販運了，即出現了“提包族”。這种行為古巴政府是知道的，但默認允許了。這就是古巴“土淘寶網”的來历。
- 古巴價格實行雙軌制。古巴社會一直是計划配給經濟，他們以戶為單位，按照個人計算，家家戶戶都有一個被稱為“食品類供應證”的本子。中國之前也如此，最复雜的時候有糧食本、副食本等多种憑證。古巴居民供應證基本上保證了每個人能吃上飯，計划供應價格非常便宜，每人每月只需要10至15個土比索就能把供應證內的東西買齊，当然其中不包括肉、蛋、奶。肉、蛋、奶在自由市場或稱“紅比索市場”上供應十分丰富，只是普通人買得起買不起的問題。
順便說一下，我在哈瓦那街面上居然看到小型美式超市CVS pharmacy的連鎖店，可見古巴的“紅比族”的購買力！ 多維：去里面買東西的人多嗎？ 房寧：有很多。人們不用為開店的人操心，沒有顧客肯定就关門了。Pharmacy以賣藥品、日用品為主，也有少部分食品、飲料，與以食品為主的7-11（Seven-eleven）小超市不一樣。 總的來說，古巴是一個擁有兩种價格、兩种貨幣和兩個市場的國家。一种是供銷社為代表的國有商店，另一种是新出現的商店，包括pharmacy和supermarket，也包括個體戶的商店。在國有商店使用土比索，在各种新出現的商店使用紅比索。当然紅比索也能在國營市場使用。 正是因為存在兩种價格、兩种貨幣和兩個市場，古巴逐漸形成了兩大階層，我稱之為“土比族”和“紅比族”。在國有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工薪階層，他們主要使用土比索，而從事個體經營及對外經營的新階層，他們主要使用紅比索。 .
「中華曲藝海外行」亮相古巴2019/3/16
新華社哈瓦那3月16日電（記者朱婉君）「中華曲藝海外行」文化演出16日亮相古巴哈瓦那大學巴羅納劇場，為300餘名華僑華人和古巴民眾帶來一場中國曲藝文化盛宴。
中國藝術家帶來相聲《小紅帽》、二人轉《小拜年》、歌曲《我和我的祖國》等節目。哈瓦那大學孔子學院學生奉上《大手拉小手》《康定情歌》《說唱臉譜》等中國元素十足的歌舞表演。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相聲表演藝術家姜昆與搭檔戴志誠結合此次拉美之行有趣經歷的表演將現場氣氛推至高潮。
「中華曲藝海外行」是中國曲藝家協會2015年啟動的重點海外文化交流項目，旨在通過向海外觀眾推介中國最接地氣的傳統藝術，促進海外民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增強海外華僑華人的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
此次「中華曲藝海外行」藝術團此前已訪問墨西哥，古巴之行后將於17日前往阿根廷。
古巴政府抗議美國縮短對古旅遊簽證有效期2019/3/16
新華社哈瓦那3月16日電（記者朱婉君）古巴外交部16日發表聲明，拒絕接受美國將對古巴公民發放的旅遊簽證有效期從「5年內多次入境」縮減到「3個月內單次入境」的決定，認為美此舉對赴美古巴公民「構成了一個附加障礙」。
美國駐古巴使館網站15日發佈消息稱，從本月18日起，美國將對古巴公民申請的包括旅遊、探親、醫療等目的在內的B2簽證（即旅遊簽證）有效期從「5年內多次入境」修改為「3個月內單次入境」，以便在簽證費和簽證有效期上與古對美相關政策「對等」。目前，美國人赴古巴旅遊是持單次入境簽證，每次可在古最多停留3個月，簽證費用為50美元；而古巴人赴美國旅遊則持60個月內多次入境簽證，辦理費用為160美元。
古巴外交部發表聲明說，美國所稱的「對等」說法並不合理。事實上，目前赴古旅遊的美國公民只需付款即可獲得簽證。而自特朗普2017年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美政府宣布收緊對古政策，隨後撤回六成美駐古巴外交人員，並停辦幾乎所有簽證服務，因此赴美旅遊的古巴公民只能前往墨西哥、蓋亞那等附近國家辦理簽證，為此旅途成本增加，並常有被拒簽風險。
聲明說，如果美國確實想實施對等政策，就應立即重啟在古領事服務，為古巴公民辦理相關簽證。
2014年年末，古美兩國啟動關係正常化進程。2015年7月，兩國正式恢復外交關係。2017年9月，美國宣布使館無限期暫停辦理古巴公民赴美簽證業務，僅處理在古巴的美國公民緊急事務。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lms-Burton
https://progresoweekly.us/the-european-union-the-united-states-and-helms-burton/
By Jesús Arboleya Last updated Mar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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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ANA –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e possibility of activating Chapter III of the Helms-Burton law, European Union leaders immediately reminded the U.S. that such a move would violate the existing agreement on that matter.
It is why I find it worthwhile to clarify what this agreement consists of and what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violation might b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n March 12, 1996,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igned the Helms-Burton Act, which led to the immediate condemnation of it by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other traditional U.S. allies, such as Canada and Mexico.
As early as October of that year, the EU established a rule to act against it and many of its member countries approved “antidote laws” to deal with it.
There was also the plan hatche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dispute that might generate collateral damage to the framework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that was under construction at the time. The following year the EU then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this law befor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the middle of the conflict the Spanish government of José María Aznar, who sought to strengthen his relations with the U.S. without affecting his position in the EU, found itself trapped. It was then that the so-called “common position” originated. It was then that the EU, in line with the stand taken by the United States, set political conditions on Cuba for its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The common position existed until December 2016, when Cuba and the EU established new guidelines for their relations. Although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common position never included the acceptance of the Helms-Burton law.
The EU withdrew its lawsuit against the WTO in 1997 based on a commitment by the U.S. of not applying Chapter III. This chapter in the law created the possibility of U.S. citizens (including after the fact nationalized Cubans) suing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did business in Cuba with properties nationalized in Cuba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evolution, in U.S. courts.
The EU initially reacted by stating that the Chapter III moratorium was not enough — which was not wrong. In fact, the only thing that the moratorium avoids is that in the process American courts get involved, an unacceptable precedent for any country on earth due to its extraterritorial na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ot determinan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count on other resources to impose it, as has happened through the sanctions applied by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on European entities.
However, the interest in avoiding a conflict that could affect both parties, resulted in a consensus not exempt from conflicts, as expressed every year at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the EU vote against the economic blockade imposed by the U.S. against Cuba, and motivated primarily by the rejection to the existent Helms-Burton law.
Putting Chapter III into full force would entail reviving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adding them to the growing confli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us explaining why currently the only part of Chapter III authorized is against specific Cuban companies, which makes the eventual decisions of the parties virtually ineffective in the courts.
In any case, we cannot forget that we find ourselves in a different context to the one that existed in 1997.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eems to have less regard for European interests in it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as well as its positions on free trade have included the threat of withdrawal from the WTO.
What we’re seeing here is Donald Trump’s interest in winning Florida in 2020. In other words, we return to the original premise of exploi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old Cuban owners, even at the expense of the legitimate U.S. claimants, who historically have been enemies of the law, because its application further distances them from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countries in favor of their claims.
Beyond the fate of this dispute, a question lingers: What has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s a country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Helms-Burton Law over the last 22 years?
The answer could show us what really moves American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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